劉震云小說《吃瓜時代的兒女們》讀后感范文

　　第一范文網：《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這部小說寫了四個似乎八竿子打不著的故事，但“因果”落在最后3000字的正文里。下面請欣賞《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優秀讀后感。

　　01

　　《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這失望源自于三點：

　　一、它出自心性頗高的著名作家劉震云之手，如果是其他非著名作家，沒什么可失望的;

　　二、一部本有想法有追求的作品，最終變成了一部通俗小說，令人吃驚的90萬首印數讓我想起《讀者》《故事會》之類;

　　三、在強大的事實面前，小說家的虛構能力越來越捉襟見肘，讓人失望且擔心，擔心小說是否真的在衰落。

　　這三點失望背后隱藏著三個大的文學問題：一是一位水準之上的作家是什么原因導致他寫出水準之下的作品?二是一部有想法有追求的小說是如何滑向平庸通俗的?三是事實、經驗與虛構之間，是界限分明還是模糊不清?一個作家如何在強大的事實面前保持更強大的虛構能力?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簡單一些，原因是個人性的，寫作者創造力萎縮，藝術的自我要求降低，擋不住外界誘惑……均會導致作品水準下降。第二、三個問題是這個時代小說的普遍問題，答案有些復雜，值得深究。

　　02

　　劉震云的小說一貫好讀，《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也不例外。敘述行云流水，語言簡潔傳神，不茍言笑的“劉氏”幽默貫穿始終。故事的講述無可挑剔，該快則快，該慢則慢，插科打諢與偶爾冒犯，尺度把握適當。有人詢問我如何把握好小說的語言和敘述，我說您去讀劉震云，去琢磨他的語言和敘述，您會發現，他懂得敘述的橋墩要建多寬，語言的橋面如何鋪就，讀者借著他的敘述之橋，就進入到故事里邊去了。

　　在《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劉震云用他出色的敘事能力為我們講述了四個好讀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農村姑娘牛小麗借了10多萬元給弟弟買了個媳婦宋彩霞，五天后宋彩霞跑了。牛小麗拉著中間人去西部某省尋找宋彩霞。宋彩霞留的身份證地址是假的，尋不到，中間人也跑了，牛小麗陷入困境。要還錢就必須繼續尋找，她遇到“皮條客”蘇爽，蘇爽專門介紹處女給大人物，便說服牛小麗裝處女，牛小麗的“處女”給了一位大人物，掙回了10多萬元。大人物問牛小麗叫什么?牛小麗說自己叫宋彩霞。

　　第二個故事：副省長李安邦偶然間有了一個晉升省長的機會，在這千鈞一刻的當口，李安邦遇到了三件棘手的事情。這三件事不僅會斷送他的省長夢，還有可能讓他身敗名裂甚至進監獄：一是中央來的考察組組長是李安邦官場宿敵朱玉臣的同學，朱玉臣是否會乘機打壓?二是李安邦的兒子開車出了車禍，車上的“小姐”死亡，兒子活了，如何擺平此事?三是李安邦的妻子打著李安邦之名，大肆收受商人錢財，如何掩蓋?焦頭爛額之時，商人朋友引薦風水大師，大師診斷：犯“上紅”，須找一處女“破紅”，方可轉危為安。經安排，李安邦把一處女破了紅。一切安妥，李安邦去外省上任省長。那個處女女孩自稱宋彩霞，從始至終沒問李安邦是誰。

　　第三個故事：縣公路局局長楊開拓在親戚家喝喜酒，喝得很嗨就關了手機。就在手機關閉期間，縣里的彩虹三橋被炸塌了，死了二十多人。縣里公路橋梁歸公路局管，縣長找楊開拓，楊的手機關機，縣長找楊開拓的司機才找到了楊。楊開拓趕到事故現場時事故已經發生一小時了。楊開拓全力參與救援、到醫院慰問傷員，想挽回些面子，沒想到，互聯網瘋傳一張楊開拓在事故現場傻笑的照片，楊開拓一夜成名。網民又人肉搜索，發現楊開拓喜歡戴世界名表。楊開拓被“雙規”了，開始不交代問題，后來楊開拓的手機上來了那個叫蘇爽的皮條客的微信，告訴楊開拓：哥，有處女，速來。楊開拓崩潰了。

