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服

　　如果你想在一沓國際頂尖學生的應用學科競賽試卷里辨認出哪些作答是出自中國學生的手筆——我打賭這一定會是徒勞的；然而，倘若你想在一支由東亞、歐洲和拉美學生混雜而成的國際游學隊伍中一眼就認出哪些是中國學生，這幾乎是件易如反掌的事情。的確，當今華夏學子在“國際舞臺”上的風貌是獨樹一幟的——他們可以在哈佛和牛津的大堂里與面試官談笑風生，可以在全球華人的文學競賽上筆走龍蛇一舉奪魁——但我想這“獨樹一幟”的風貌沒道理不包括他們獨樹一幟的校服。國際上相當一部分學校沒有校服，另一些學校的校服則或修身或華麗，總之是要跟隨當代最新的潮流去走的。故而，我以為中國校服無論是在顏色、款型或是別的什么方面都無愧于“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桂冠”；因此它也自其誕生以來就開始在各種國內與國際平臺上廣受非議。我打算通過本文來澄清如下兩個問題：其一，中國校服為何會以當下的形式持續存在著？其二，我們應當以何種態度來對待我們身上的這套校服？

　　校服之區別于尋常衣物之處有二：它以統一化的裝束取代個體化的裝束，在這一過程中被賦予了一種與現代性有關的符號意義或者說象征意義，此其一；它在推行統一性的同時實現了便于管理與調節的目的，此其二。就當代的觀點而言，到目前為止，二者對學生造成的影響應該說都是弊大于利的。眾所周知，中國直至鴉片戰爭打開國門之前，都尚未步入順應世界潮流的現代化之旅途中。我們進入現代化階段的時間是如此之短，以至于沒有人敢說當下的中國已經完全實現了經濟和政治的現代化與工業文明的高度普及化。因此，處在這一現代化轉型期的我們，當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歐洲國家在同一階段內遭遇的社會問題。這一問題可以歸結為由高度的機械化與統一化導致的人們本真性與個體性的喪失。如利奧塔在他的著作中所分析的那樣，由固定的時間安排與工作計劃所導致的人們身體與思維的日益僵化、精神病人因其個體化的精神世界而在所謂“治療機構”之中飽受的非人折磨、人們整日埋葬在對世俗幸福的追求中而終于失卻了對個體精神自由的渴望——這些無不昭示著我們對所謂啟蒙理性與科學精神的過度信仰——而這過度信仰本身又與二者所極力排斥的迷信毫無二致。這樣一種現代性的疲弊之狀態反映在學生身上，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我們高度統一化的校服。看吧，放眼一片身著校服的中國學生，紅綠藍黃一個個光怪陸離的色塊融匯成一片令人眼暈的光影之海——每個學生的面目都在這強光的照射下顯得模糊不清，每個個體在這片校服鋪成的茫茫大海之上都顯得說不出的孤獨與落寞。

　　另一方面，學校或上一級的單位利用了校服整齊劃一而利于管理的特點，按福柯的話說，造就了一個格外宏大的“全景敞視”之平臺。通過整齊的校服，它們由此而宣告了由上級，到學校，到老師再到學生的，權力的層層與分配。在這一以校服為象征的龐大機器之中，學生始終處于最羸弱的位置上。由校服所反映出的，也許恰恰是學校對學生過分嚴厲的管轄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學生個體權利的難以實現。

　　面對如此一種代表了現代性的冷漠與強大權威的“校服機制”，我們應該持怎樣的態度以對待之？我以為，我們每個學生首先應當對現狀有所清醒的認識，并以此為基礎對身上的校服加以接受。誠然，校服確乎含有某些以統一抹殺個性的成分在內，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的個性就因此而無法彰顯呢？我想起馬克思主義者阿多諾經典的“星叢”理論，即就算身處于現代性而迷失了個體的存在，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對個人理解世界與同人交往之方式的改變來使我們的個性如流星雨般綻放在漆黑的天幕里。如此捷徑，何妨一試呢？或而我們也可以學學莊子的處世態度，“圣人假物以游世”，人的一生終歸是處于一種相對而非絕對的境地里，然而通過轉變我們的目光與態度，我們仍可以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發現身邊的美好，享受“適性”的“逍遙”。校服雖然承載了太多不應由我們承載的東西，但當幾十年后我們回首如今的時光時，校服何嘗沒有承載我們青春時的夢想、汗水與年少時悠游自在的記憶呢？這些東西對我們的個體生命而言無一不是無價的，也無一不是值得珍藏的。

　　當我們可以以一種安然而欣賞的態度接受我們的校服后，我們就是時候努力去創造一些改變了——未必成功但無疑有益的改變。屋里奮筆疾書，駁斥現代性的荒謬與非法，以個體生命之存在的實現為標的喚醒在轟鳴聲中麻木的世人；屋外振臂高呼，不遺余力地爭取每一個體的民主與自由之權利——這便是當代中國青年肩負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