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親的城市夢

　　1979年，炎夏，正值江南一季早稻的收割時節。 　

　　改革開放的潮流波及中國大江南北，中央提出包產到戶。祖父分到了幾塊較好的土地，顯得格外興奮，但馬上又憂心忡忡。臥病數年的祖母已逝，大女兒遠嫁他鄉，剩下一群孩子七八張嘴簡直是一個無底洞，只能喝西北風。 　

　　為此，祖父專程去了一趟縣城，把正在上課的父親叫了出去，沉默了一輩子的祖父話不多，直奔主題跟父親講，家里種地人手不夠，書別念了。父親還沒來得及跟老師和同學道別，就與祖父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父子倆沉默無語，只是祖父的草鞋在穿過樹林時踩在落葉上，總會不斷地發出“沙沙”的響聲，父親挑著沉重行李的扁擔，兩頭一上一下不時地發出“嘎嘎”聲。 　

　　那年，父親丟下陪伴自己多年的繡有雷鋒頭像的牛皮書包，久久地佇立于鄉間田埂，熱淚不禁奪眶而出，經過復雜而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最終還是頂著灼人的烈日，硬著頭皮融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命運讓父親提前當上了名副其實的農民，并成為家里的主要勞動力，緊接而來便是結婚生子。 　

　　時隔30余年，父親偶爾會提及自己的學生時代和那次突如其來的輟學，從父親的表情和言語中我看得出，當年的父親是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父親也有遠大的理想，渴望靠讀書出人頭地，夢想用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 　

　　1998年，夏末，連續降雨，百年不遇的洪水突如其來。 　

　　那年我12歲，卻足以讀懂家庭的拮據。貧窮猶如咄咄逼人的洪水，逼得父親無處可逃，狼狽不堪。每天，身體孱弱的母親都打早起來，在米缸里量出兩升米入鍋，整個過程小心翼翼的，生怕丟棄半粒米。直到有一天，母親蹲在米缸前半晌也沒有量出半升米，她丟下米升坐在床前哭了起來。 　

　　我無法忘卻傾盆大雨下父親帶著斗笠出門時的背影，他用做臨時工賺來的幾十元錢到鎮上去換米；我也無法忘卻自己站在門前，等待父親挑米回來的一個個黃昏，他用自己的堅實肩膀，擔起了整個家庭的重擔；我更無法忘卻兒時吃飯因不小心倒掉了一碗米飯，遭到母親的那頓打，因為這些都是父親用汗水辛苦換來的。 　

　　也就是我12歲那年，班里組織了一次數學模擬競賽，結果我以滿分被推薦到縣城參加決賽，這對于我乃至整個村子來說顯然是件大事，當時轟動了好些時候。其實我的成績在學校里一直遙遙領先，起先父親并沒有意識到，直到有一天，村小唯一的代課老師親自跑到我家，懷著十足的把握對我父親說：“這孩子讀得出去。”老師的話雖然簡明扼要，卻意味深遠，父親聽后當然是激動的，“讀得出去”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說，自己的孩子可以通過讀書改變命運，走出祖祖輩輩生活的窮山溝。 　

　　當了一輩子農民的祖父在一旁聽著，數了數祖墳，半信半疑。而父親似乎看到了當年的自己。那一年，父親毅然決定離開村莊外出務工。 　

　　2018年臘月，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大學畢業的我卻在城里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在外漂泊10多年的父親終于松了口氣，沉默了大半輩子的父親，又開始健談起來。他告訴我，自己在念書的時候文筆也很好，老師經常會拿著自己的作文在班上朗讀。“年輕時我的夢想就是做一個作家。”父親說這話時，帶著幾許感慨和無奈。 　

　　外出務工的這些年，父親下礦井、進工廠，穿梭于各個建筑工地。我扳著手指計算——這是父親習慣的計數方法，依然記得父親哪年漂泊在義烏、杭州、溫州、龍巖、南昌、大同、東莞、上海等城市，這些阿拉伯數字已烙印在我成長的路途中，不可磨滅，每當我回首逝去的歲月時，也總會和這些數字扯上瓜葛。 　

　　命運，一直是個道不清說不明的話題，一個人命運的改變，有時靠的是機遇，而更大程度上取決于現實。我的父親用自己的一生作為賭注，力爭去改變現實。 　

　　我時常在思考，從鄉村到城市到底有多遠。要是從我們村莊出發，到鎮上得走兩個小時的山路，鎮上到縣城又得坐兩個半小時的班車，縣城到省城需要坐3個半小時的火車。 　

　　從鄉村到城市究竟有多遠？ 　

　　我走了10多年。 　

　　可我的父親為了我，卻走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