　　第四個故事：市環保局副局長馬忠誠陪家人到外地旅游，單位有事先回，在火車站附近的洗腳屋遭遇了釣魚執法，賠光了身上的錢后被放了。馬忠誠在候車時得知，為他服務的婦女叫康淑萍，是一個省原省長李安邦的老婆。

　　毫不相干的三個人——農村姑娘牛小麗、副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長楊開拓，因“處女”聯系到了一起，三人均被判刑，市環保局副局長馬忠誠因嫖娼李安邦的老婆，與前三個故事和人物聯系到了一起。

　　以上是《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的大致內容。

　　03

　　我一直以為，復述一部小說是不道德的。一是因為復述一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會遺漏掉很多內容和細節，任何復述都是對原小說的傷害;二是因為好小說幾乎不可復述，被小說視為生命的那些感覺、氣氛以及作者的思考是難以復述的。但是，我還是冒著不道德的風險，在這里如祥林嫂一般復述了這部小說。可是我發現，我對《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的復述幾乎沒有傷害原作，這個小說就是這么幾個故事，它一覽無余地展現在這里，《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全靠故事情節來推動，情節不會對復述提出很高要求，所以這是一部可以復述并不會受到損傷的小說。

　　其實，聰明的讀者早就讀出了這部小說背后的新聞事件——買賣媳婦墮落成“小姐”、官員對處女的迷戀、“微笑哥”、“表叔”、一個女人與多位官員睡覺等等，而且作者劉震云并不回避小說對新聞事件仿寫，有時還故意引導讀者去聯想。那么真正的問題便來了——作為“吃瓜群眾”的讀者在現實生活中已經圍觀過這些事件，難道還要重新在一部小說中再次圍觀一遍這些事件嗎?劉震云的寫作意圖在小說的標題“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可見端倪，他要寫出在今天這個所謂的“吃瓜時代”里，事件中毫無關聯的主人公都是彼此的“吃瓜群眾”，事件外無數的“吃瓜群眾”都是荒誕故事和人物的圍觀者。但是遺憾的是，這個小說并沒有寫出那種升騰的感受力和思考力，沒有讓小說中的“吃瓜群眾”——主人公和小說外的“吃瓜群眾”——讀者感受到時代荒誕人事背后的悲涼，沒有引導讀者去探尋荒誕之門是如何一扇扇打開的，沒有寫出故事背后那種從未消逝的國民劣根性，比如魯迅先生所揭示的中國人的虛無的看客心里——看和被看，熱衷于自己做戲演給別人看或者看別人做戲。一切止于故事，止于新聞事件。

　　英國小說家毛姆對“何為好小說”提出了四個簡單標準：引人入勝;故事合情合理;人物有個性;發人深思并引人持續的興趣。如果用這四個標準來衡量，《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稱得上是半部好小說，引人入勝，故事合乎情理，這兩點做到了，但人物有個性，發人深思并引人持續的興趣，這兩點沒做到。

　　雖然一部小說并不適合用所謂的標準來“稱重”，但基本的藝術判斷是有底線標準的，用最基本的標準來做最簡單的判斷并不離譜。與它的姊妹篇《我不是潘金蓮》相比，《我不是潘金蓮》至少還寫出了一個執拗的個性人物李雪蓮，給人帶來一些思考，到《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劉震云似乎放棄了藝術上的想法和追求，不再考慮人物個性，也不再考慮小說的思考力，在故事的仿寫中任性了一把，仿佛在說既然現實如此荒誕精彩，那就做一個時代的書記員，復制黏貼吧。

　　04

　　所以，我們有必要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第二個問題：一部有想法有追求的小說是如何滑向平庸通俗的?

