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風的散文精選

　　張曉風的散文精選一：小小的燭光

　　他的頭發原來是什么顏色已經很費猜了，因為它現在是純粹珠銀白。

　　他的身材很瘦小，比一般中國人還要矮上一截。加上白色的頭發，如果從后面看上去，恐怕沒有人會想到他是美國人——我多么希望他不是美國人。每次，當我懷著敬畏的目光注視他，我心里總羼合著幾分嫉妒、幾分懊惱、幾分痛苦。為什么，當我發現一個人，秉賦了我所欽慕的諸般美德，而他卻偏偏是一個美國人呢？為什么在我心中那個非常接近完美的人，竟不屬于我自己的民族？

　　他已經很老了，聽說是六十七。他看起來也并不比實際歲數年輕。當然，如果他也學中國老頭的樣子，坐在大躺椅里抱孫子玩，閑來就和一般年紀的人聊天喝酒，或是戴著老花眼鏡搓麻將，那么，他也許看起來不致這么憔悴吧！

　　他身上所有的東西大概也都落伍二十年了，細邊的眼鏡，寬腿的褲子，帶著長鏈子的懷表，以及冬天里很古怪的西裝。每在走廊上碰面，我總要偷偷地看他幾眼，那些古老的衣物好像從來也沒有進步的跡象。我常常懷疑，他究竟藏有多少條這種可笑的褲子？為什么永遠也穿不完呢？

　　他頸上的皺折很深很粗，臉上的皮膚顯然也有掛下來的趨勢。如果要把那些松弛的地方重新撐飽滿，恐怕還得三十磅肉呢！他有一個很尖峭的鼻子——那大概就他唯一不見皺紋的地方了。他的眼光很清澈，稍微有點嚴厲，長方帶尖的臉型襯著線條很分明的薄嘴唇，嘴角很倔強地向下攏著，向里陷著。使他整個的容貌都顯露出一種罕見貴族氣質。

　　那年，我是二年級，他就到學校來了。他是來接任系主任的。可是他剛來幾天就貼出海報要招募合唱團員，我當時很從心里憐憫他，不過也有幾分認為他是太幼稚太不明實況。其實當個系主任就夠忙的了，何苦又自己另找罪受，他所征來的那批人馬，除了少數幾個，大部份連五線譜都認不清楚的。每天中午休息的時侯，他們就在二樓靠邊的那間教室里練習。一首歌翻來覆去地唱了有個把月，把每個人的耳朵都聽膩了，他們還是唱不準。后來記不清有一次怎樣的集會，他們居然正式登臺了。唱的就是那首人人已經聽夠了的歌。老桑先生急得一面指揮一面用他以前在大陸上學過的蘇州話幫腔，結果還是不理想。其實那次失敗并不意外——甚至我想連他自己也不會覺得有什么意外的。

　　意外的是四年后一個美麗的春天晚上。這被邀請坐在學校的大禮堂里。紫紅絨的帷幕緩緩拉開，燦爛的花籃在臺上和臺下微笑著，節目單很有分量地沉在我的手中，優雅的管弦樂在臺上奏著，和諧的四重唱繚繞而彌漫。我不能不感到驚訝，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這些年來，他用的是怎樣的一根指揮棒。

　　他又是個極仔細的人。那時侯學校宿舍還沒蓋好，所有的女生都借住在陽明山腰的一個夏令營地時，山上的墳蟲很多，我們經常是體無完膚的。有一次，他到山上看我們，飯后大家坐在飯廳的里，他的眼睛盯在那兩扇紗門上，看來往的同學怎樣開關它。其實大部分的同學是只管開門不管關門的。許多人只顧走進走出，然后就隨便由自動彈簧去使它合上了。他看了一會，站起來。我還以為他要發表有關生物學的演講呢——他學的是生物——不料他很嚴肅地直走到紗門前。

　　“知道為什么有這么多的蚊子嗎？”他的目光四下巡視，沒有人說話，他指著不甚合攏的門說：“門不是這樣關的，這樣一定有縫。”

