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羊肉泡饃的歷史典故

　　牛羊肉泡饃，古稱＂羊羹＂，是西北漢族風味 美食，其中以 陜西西安最享牛羊肉泡饃盛名。牛羊肉泡饃倒底如何由來?形成于何時?一直沒有一個定論，倒是關于泡饃的"野史"不少。今天小編就來分享一下牛羊肉泡饃的歷史典故，相信各位讀者會有興趣。

　　牛羊肉泡饃的歷史典故

　　"泡饃"的歷史沿革眾說紛紜，來自于"泡饃"故里--西安穆斯林坊上的說法也不統一。在眾多的說法當中，"泡饃"源自"西域"的說法最為盛行，也最能服眾。中國史學界和伊斯蘭學界傾向認為，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迄今為止，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已經1350年。公認的史料記載，唐永徽二年，唐天子在長安接待了一個來自阿拉伯伊斯蘭帝國--唐時稱"大食"的代表團。以此為標志，當時的阿拉伯伊斯蘭帝國和唐王朝就開始有了較為頻繁的互動接觸。也以此為標志，學界認為伊斯蘭教正式傳入中國。先知穆罕默德曾說過："學問既使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也是中阿交往的佐證。種種翔實史料不一而舉。當時的唐王朝和被稱為"大食"的阿拉伯帝國有過官方和民間的多層面交往。居住在長安城內的"胡商"讓長安"西市"盛極一時。著名的"絲綢之路"連接起了"絲綢之路"起訖點的兩種璀璨文明，各民族的交往、互通使"絲綢之路"繁榮無比，沿"絲綢之路"出現了無數大中城市。

　　唐玄宗天寶14年，歷史上暴發了"安史之亂"。在廣平郡王做、名將郭子儀的擁戴下，唐肅宗在今寧夏靈武即位。次年，即唐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唐王朝向"大食"借兵，聯合反攻"安史之亂"的叛軍。"大食"軍隊和唐軍一道平息了"安史之亂"，"從涼鄯而收兩京。"平息"安史之亂"后，在唐王朝天于的恩準下，部分"大食"士兵獲準駐兵長安。今天，西安市蓮湖區小學習巷內仍有一座名叫"營里寺"的清真寺。中國穆斯林的許多習慣都和這支"大食"軍隊及居住在長安城內的"胡人"、"胡商"有關。

　　部分"大食"兵獲準駐兵長安后，他們的日常生活仍要遵從伊斯蘭習俗。唐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也最開放的都市之一，大量的"胡人"、"胡商"生活在長安。為了表明他們的伊斯蘭特性，這些"大食"兵經常用他們在軍營里的"腰牌"向周圍的人說明他們的飲食禁忌。久而久之，有些"胡人"和當地商人專做"大食"兵的生意。為了讓"大食"兵看得更清楚，他們就把"腰牌"放大并懸掛在門庭，"腰牌"的內容是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把"湯瓶"。伊斯蘭教規定每天要五次禮拜，每次禮拜必先沐浴。"湯瓶"是他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以"湯瓶"為標志的"腰牌"后來發展為一種標志，穆斯林大眾稱之為"清真牌"。清真飯店懸掛"清真牌"的習俗也一直延續至今。

　　行軍打仗要備干糧，一種類似"馕"的食品很適合攜帶和保存，阿拉伯語稱之為"饦爾木"。隨著"大食"兵和當地人的交往日甚，"饦爾木"的制作方法也從軍營傳播到市井，久之就形成了今天西安穆斯林群眾的主食之一"饦饦饃"。行軍打仗曠日持久，士兵攜帶的"饦饦饃"也會變干變硬難以下咽。"大食"兵有吃羊肉的習慣，干硬的"饦饦饃"加上羊肉和羊肉湯不僅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味道鮮美。這種飲食是他們的民族食品之一，阿拉伯地區稱之為"穆勒格"，伊朗地區稱之為"阿卜古什"。在今天的阿拉伯國家和伊朗各地，仍可以發現這種酷似西安牛羊肉泡饃的食品。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很多的"大食"兵和"胡商"樂不思蜀，久居長安，他們的飲食習慣也慢慢溶入市井百姓之中。

　　行軍打仗的飲食追求簡單、快捷、方便。和平時期的飲食習慣，人們又追求色、香、味、形等，所以西安的泡饃方法很多。以就餐時間論分為早餐水盆羊肉、午餐泡饃、晚餐小妙。水盆羊肉要求鮮湯、熱饃。泡饃要求肉爛、饃筋。小炒要求 肉、加醋以利消化。以烹調方法論可分為干泡、單走兒、口湯、水圍城。以泡饃內容論可分為牛羊肉泡饃、蘿卜、豆芽兒、白菜丸子、韭菜、韭黃、蔥芽等蔬菜泡饃。為避免泡饃中的牛羊肉脂肪膩口，習慣上可佐以糖蒜。為了讓泡饃看起來有層次，又加入了粉絲和大蔥或蒜苗。我們今天習慣見到的泡饃形式就這樣形成了。

　　歷史發展到今天，牛羊肉泡饃已成為市井百姓久吃不衰的美食。在西安的大街小巷，經營牛羊肉泡饃的飯店星羅棋布，使這一美食充分得到了鞏固和發揚，特別是知名品牌坊上人飯莊的牛羊肉泡饃被原國內貿易部、中國烹任協會認定為"中華名小吃"，使泡饃一躍披上了"國字號"戰袍，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縱觀泡饃的演變史，我們不難發現，在歷史的長河中，泡饃始終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經濟發展大潮中，飲食的花海更加燦爛，我們期待著這一歷史的"食粹"有更精彩的演出。

　　因為，歷史就是創新，創新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