　　看到《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版權頁上90萬冊的首印數，我嚇了一跳，一部嚴肅的小說能一次性賣掉這么多嗎?我很懷疑。大師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西班牙語版四十年才賣到100萬冊。在中國，超級暢銷書才可以這么賣，其次便是《讀者》《故事會》之類的了。明白了這個道理我才明白，一本通俗小說是可以做到的。或許，從《我不是潘金蓮》開始，劉震云就變成了一個地道的通俗小說作家，那個寫出過《故鄉天下黃花》的、對歷史和人性有著深沉思考的小說家不見了，是時代改變了寫作者，還是作者自己改變了自己?一本小說暢銷不是壞事，但對一個嚴肅小說家來說，暢銷值得警惕，因為暢銷意味著妥協，意味著娛樂，意味著很快過眼云煙。

　　但問題是，劉震云并沒有把《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當成通俗小說來寫，他有想法有追求，而且這想法和追求不小。他要為這個“吃瓜時代”的人們畫相，畫出他們荒謬、冷漠、起哄、演戲的眾生相，但是他沒有做到，小說文本沒有帶領“吃瓜群眾”向現實的縱深走去，向自己的內心走去，去發現那副眾生相的可憐和可怖。劉震云只讓小說在新聞故事的層面滑行，當小說講完四個有起因、經過、高潮、結尾的小故事時，小說也就匆忙結束了。如果我們抽去事實之后，整部小說只剩下含沙射影和浮光掠影，小說終究變成了無病呻吟的戲仿和戲謔：裝處女的牛小麗被抓，貪污腐化、瀆職失職的領導倒臺，領導的老婆淪為“小姐”——從始至終，小說僅停留在膚淺的社會批判和道德審判上，從一個個新聞事件又回到了新聞事件上。

　　劉震云沒把《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當通俗小說寫，但寫著寫著寫成了通俗小說。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大致有三個。

　　一是小說被故事捆住了手腳，題旨和精神上跳騰不起來，也飛升不起來。講故事是小說的第一要務，前提是要講好故事，講有想象力的故事。這個小說中的四個故事都只是新聞事件的仿寫和復原，談不上好和有想象力。全書四個故事，三大一小，三個大故事，每個故事五六萬字，情節推進完，小說便告結束，結果每個故事都沒有深入，而且很明顯，第一個故事講述時較冷靜、節制。到第二三個故事，敘述明顯感覺急促，被情節“俘虜”，只顧匆匆講完。整部小說從故事的編排上來說，粗暴簡單地并列在一起，最終變成了通俗故事集，讀者暢快地讀完便拉倒。

　　二是小說人物沒有立起來，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沒有進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世界里邊去。這幾個人物都是扁平的，牛小麗只在算計損失的十萬元的賬、副省長李安邦一心想往上爬、公路局長楊開拓一副奴才樣子等等，如此簡單的人物形象根本不需要用一部小說來告訴讀者。一部小說不集中于“人”“人心”“人的靈魂”上，不著力于人性復雜的開掘上，終究會流于淺表。根源是，這部小說只顧了故事，而顧不上人了。

　　三是小說的思維被束縛，導致小說的開放性有限。這部小說的三個主故事均來自社會事件，每個故事都很沉重——買賣媳婦、失足墮落、貪官處心積慮——盡管劉震云應用了他的“冷幽默”敘述，依然是以沉重寫沉重，并沒有給這幾個沉重的故事插上翅膀，讓他們離開沉重的肉身，如鳥兒一般在精神的空間飛起來。因為作者的小說思維在這里是封閉和被束縛的，好像在一種自我審查中寫作，作者的寫作沒有進入自由狀態，對這些荒誕事件發生的根源不去深究和探尋，最終停在故事層面結束。現實沉重的時代，越是寫出清逸才難能可貴，不是像羽毛那般清逸，而是像鳥兒那般清逸。

　　05

　　可以推測，劉震云《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會遭遇像余華《第七天》當年那樣的詬病：小說新聞拼貼化。兩部小說都是對新聞事件的直接運用，前者以小說的形式直接仿寫和還原新聞事件，虛構成分有限;后者用人物串聯起新聞事件，為作者的構思服務，虛構成分偏多。這兩部小說之所以會遭遇“小說新聞化”的詬病，是因為在強大的新聞事件面前，小說家的虛構能力不堪一擊，況且是兩位水準頗高、寫作才華被讀者信任的作家。