　　他重新把門攤開，先關好其中第一扇，然后把第二扇緊緊地合上去，最后又用力一拉。紗門合攏了，連空氣都不夾呢！他滿意地微笑，又沉默地退到座位上去了。

　　我特別喜歡看他坐在書庫里的樣子。這兩年來，學校不斷地擴充，圖書館的工作不免繁復而艱巨，要把一個貧乏的，沒有組織、沒有系統的圖書館重頭建設起來，真需要不少的的魄力呢？我真不曉得他為什么又和這種工作發生了關系。那年我被分到圖書館做工讀生，發現所有的舊次序都需要另編，真讓我不勝驚駭。每次，當編排書目的時候，他好像總在那里。安靜地，穿著一身很干凈的淺顏色衣服，坐在高高的書架下面，很仔細地指導工作。他的樣子很慎重，也很怡然。日子久了，偶然走進書庫如果他不在那里，我好像也能看見一個銀發的影子坐在那兒。好幾次，我很沖動地想告訴他那四個字——皓首窮經。但我終于沒有說，用文字去向一個人解說他已經了解、已經踐行的真理，實在有點可笑。

　　想他是很孤單的，雖然他那樣忙。桑夫人已經去世多年了，學校里設有一個桑夫人紀念獎學金。我四年級的時候曾經得到它。那天，他在辦公室見我，用最簡單的句子和我說話。他說得很慢，并且常常停下來，盡可能的思索一個簡單的字匯一一后來我漸漸知道這是他和中國人說話的習慣。其實他的蘇州話說得不錯，只是對大多數的學生而言，聽英文還比聽蘇州話容易一些！

　　“哦，是你嗎？”他和我握手，我忽然難受起來，我使他想起他的亡妻了。我覺得那樣內疚。

　　“我要一張你的照片，”他很溫和地說，“那個捐款的人想看看你。”

　　“好，”我漸漸安定下來，“下禮拜我拿給你。”

　　“我可以付洗照片的錢。”他很率真地笑著。

　　“不，我要送給你！”

　　那次以后，我常常和他點點頭，說一句早安或是哈羅。后來我畢業了，仍舊留在學校里，接近他的機會更多了。我才發現，原來他那清澈的雙目中有一只是瞎了的！那天我和他坐在一輛校車里、他在中山北路下車。他們系里的一個助教慌忙把頭伸出窗外。

　　“桑先生。”他叫著，“今天坐計程車回去吧，不要再坐巴士了。”

　　他回過臉來，像一個在犯錯的邊緣被抓到的孩子，帶著頑皮的笑容點了點頭。

　　“你看，他就是這樣。人病著，還不肯停。”那助教對我說，“并且他有一只眼已經失明了，還這樣在街上橫沖直撞的叫人擔心。”

　　我忽然覺得喉頭被什么哽咽住了，他瞎了一只眼！難怪他和人打招乎的時候總是那樣遲鈍，難怪他下樓梯的時候顯得那樣步履維艱。他必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什么都不為，什么都貪圖，這是何苦來呢！

　　張曉風的散文精選二：想要道謝的時刻

　　研究室里，我正伏案趕一篇稿子，為了搶救桃園山上一棟“仿唐式”木造建筑。自己想想也好笑，怎么到了這個年紀，拖兒帶女過日子，每天柴米油鹽煩心，卻還是一碰到事情就心熱如火呢？

　　正趕著稿，眼角馀風卻看到玻璃墊上有些小黑點在移動，我想，難道是螞蟻嗎？咦，不止一只哩，我停了筆，凝目去看，奇怪了，又沒有了，等我寫稿，它又來了。我干脆放下筆，想知道這神出鬼沒的螞蟻究竟是怎么回事。

　　終于讓我等到那黑點了，把它看清楚后我忍不住笑了起來，它們哪里是螞蟻，簡直天差地遠，它們是鳥哩——不是鳥的實體，是鳥映在玻璃上的倒影。

　　于是我站起來，到窗口去看天，天空里有八九只純黑色的鳥在回旋疾飛，因為飛得極高，所以只剩一個小點，但仍然看得出來有分叉式的尾巴，是烏鴉嗎？還是小雨燕？

　　幾天來因為不知道那棟屋子救不救得了，心里不免憂急傷惻，但此刻，卻為這美麗的因緣而感謝得想頂禮膜拜，心情也忽然開朗起來。想想世上有幾人能幸福如我，五月的研究室，一下子花香入窗，一下子清風穿戶，時不時的我還要起身“送客”，所謂“客”，是一些笨頭笨腦的蜻蜒，老是一不小心誤入人境，在我的元雜劇和明清小品文藏書之間橫沖直撞，我總是小心翼翼的把它們送回窗外去。

