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日記走訪記錄范文五篇
民情日記一：梁山深處聽民聲
黃龍山延伸到合陽的部分叫梁山，因山上有武帝廟，老百姓也稱其為“武帝山”，山腳下散落著好幾個村子。山里面究竟有無人住，一直想親自尋訪。上午，順著金水溝河道溯流而上，行至山內五、六里處，發現路邊豎著石堡鎮十畝地村和野雞嶺的牌子，才知道已跑到黃龍縣地盤了。隨折身而回，在三個山頭環抱的一處坡地上，來到了河西坡村。
這是一個坐落在半山腰的小村莊，就山勢修成橫豎5條單面巷道，每家基本都有窯洞，住宿條件比較傳統，條件稍好的人家在前院修建了平房。順著村北木瓜樹旁邊的一條土路，行走300米左右，來到一家沒有圍墻，沒有大門，院墻上貼著低保戶的人家，前院是已經廢棄的豬圈，后面是三面窯洞，走進北邊的窯洞，見到兩位拄拐的老人，經聊天得知，老人叫李富剛，50年前從黃龍山里來此落戶，已經76歲，患有心臟病和肺氣腫，與73歲老伴王小鳳住在窯洞里相依為命，生育了三個兒女，給大女兒招了上門女婿，生了兩個孩子后卻因意外身亡，女婿李安朝再婚后在村里別處建了房，與他們分開生活，平時照顧也不多，由于戶口未分開，所以老兩口的低保金也一直在戶主李安朝的一卡通上，二女兒外嫁，兒子也入贅到甘井鎮那邊，老兩口身邊實際并無人照料，由于行走不便，很少出門，甚至院子一棵杏樹上掛滿熟透的果子都無法采摘，看到家中來人，老人就趕緊搬來凳子讓我們自己摘著吃。在李富剛老人家中，沒有見到上墻的脫貧明白卡，也沒有見到幫扶工作袋、幫扶手冊和政策一本通，僅在院墻上見了醫生包聯的牌子，在窯洞里見到醫生的聯系卡，談論中得知，兩位老人的低保金由女婿領辦，他們并沒有花到一分錢，暴露出低保金管理中的問題，應當協調解決。針對老人沒有勞動能力、沒有收入來源和病痛纏身的實際，應該健康扶貧、助殘扶貧和低保救助三管齊下，加上落實生活照料等措施，老兩口的生活才有可能好起來。
在村子中間隨機走進一家貼有貧困戶標志的家中，院子收拾得很干凈，主人在南墻邊開地種了些辣子、茄子、黃瓜等蔬菜自給自足。聊天得知，戶主叫龐建軍，前年因肺病手術欠了不少外債，基本喪失勞動能力，母親80歲，患有腦梗，每年都要住兩三次醫院，女兒外嫁，年前舉債建了80平方米的房子，給兒子娶了媳婦，兒子和媳婦外出打工，過年才回來呆幾天，家里的7畝蘋果樹和6畝花椒樹基本都靠雇工，因干旱缺水和管理不善，收入也不高。這戶人家應是典型的因病致貧，但是在這家卻沒有見到醫生包聯相關信息和材料，幫扶干部是村里的組長王彥民，但脫貧明白卡上填寫有漏項，產業扶持填寫不具體，危房改造填寫內容與上面的選項相矛盾，幫扶手冊上的入戶記錄填寫到3月10日，便再沒有記寫。看來干部入戶的基礎資料工作不精細，鎮上要加強指導和檢查。
走了兩條巷道，又發現一家貼著醫生包聯的牌子，進去后才得知，78歲的嚴榜錄十多年前喪女后，與老伴相依為命，年老體弱沒有勞動能力，沒有收入來源，也沒有法定贍養人，吃水靠自己拉，燒柴靠自己剁，依靠國家發的五保金維持生活，老人對國家的政策也很滿意，心愿就是解決村上吃水難的問題。但在這一家中，也發現兩個問題：一是幫扶干部盧潤學（村支書）的脫貧明白卡填寫不規范、不完整，年人均純收入計算不正確，錯將五保金計入年人均純收入。二是五保戶納入有偏差，老兩口按政策都應納入五保戶，但實際僅將嚴榜錄一個人納入。