　　小說與新聞事件的糾結，成為這個時代小說家們無法繞開的礁石。一方面，讀者似乎不再像過去那樣相信小說家，總是抱怨一年到頭讀不到幾部讓自己難忘的好小說。曾經，小說家的見識和思考通過故事表達出來總是讓人著迷，今天卻不一樣了，小說家知曉的讀者也知曉，小說家不知曉的讀者也知曉。除了讀者與作家的信息對稱以外，讀者的閱讀心性也變了，“在閃爍的屏幕中，信息像雪崩一樣傳來，吸引了我們散漫、膚淺的注意力……從一種噪音飛向另一種噪聲，從一個標題飛向另一個標題”(美國評論家喬治·斯坦納語)，讀者已經被無數的信息變成了看客和觀眾，那個優雅深思的讀者消失了。另一方面，“在小說家和天生編故事的人之間，已經出現了無言的深刻斷裂……小說家的想象力已經落后于花哨的極端現實”(喬治·斯坦納語)。這是問題的關鍵：小說家的虛構能力在強大的事實面前開始枯萎。外面是熱火朝天的生活、千奇百怪的事件，一個靜守書齋或靠浮光掠影體驗生活的職業作家，該如何處理事件、經驗與虛構之間的關系?在如雪崩的信息面前，該如何保持自己獨有的有價值的虛構能力和虛構魅力?

　　眼前的事實是，很多小說家的虛構能力正在枯萎，一些小說家不得不擱筆，放棄寫作，一些小說家感受到了小說越來越難寫，但還在堅持著。劉震云《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就是虛構能力枯萎而堅持寫出的作品，那種面對現實的無力感和缺乏個人經驗參與的創造力，在小說文本中表現得很明顯。

　　那么，那個在印刷時代成熟到頂峰的嚴肅小說，難道在今天的數字信息時代會無情地衰落和被替代嗎?好像也不必那么悲觀。一些出色作家的經典作品總在啟示我們如何建構自己強大的虛構能力，構成虛構能力的想象力、洞察力和表達力仍然蘊含于致力于寫出偉大小說的作家心中。屬于自己時代的出色作家總會應時而生。

　　我讀馬爾克斯的《一個海難幸存者的故事》時，有一個強烈的感覺：馬爾克斯居然把一則新聞事件寫成了一部出色的海難小說。所以我就想，一則或多則新聞需要擁有什么樣的“魔法”才能變成一部具有長久魅力的小說呢?我粗略分析后，得出三點“魔法”，這三點“魔法”會讓新聞事件變成虛構的小說——

　　一是想方設法賦予人物命運感。一則新聞往往是記述在有限時空范圍之內的人和事，這人和事無不充滿“視覺暴力”或“思維暴力”，要么吸引眼球，要么聳人聽聞，它具有極端的個體特性。如果它要向一部小說邁進，突破有限的時間和空間，人和事的邏輯演變就會變得舒展和寬闊，極端的個體性被平常的普遍性代替，人物的命運感便有可能呈現出來。打一個比喻，就像煙花在一個小屋子點燃它會爆炸，成為新聞事件;如果將煙花拉到一個空曠之地上燃放，它會很美麗，讓人欣賞，成為一部小說。

　　二是精準地寫出了某種境況中的生命狀態，希望與絕望、愛與憐憫、尊嚴與榮譽等等。比如馬爾克斯所描述的海難幸存者貝拉斯科，在大海中希望與絕望伴生的生命狀態，它屬于所有讀到這部書的人，包括半個世紀之后的我們。海難的真相、英雄的榮耀已退居次要，真正打動我們、震撼我們、永遠具有吸引力的是生命中希望與絕望的搏斗。“永存最后那遙遠的希望”，是這部書留給我們的生命禮物。當文字的敘述到達此番境界時，它早已溢出了一部新聞作品的邊界，而進入小說的領地了。

　　三是賦予事件充滿魔力和魅力的細節。一方面，對現實的魔幻寫法讓現實抵達了本質真實和藝術真實;另一方面，虛構的細節會產生文學的說服力。

　　以上三點能否給予小說家提升虛構能力的啟示呢?無論怎樣，在今天，“人們聽膩了政治家、科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和醫生的論調，還想聽聽小說家的意見”(小說家朱山坡語)，沒錯，“小說家的意見”還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小說家是靠自己強大的虛構能力和虛構魅力來發表對自我、對世界、對人類的獨特的意見的。

　　(《文學自由談》20xx年第2期)

　　石華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