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霧霾的惡果

　　連續多日，霧霾遮天蔽日，世界混沌一片，人們集體咳嗽，集體閉戶，集體用口罩遮住了黃色的臉。人們焦急地等待著霧霾散去，也有人說，我們還被要霧霾深深地懲罰三十年。當然，有人收拾好行李和家什，要主動離開霧霾，去別處尋找清新的空氣，透明的陽光。這個世界看上去似乎樹倒猢猻散，樹還沒有倒下，猢猻就已經開始散伙了。

　　必須承認一個事實，人類面對經濟事務，并不能體現一種完美的智慧，一個客觀的經濟史事實是，伴隨著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環境污染必然如影隨形。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都曾經被霧霾問題深深纏繞。你可以說這是人類的愚蠢，也可以說是發展的代價。這種問題發展到今天，尤其醒目，當年那些首先開啟工業革命浪潮的國家，如今已經是山清水秀，而類似于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卻在落后別人200多年的歷史時段里，以一種發展經濟的姿態與霧霾相遇。

　　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于霧霾，人們所談論的，不是它的形成，而是它的消失談論怎么消除它，沒有人喜歡霧霾，人們深惡痛絕，卻不認為自己也是霧霾的制造者和既得利益者之一。

　　事實上，第一，人類社會不是只有中國人第一次遇到如此深重的霧霾;第二，所謂霧霾，事實上存在著一部霧霾史;第三，任何一個有志于發展工業經濟和城市經濟的國家或者地區，都曾經或者正在遭受霧霾的懲罰;第四，中國人或者說北京人，肯定不是最后遭受霧霾懲罰的人，但在人類工業革命興起200多年之后，中國人的確是比較晚近才直面霧霾問題;第五，關于霧霾，中國人依然沒有經驗，像過去面對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樣，中國人依然會選擇坐井觀天，不愿意思考，不愿意開放，不愿意學習。

　　鑒于此，讓我們說說霧霾的歷史，或者霧霾可能帶給我們的后果吧。

　　第一個后果，是霧霾一定會導致很多人死去。或者讓很多人深陷疾病的痛苦之中。

　　說說倫敦吧。英國或者倫敦，毫無疑問是工業革命興起最早，也是最先受益的地方。歷史作證，1950年代以前，倫敦在大約100年間，至少出現過10次大規模的霧霾事件。而1952年則是霧霾的高潮年代。

　　那是1952年12月5日至12月10日之間，高氣壓覆蓋英國全境，倫敦冷得刺骨，大霧遮蓋了城市，也遮蓋了路上的行人。市民們普遍選擇躲在家里，用煤炭燒火取暖。街上正流行著一種叫做內燃機的動力巴士，大量的汽車在地面上緩慢爬行，排氣管里正在突突突地冒著尾氣。至于給城市提供暖氣的火力發電廠，還有專門生產內燃機車的工廠每天都排放的產生的二氧化硫，在倫敦上空抱成一團，像一張巨大的鍋蓋，籠罩著倫敦，籠罩著英國。

　　科學家記錄下了這樣的場景：

　　“污染物遂濃縮形成為值數僅為pH2的強酸性、高濃度的硫酸霧。亞硫酸氣體的正常峰值濃度為 0.1 ppm 至0.7 ppm，懸浮顆粒的正常值為 0.2 mg/m3 至 1.7 mg/m3 ，超出即屬異常。”

　　這大概是比較早的關于空氣pm2.5的數據記錄了。倫敦霧霾之重，一開始和我們今天的境況一模一樣。司機連前方不遠的車輛行人都見不到，工業區、港口區更是嚴重至極。建筑物內亦有煙霧侵入，演藝場館和美術館以“觀眾看不見舞臺”的理由，停止演出或展覽。諸多民宅煙霧進入，人人眼痛、鼻痛、咳嗽不止。醫院收治了大量支氣管炎、支氣管肺炎、心臟病的患者。

　　而接下來的數據可謂驚心動魄。倫敦霧霾期間，這個城市死亡4000余人。諸多老人和兒童為慢性病患者，在其后數周間，8000余人死亡，合計死者數達人以上。

　　倫敦霧霾因此成為人類工業史上罕見的大慘案。

　　再看看日本。

　　相比英國人的工業革命進程，日本晚了很多年，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人曾經一度完全學習英國，但軍國主義的興起，讓日本人的工業發展中斷。二戰之后，日本人重新全面啟動工業技術的建設，因此相應的環境污染也隨之而來。最值得陳述的污染事件，是四日市哮喘。這是一個持續了大約12年的集體疾病，1960年到1972年間，三重縣四日市因大氣污染，引發了幾乎包括所有市民在內的哮喘疾病，并由此成為日本四大公害病之一，直接或者間接因為哮喘病而死去的人，也在人左右。

　　和倫敦的霧霾災難一樣，日本霧霾的禍首，依然是企業排放出的硫氧化物(SOx)。而冬季依然是日本霧霾高發的季節。就像此時此刻，北京的冬季，遮天蔽日的霧霾一樣。

　　第二個后果，是整個社會輿論和民眾訴求，逼著政府必須全力解決霧霾問題。

　　以歷史的經驗看，幾乎所有的民主國家政府，最后都無一例外選擇了放棄非理性、高污染的工業發展，盡快解決霧霾問題。霧霾由此成為這些國家調整產業結構，推動工業技術轉型的契機。比如英國政府在1950年代接連出臺多項燃料使用規范，制定禁止工廠排放的基準，1954年，英國政府退出“倫敦城”(Cityof London Various Powers Act 1954)，1956年退出“大氣凈化法”(Clean AirAct)。

　　英國的確因為這樣的政策改良，走出了霧霾的陷阱。日本也差不多花了30年的時間，真正走出了霧霾污染的深淵。韓國也是，韓國的經濟起步，比日本更晚，80年代初期工業經濟開始大面積起飛，但隨之而來的空氣污染，河流污染、森林污染十分嚴重。不過隨著韓國政府的民主化過程，政府勇敢地承擔起治理污染的責任，而沒有把污染問題推給民眾，推給企業。今天去過韓國的人們應該知道，那里的空氣比我們干凈多了，河流也比我們這里清澈多了。

　　這一切，都是一個過程。所以我們的觀點非常清晰，環境污染問題，一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負面代價，每個國家都遭遇過，但有的國家選擇了治理與更新，有的國家卻深陷污染之中。比如拉美的一些國家，如墨西哥、巴西、秘魯和智利，當空氣污染和河流污染問題出現之后，這些國家的政府把問題的深層邏輯指向了企業的過度競爭，指向了富裕階層的為富不仁，政府沒有在產業結構和技術更新的層面致力于更加有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建設。

　　由此，司空見慣的環境污染問題，引發了鋪天蓋地的社會問題，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了現代化發展的中斷。其中一個醒目的現象是，政府試圖通過阻止人們向城市的自由流動，阻止城市化的進程來緩解空氣污染和水污染，這直接導致了市場經濟的失序。我們很遺憾地看到，今天中國的情況，似乎也呈現出這樣令人不安的軌跡，政府試圖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以城市環境和人口素質為理由，剝奪一部分走向市民化的機會與可能性。這樣的方法，不僅會阻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且會帶來一系列社會矛盾。而更直接的負面效應是，政府將不會真正解決空氣污染問題，政府只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如此嚴重的問題持續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