回來路過村委會，和村支書交談得知，全村有90戶，380多口人，兩個自然小組，產業基礎還不錯，大多都是核桃、蘋果和花椒等經濟作物，基本沒有空白地。貧困戶有18戶58人，多是因災或因病致貧，大部分由村上的干部包聯。來到村脫貧攻堅作戰室，看到制度上墻，資料柜里擺放整齊，隨意翻看了兩本工作紀實，發現彭文學等村干部的工作紀實記寫得都比較簡單，想看村里的脫貧規劃，干部翻了好一會都沒有找到，只能作罷。我問村里還有什么困難，村支書說主要是群眾吃水難問題，平時村民用的是黃龍山里的淺表水，因干旱等原因會產生季節性斷流，每年僅有5、6個月的正常供水，更談不上地里的澆灌了。看來解決吃水難的問題是這里群眾的第一大愿望，水的問題解決了，其他生產生活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告別村支書，沿著蜿蜒的山往回走，路邊的植被郁郁蔥蔥，遠處的武帝山巍峨挺拔，回望著漸行漸遠的河西坡村，我在想：群眾的呼聲和愿望就是我們工作的著力點，這里群眾最難的問題是吃水，那就從吃水難的問題入手解決。我們基層脫貧攻堅就應該問需于群眾，問計于百姓，緊盯問題抓落實，才能贏得群眾的滿意。
民情日記二：走進申西特困戶
申西是洽川鎮申東村的一個自然村，相傳在明末時期，秦驛山下，一申姓督軍曾在此駐軍打仗，故取名申督村，解放后更名為申東村，沿用至今。
剛進巷子，第三家就是貧困低保戶李三民的家，他正在門口收拾撿回來的廢舊紙箱和蛇皮袋，我說去家里坐坐，他趕緊把廢品豁到一邊，騰出地方讓我過去，進門左手邊是一個灶臺，鍋蓋上布滿灰塵，旁邊不銹鋼盆里放著幾個已經熟透的西紅柿。住的是過去生產隊的飼養室，已經破舊不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間里，堆滿了各種物什，一個土炕占了大半個屋子，炕上擺著十幾個饅頭，兩塊磚當作枕頭，被子已經舊得發黑，揉成一團，白色的蚊帳經過煙熏也已成了灰黑色，一張三屜舊桌子上，擺著一臺14英寸的老式電視機，一個電壺也是有皮無膽，已經不能使用，電飯鍋舊得不成樣子，加上北邊靠墻一個無腿水泥柜，房子里基本沒有立足之地，抬頭看著已經被熏黑的屋頂，聽著塑料紙糊的窗戶呼呼作響，感覺家里已經窮到底了。聊天得知，老人曾生養過一個孩子，但不幸因病夭折，如今老兩口依靠國家低保、殘疾補助和撿拾破爛維持生計。我問每個月撿破爛能收入多少錢？老人面露難色，說沒多少錢，就一百多塊。走進院子，中間堆了不少柴禾，旁邊栽了幾行蔥，后院搭個簡陋的草棚，里面養著一只奶山羊。李三民告訴我這只羊是村上扶貧送給他的，羊奶賣不出去，自己就喝了，并沒有經濟收入，但把身體補得還不錯。我問老人愿不愿意搬進敬老院，老人說愿意，但又放不下村上發的羊，還盼望冬季多下幾個羊羔，養大發羊財。走時，我再次建議住到敬老院更好一些，他表示樂意，并想聽取村支書的意見。聊天中，老人時不時感謝黨和國家的好政策，對幫扶干部王建鋒(洽管委)和第一書記孫素霞的工作非常滿意，說經常來家里噓寒問暖。
