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黃酈》

　　《黃鸝》

　　一掠顏色飛上了樹。

　　“看，一只黃鸝！”有人說。

　　翹著尾尖，它不作聲，

　　艷異照亮了濃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熱情，

　　等候它唱，我們靜著望，

　　怕驚了它。但它一展翅，

　　沖破濃密，化一朵彩云；

　　它飛了，不見了，沒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熱情。

　　①寫作時間不詳，初載

　　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

　　第2卷第12號，屬名徐志摩。

　　詩評:

　　《黃鸝》這首詩最初刊載于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號上，后收入《猛虎集》。詩很簡單：寫一只黃鸝鳥不知從哪里飛來，掠上樹稍，默不作聲地佇立在那里，華麗的羽毛在枝椏間閃爍，“艷異照亮了濃密——/象是春天，火焰，象是熱情。”于是招來了我們這些觀望的人（詩人？自由的信徒？泛神論者？），小心翼翼地聚集在樹下，期待著這只美麗的鳥引吭高歌。可是它卻“一展翅”飛走了：

　　沖破濃密，化一朵彩云；

　　它飛了，不見了，沒了——

　　于是帶走了春天，帶走了火焰，也帶走了熱情。

　　這首詩意不盡于言終。如果我們鑒品的觸角僅僅滿足于詩的表象，那我們將一無所獲。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尋找這首詩的深層結構，或如黑格爾所言，尋找它的“暗寓意”（《美學》第二卷，13頁）。在這個意義上說，《黃鸝》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篇類寓言；或曰，一首象征的詩。指出徐志摩詩中象征手法的存在，對于我們理解他的詩藝不無裨益。因為詩人對于各種“主義”腹誹甚多。早在1922年的《藝術與人生》一文中，他就批評中國新詩表面上是現實主義，骨子里卻是根本的非現實性；此外還有毫不自然的自然主義，以及成功地發明了沒有意義的象征的象征主義。其結果是雖然達到了什么主義，卻沒有人再敢稱它為詩了。在后來寫就的《“新月”的態度》（1928）中，他又對當時文壇上的13個派

　　別大舉討伐之師。然而腹誹歸腹誹，在具體的藝術實踐中，他還是兼收并蓄，廣征博引，真正“把創格的新詩當一件認真事做”（《詩刊弁言》）。所以他的詩并非千人一面，一律采取單調的直線抒情法，而是盡可能地運用各種風格和手法，以達到最完美的藝術效果。《黃鸝》中象征的運用，便是一個明證。指出《黃鸝》是一首象征的詩，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指出“黃鸝”形象具體的所指。作者最初的創作意圖已經漫漶不清了，但也并非無跡可尋，甚至在詩中我們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寶貴的啟示。首先應該注意到，在這首詩中詩人并沒有選擇“我”這一更為強烈的主體抒情意象作為這首詩的主詞，而是采用了“我們”這種集體性的稱謂。作為一群觀望者，“我們”始終緘默無言（我們靜著望，/怕驚了它），流露出一種“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無奈情緒。不過“我們”作為群體性的存在，至少明確了一件事，即：“黃鸝”的象征意義不只是對“我”而言的。其次，詩中兩次出現的“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熱情”的比喻，也給我們重要的提示。因為無論是春光，火焰，還是熱情，都寓指了一種美好的東西，而這種東西已經“不見了”。由此我們可以想到韶光易逝，青春不回，愛情并非不朽的，等等。因此要想確定“黃鸝”形象具體的意指，還必須聯系到徐志摩當時的思想狀況來分析。

　　我們知道，詩人剛回國時躊躇滿志，意氣風發。他聯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月社，準備在社會上“露棱角”。他將自己的高世之志稱為“單純信仰”，胡適則洗煉地將其概括為“愛、自由、美”三個大字。正因了這“單純信仰”，他拒絕一切現實的東西，追求一種更完滿、更超脫的結局。在政治上則左右開弓，以至于有人認為“新月”派是當時中國的第三種政治力量。然而在現實面前，任何這類的“單純信仰”都是要破滅的。世易時移，再加上家庭罹變，詩人逐漸變得消極而頹廢。他感染上哈代的悲觀主義情緒，“托著一肩思想的重負，/早晚都不得放手”（《哈代》）正是他彼時心情的寫照。人們總以為徐志摩活得瀟灑，死得超脫，蔡元培的挽聯上就寫著：談話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逕都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隨遇自有東土；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生臥也可死，死于飛機偶然者，不必視為畏途。可又有誰知道詩人心中的滋味呢？由是觀，我認為“黃鸝”的形象正象征他那遠去的“愛、自由，美”的理想；而徐志摩們也只能無奈地觀望，年青時的熱情被那只遠去的黃鸝鳥帶得杳無蹤跡了。

　　有人認為“黃鸝”的形象是雪萊的“云雀”形象的再現。若果此說成立，那么我想也是反其意而用之。《云雀》中那種張揚挺拔的熱情在《黃鸝》中已經欲覓無痕了。

　　（王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