同一條巷子的胡建英也是低保貧困戶，51歲，沒有成過家，沒有上過學，一個人吃住在家。據他講，五間舊廈房屬于他和弟弟的共同財產，自己住門口一間半，里面三間半是他兄弟一家四口的，弟弟拖家帶口在縣城打工，平時很少回來，家里僅有的1.6畝地全種著麥子，自己也偶爾挖蓮菜打點零工增加收入。我問為什么不種些菜，賣了好增加收入。他說自己不認識稱，不會騎車，也算不清帳，對大額人民幣也沒有概念，只認識1元和5元面額的人民幣。我問每月低保金怎么領取？他說有弟弟幫他，低保存折交給弟弟保管，沒有錢他弟弟會給他。看來胡建英雖沒有文化，但卻與家人相處和諧，住的房屋雖然有些破舊，個別地方偶有漏雨，但尚且安全能住，就是家里沒有女人幫忙打理，顯得有些凌亂。看到脫貧明白卡上的幫扶干部是種有完（村婦女主任），問他干部平時來家里不？他說經常來，每個月都來好幾次，翻看工作紀實發現記寫的次數確實不少，但可能文化程度不高，記寫相對比較簡單，胡建英不會寫字，大都摁著手印。問他有什么困難？他樂觀地說沒有什么困難。
拐到另一條巷道，看到李海民家的房子修建得還可以，家里有電視空調，掛著低保貧困戶的牌子我還有些納悶。聊天后才知道，房子是在外工作的三弟幫忙建的，電視和空調也是三弟給買的。李海民65歲，患有腰病和腿疾，說話結巴不利索，基本喪失勞動能力，妻子是個聾子，但會說話，與人也很少交流，家里的4畝地都栽種著花椒，已經開始掛果，樹下套種點蔬菜自給，平時都靠妻子打理，今年花椒結得比較好，收入可能會不錯。我問兒女情況？他痛苦并結巴地說，有個兒子，31歲了，跟著親戚在外面打零工，也掙不了幾個錢，現在都還沒有成家。我問為什么？他說因為家里窮，沒有人介紹，也娶不起媳婦。我問干部幫扶情況，他說種有完經常來家里關心生活，很負責任，對幫扶工作表示滿意。問他有什么困難和困惑？他說，現在的政策都好著呢，全家愿望就是能給兒子娶個媳婦。
在村委會，村干部都忙著各自的工作，村主任康紅濤說起村上的情況如數家珍、娓娓道來，對國家的相關政策也熟記于心，對答如流，看來平日里工作還是很扎實的。了解到申東村有9個村民小組，524戶2079人，貧困戶69戶229人，貧困比例11%，雖然村里人均僅有三分耕地，但黃河邊有2萬多畝水地種蓮養魚，產業有特色，收入很不錯，稍有勞動力的貧困戶挖蓮打工，收入也不菲。看來這個村脫貧產業好，支部主動抓、干部真實幫、貧困戶埋頭干，脫貧有指望。雖說洽川鎮在20xx年已經整體脫貧，但村與村之間還很不平衡，就在一個村里，依然有個別貧困戶生活困難，有的還極為困難，這就需要我們更加精準的落實“一戶一法”，把扶貧工作進行到底。
民情日記三：黃河岸邊訪臨河
臨河,緊鄰黃河。站在村東頭溝畔上向東望去，寬闊的河面盡收眼底，對面山西的河岸清晰可見。
順著曲里拐彎的溝邊，可以看到多處地方掛著滑坡危險的警示標志，幾條巷子的群眾已遷往村西邊安全地帶，留下坍塌的舊房屋和一些殘垣斷壁。走到一戶房屋很破舊人家門前，看到門半開著，便推開門打招呼，卻沒有人應聲，門洞靠墻盤了個爐子是用來燒飯的，三間半邊廈房年代已久，院子里種了些茄子、辣椒等蔬菜，準備出去時看到墻上掛著脫貧明白卡，便上前看了下，卡上顯示戶主叫劉德信，因病致貧，但幫扶規劃欄里卻是一片空白，幫扶干部是供電局分公司的趙建文。出了門，看到對面門口坐著兩位70來歲的老人，便上前搭話聊天，老人趕緊邀我進家里，院子很寬敞，但房間卻很狹小，一張床占據了大半個房間。我問他是不是貧困戶？他說因為兒子在西安買了個車，在數據清洗時被剔除了。我問他有意見沒？他說么意見，是國家政策的硬杠杠，誰都沒辦法。在聊天中得知老人叫劉發祥，74歲，曾在20xx年患病做了好幾次手術，20xx年又因車禍摔斷了右腿，至今走路都不太利索，兒子再婚后一直在西安打零工，平時很少回來，孫子是他們拉扯大的，已經25歲，在西安一家酒店打工，逢年過節會回來陪他們，有時還會給點錢貼補家用，他們的擔心是孫子的婚姻問題和在外面受到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我問他對門劉德信的情況，他嘆了口氣，說劉德信是可憐人，已經80歲了，一個人在家生活，兒子多年不回，孫子在韓城打工，因為家里窮，快30歲了還沒有娶親，平時偶爾回來照看下老人。看來這個家庭確實困難，爺孫倆相依為命，希望都寄托在這個打工的孫子身上，但老人的生活照料卻是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劉善才曾是村里的老會計，說話耿直爽朗，妻子劉連絨個子不高，當過十幾年婦女隊長。墻上的脫貧明白卡顯示為一般貧困戶，問他干部幫扶情況時，他們表示很滿意，說供電公司的賀永信很負責任，每月來好家里幾次，經常給他們鼓勵和支持，平時也會通過電話相互聯系。看來，我們的干部只要能經常走訪貧困戶，心平氣和拉拉家常，與群眾多交流、多溝通，問暖噓寒，群眾都會很滿意。再聊天得知，家里的二畝七分地都種了麥子，基本沒有收入，兒子在西安打工，娶了長安區的媳婦，生的雙胞胎已經四歲了，一家四口都在西安，平時也很少回來。翻看幫扶手冊發現20xx年的幫扶規劃沒有填寫，幫扶內容較為簡單，沒有具體幫扶措施，以入戶了解情況居多。
在村中間看到一戶門上貼著低保貧困戶，便走了進去，見到劉建倉夫婦，告訴我低保戶是他的哥哥劉緒倉，已經80歲了，無兒無女，屬五保戶，兩個禮拜前，征得老人同意后，送去了縣城敬老院，前兩天自己過去看望時，老人吃住都很好。談到自己家情況，老兩口看上去有些傷心，說自己的孫子患有腦積水，已經10歲了仍行走不便，也沒有上學，兒媳婦在家專門照看，兒子劉紅龍常年在銅川洗煤廠工作，掙的錢基本上都給孫子看病了。我問有沒有辦理殘疾證，享受殘疾人補助金？老兩口說沒有，自己不知道怎么辦理，也不知道去哪里辦。說著讓兒媳婦把孫子帶出來，看到小孩的頭比正常孩子大很多，一顛一跛朝前挪，一個人坐不穩，還得大人用手拉著，也不說話，真是讓人心疼。我囑咐工作人員盡快聯系殘聯到家里了解情況，現場辦公，讓孩子享受該有的助殘政策。
來到村委會已18時50分，便民服務室門開著，但沒有見到一個干部，給當天值班的村支書劉社祥打完電話5分鐘后，劉社祥騎著摩托車來到村委會。在脫貧攻堅辦公室，看到有9戶脫貧明白卡沒有送到貧困戶家中，要看村級脫貧規劃，村支書翻來找去也沒有找到。沒有見到供電分公司派駐的第一書記楊思乾和隊員謝小軍，打電話問楊思乾在什么地方？他說在家里，自己和隊員在鎮上剛開完會，商量明天去村上工作。但經和百良鎮核實，會議已經于中午12點10分結束，開會范圍是村兩委干部和第一書記，并沒有工作隊員。看來干部駐村工作也存在脫崗溜崗現象。
通過入戶走訪不難看出，貧困戶家庭幾乎有一個共同的現象：純糧種植帶來低微收入，低微收入勢必住房簡陋，簡陋住房影響家庭形象，家庭形象關乎下代未來。走不出這個循環，貧困戶就失去信心和希望，扶貧一定要一手扶產業，一手扶志向，一戶一法，精準施策。
走出臨河村，東頭近百米的溝坡下便是已經開通的沿黃公路，村北不遠處，韓合機場的跑道已初具雛形，村外莊稼地里，花椒、葡萄等經濟作物滿目皆是，村上前景一片光明。只要我們把幫扶貧困戶的短腿補上，美好的日子就指日可待。
民情日記四：溝下窮村張家河
從運莊村北朝西下八個坡，拐十多道緊彎，走到溝底便是澄合交界處的張家河村。這個村子住房以窯洞為主，村民以留守老人為主，土地以層層梯田為主，富有立體感的坡地和傳統記憶村貌，咋看都像一個窮村子。
走進70歲老人陳興春的家，他躺在竹床上，手扶著頭說話很吃力，表情很痛苦。她的老伴叫張茸俠，67歲，把我拉到另外一孔窯洞里悄聲說，丈夫患了惡性腦瘤，花了不少錢也沒見好轉，只能在家保守治療，病情也一直隱瞞著他；養育了三個子女，因為家里貧窮，兒子娶不起媳婦，入贅到南王村做了上門女婿，平時很少在身邊，兩個出嫁到幾里外村子的女兒偶爾來照顧下他們，下地干點活。我問家里收入如何？她搖搖頭說，地還不少，有15畝，但都是溝坡地，僅能種些小麥和玉米，收入微薄，今年新栽了3畝花椒，收益還得幾年以后，現在靠每年3000元左右的養老金和糧食直補生活，老伴病后更是入不敷出，借了親戚朋友不少錢。我問有沒有干部幫扶？她說有，是村長袁新戰，每月能來兩三次。看到脫貧明白卡上易地搬遷一欄寫著面積60平方米，政府補貼1.86萬元，家庭出資4.764萬元，但老人卻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不知道自己是搬遷戶，也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產業扶持一欄籠統寫著種植藥材，幫扶手冊填寫簡單。看來干部的幫扶計劃與家庭實際情況有偏差，存在與群眾溝通不到位、政策宣傳不具體、施策不精準等問題。
再上一個坡，來到65歲老人張培奇家，門口過道處的脫貧明白卡上顯示家里有兩口人，但產業幫扶措施填寫不具體。張培奇說衛計局干部李君剛每個月能來三四次。在聊天中得知，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和媳婦常年在外打零工，過年回來轉下就走了；小兒子也和自己鬧著分了戶，一個人在外很少回來，說到這里，老人有些悲傷。老人邊領我進家里，邊和我聊天，得知他以前在村里當過會計，引以為傲的是娶了知青媳婦魯蘇芳，但不幸20xx年患了宮頸癌，手術化療后基本喪失勞動力，現在靠微薄的低保金買點藥物維持，加上自己腿疾嚴重，走路一瘸一拐，生產也不方便，生活確實困難。翻看幫扶手冊和工作紀實，發現幫扶計劃較為籠統，工作紀實也比較簡單，最少的一篇僅有14個字。問老人有沒有享受易地搬遷政策，他說大兒子在縣城登記了60平方米的房子，但他和小兒子都沒有登記，自己不愿意搬遷，也搬不起。在最后的聊天中，老人對黨和國家的政策很是滿意，但對現任村干部不及時公開村務略有不滿。
在76歲老人張進生家門口的照壁墻上，隱約可以看到“存心忠孝、立志修齊”的家訓家風，上世紀50年代翻修的五間半邊廈房有些漏雨，墻上保留著老人1966年寫的毛主席語錄。老人生活在一孔集臥室、客廳、灶房、餐廳和儲物功能五合一的窯洞里，一張方桌、一臺老式電視機和幾把凳子就是全部家當，挨著炕盤了個灶爐是用來做飯的，窯頂已被煙熏成了黑色。老人說因為大兒子是一名老師，自己家的貧困戶在數據清洗時被剔除了。我問他有意見沒？他說沒有意見，自己曾是村干部，服從上級政策決定。我問老人有什么困難時，他樂觀地表示沒有困難，但對村上灌溉問題提了點建議，希望能將被淤泥堵塞的渠道疏通，用上游河道里的水來灌溉莊稼。我將老人的意見記在心里，也答應他一定會協調解決好這個問題。
最后一家是貧困戶張德榮家，76歲的張母拄著拐杖在一孔窯洞里生活著，進去時正與幾個鄰居在一起拉著家常，打發寂寞。問老人有沒有見到干部幫扶？老人說自己不清楚，都是兒媳婦他們管事，不知道哪個干部包聯，也說不清楚幫扶手冊和資料在什么地方。看到脫貧明白卡上的幫扶干部是王村鎮干部張君俠，幫扶計劃僅填寫了易地搬遷相關內容，其他均沒有寫，問搬遷情況，老人也說不清楚。老人說自己戶口在大兒子那邊，去年大兒子不幸去世后，二兒子張德榮便把自己接過來住，兒媳在縣城打工，偶爾回來照看下就走了，兒子身體也不好，在西安幫別人看門，收入微薄，兩個孫子在上學，經濟很是拮據。
基本可以看出，這個僅有114戶348口人的小村子，青壯年勞力基本外出打工或已搬遷至新地方，留下來的都是孤寡老人，居住在危險的窯洞里，生活艱苦，缺乏照料。從長遠來講，這個地方不適宜居住，需要整體搬遷；村里沒有勞動力，對1060畝土地需要采取土地流轉或托管，依靠合作社的帶動或股份合作的方式解決土地經營問題；貧病交加，就需要貧病兼治，把健康扶貧的政策精準落實到戶，把治貧的辦法精準施策到戶。干部要真正成為群眾的“主心骨”，傾聽群眾呼聲，解決疑難問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要公開透明，不能暗箱操作，更不能弄虛作假、折扣政策，否則，群眾不答應。
民情日記五：七一前夕訪七一
在井溢溝東側，有一個由7個自然小組組成的村子，叫七一村。今天就看看這個村。
已經習慣了，每到一村，誰家房最爛進誰家，誰最窮和誰聊。9時許，步行至村外，發現在溝畔邊有戶人家門開著，順便走了進去，院里的雜草說明家里不常住人，三間半邊土木結構的廈房看著年代久遠，卻還算結實。我問有人沒？一位60來歲的老人應聲出來，邀我進了第一個房間，茶幾上的碟子里剩一點腌黃瓜，旁邊放著半個冷饅頭，顯然正在吃飯。我讓老人吃飯，他說已經差不多吃完了，關掉圖像模糊的老式電視機，和我聊了起來。得知老人叫習宗民，64歲，是七一村6組人，家里5口人，老伴因十多年前的車禍基本沒有勞動能力，兒子和兒媳都在縣城打零工，老伴半病身子勉強能照看下孫子，他平時還會打些零工貼補家用。我問他為什么沒有搬遷？他說搬了，去年冬季才蓋的房，還沒有裝修，不能入住，家里人在縣城租房子住，他因為要照看地里的莊稼，偶爾回老院子住一晚，干完活就回縣城了。我問他是不是貧困戶，他說以前是，在這次數據清洗時被剔除了，是村里評議的，自己沒有意見，表示理解，但對個別新增的貧困戶有意見，認為村干部執行政策有偏差。問老人還有什么困難？他說沒有困難，自己還能干點活，不給黨和國家增加負擔。
走出習宗民家，遇到60歲左右兩口子在復墾的田里鋤草，順便和男主人聊了聊，看他面黃肌瘦，精神狀況不大好，問后才得知他叫王進錄，也是七一村6組人，患肝硬化已經4年了，僅能做些簡單的輕松活。問他每年醫藥費多少？他說一年2萬多元，由于自己很少住院，所以合療也僅能報銷5000塊錢左右，家里因病已欠外債3萬多元，兒子離婚后在江蘇打零工，寄回來的錢不夠醫藥費，今年還沒有寄一分錢回來，孫子在家里需要照看，老伴抽空就近打零工貼補家用，日子很是困難。問他是貧困戶不？他說是，包聯的村支書經常來家里了解困難，幫助解決，去年應村里號召，向親戚借了點錢入股光伏扶貧產業，以后每年都會有收益。問他收益是多少？他摸了摸頭，說不清楚。看來干部在政策宣傳方面做得還不夠，沒有將光伏扶貧產業的收益給群眾講清楚。問他有沒有醫生幫扶？他說沒有。像這樣的家庭，一人得大病，幾年難翻身，沒有醫生包聯暴露出因戶施策不夠精準的問題。對于這家來說，健康扶貧應是第一位的，靠病弱老人經營土地也不是辦法，可考慮采取土地托管經營或者土地流轉來解決種地問題，光伏電站雖說前幾年收益一般，但也算是一項穩定收入，后期收益還是很可觀的，每戶年收益接近4000元。
輾轉來到5組貧困低保戶曹忙生家里，這個家庭戶口上有5人，女兒已出嫁，但戶口沒有遷走，實際生活只有4口人，曹忙生患有腦梗，在附近打小工；妻子王玲曾因意外摔傷頸椎，干不了重活；兒子31歲，患有重度精神病；母親已80多歲，體弱多病。看到屋里收拾得很干凈，能感覺到王玲是個勤快人。和王玲聊天得知，由于沒有勞動力，家里的13畝地以前大都種些玉米和小麥等糧食作物，今年在干部幫扶下栽了4.8畝花椒和2畝核桃樹，估計3年后可受益。最令她頭疼的是兒子的病，一旦犯病就會離家出走，現在靠藥物維持，由于這種病不在合療報銷范圍內，每年要花1.6萬元藥費，常常入不敷出。針對這戶實際，我覺得健康扶貧是根本，加上低保救助和適合曹忙生身體條件的短期打工，過兩年花椒和核桃收益后，這個家庭就能好起來。
最后來到村委會，干部都在各自忙碌著手頭的工作。經了解，這個村有101戶貧困戶，76戶參與了光伏扶貧，剩余25戶是農業產業扶貧，今年底準備整村脫貧。我叮囑村干部和駐村工作隊長工作一定要細之又細，剔除貧困戶一定要嚴格標準，讓群眾評議，把政策講透講清，不能讓群眾有意見。一是村干部每月至少把貧困戶訪一遍，加強與他們的溝通交流，把群眾的事當自家事。二是要針對村里的貧困現狀把一村一策產業規劃做精細，把貧困戶一戶一法脫貧計劃搞精準。三是不能過分著急脫貧摘帽，達到標準的可脫，達不到標準的不能強脫。同時要統籌處理好貧困戶與非貧困戶的關系，防止顧此失彼，招致群眾不滿意。
回去的路上，我在想，窮人最怕得病，最怕得大病和慢性病，辛苦攢下幾個錢，一病幾天就花完，健康扶貧一定不能掛空擋。我囑咐隨行工作人員與衛計、民政等部門銜接，讓他們實地到王進錄和曹忙生家中看看貧困現狀，在政策允許范圍內盡努力給予幫助。相信通過部門、鎮村干部傾心傾力的幫助，七一村這些貧困戶的日子將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