　　而今天，撞進來的卻是高空上的鳥影，能在映著鳥影的玻璃墊上寫文章，是李白杜甫和蘇東坡全然想象不出的佳趣哩！

　　也許美麗的不是鳥，也許甚至美麗的不是這繁錦般的五月，美麗的是高空鳥影偏偏投入玻璃墊上的緣會。因為鳥常有，五月常有，玻璃墊也常有，唯獨五月鳥翼掠過玻璃墊上晴去的事少有，是連創意設計也設計不來的。于是轉我能生為此時此地之人，為此事此情而憂心，則這份煩苦也是了不得的機緣。文王周公沒有資格為桃園神社擔心，為它擔心疾呼是我和我的朋友才有的權利，所以，連這煩慮也可算是一場美麗的緣法了。為今天早晨這不曾努力就獲得的奇遇，為這不必要求就擁有的佳趣，(雖然只不過是來了又去了的玻璃墊上的黑點)，為那可以對自己安心一笑的體悟，我鄭重萬分的想向大化道一聲謝謝。

　　張曉風的散文精選三：孤意與深情

　　我和俞大綱老師的認識是頗為戲劇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聽他演講，活動是李曼瑰老師辦的，地點在中國話劇欣賞委員會，地方小，到會的人也少，大家聽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對我而言，那是個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臺去找他，連自我介紹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師那套破舊的椅子上繼續向他請教。

　　俞老師是一個談起話來就沒有時間觀念的人，我們愈談愈晚，后來他忽然問了一句：

　　“你在什么學校？”

　　“東吳——”

　　“東吳有一個人，”他很起勁地說，“你去找她談談，她叫張曉風。”

　　我一下愣住了，原來俞老師竟知道我而器重我，這么大年紀的人也會留心當代文學，我當時的心情簡直興奮得要轟然一聲燒起來，可惜我不是那種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訴他我就是張曉風。

　　然后他告訴我他喜歡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認為深得中國文學中的陰柔之美，我其實對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啟齒，由于年輕和浮淺，我把許多好東西寫得糟極了，但被俞老師在這種情形下無心地盛贊一番，仍使我竊喜不己。接著又談了一些話，他忽然說：

　　“白先勇你認識嗎？”

　　“認識。”那時候他剛好約我在他的晨鐘出版社出書。

　　“他的《游園驚夢》里有一點小錯，”他很認真的說，“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訴他改過來。”

　　我真的驚訝于他的細膩。

　　后來，我就和其他年輕人一樣，理直氣壯的穿過怡太旅行社業務部而直趨他的辦公室里聊起天來。

　　“辦公室”設在館前街，天曉得俞老師用什么時間辦“正務”，總之那間屬于怡太旅行社的辦公室，時而是戲劇研究所的教室，時而又似乎是振興國劇委員地的兔費會議廳，有時是某個雜志的顧問室……總之，印象是滿屋子全是人，有的人來晚了，到外面再搬張椅子將自己塞擠進來，有的人有事便徑自先行離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開著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這里做學術上的或藝術上的打尖。

　　也許是緣于我的自入，我自己雖也多次從這類當面的和電話聊天中得到許多好處，但我卻不贊成俞老師如此無日無夜的來者不拒。我固執的認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賴的，即使是嫡傳弟子，復述自己言論的時候也難免有失實之處，這話不好直說，我只能間接催老師。

　　“老師，您的平劇劇本應該抽點時間整理出來發表。”

　　“我也是這樣想呀！”他無奈地嘆了口氣，“我每次一想到發表，就覺得到處都是缺點，幾乎想整個重新寫過——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寫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寫一個新的！”

　　“可是，想想舊的還沒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這真是可怕的循環。我常想，世間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沒有寫下什么，大概執著筆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師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幾分生氣，世間有些胡亂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則對晚輩而言近乎“殘忍”，對“造孽”的人歷史還有辦法，不多久，他們的油墨污染便成陳跡，但不勤事寫作的人連歷史也對他們無可奈何。倒是一本《戲劇縱橫談》在編輯的半逼半催下以寫隨筆心情反而寫出來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樣的看法，她說：“唉，每天看訃聞都有一些朋友是帶著滿肚子學問死的——可惜了。”

　　老師在世時，我和他雖每有會意深契之處，但也有不少時候，老師堅持他的看法，我則堅持我的。如果老師今日復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辯駁的事便是堅持他至少要寫二部書，一部是關于戲劇理論，另一部則應該至少包括十個平劇劇本，他不應該只做我們這一代的老師，他應該做以后很多代年輕人的老師……

　　可是老師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電話和誰爭論去呢？

　　對于我的戲劇演出，老師的意見也甚多，不論是“燈光”、“表演”、“舞臺設計”、“舞蹈”他都“有意見”，事實上俞老師是個連對自己都“有意見”的人，他的可愛正在他的“有意見”。他的意見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無論如何，我十分感動于每次演戲他必然來看的關切，而且還讓怡太旅行社為我們的演出特別贊助一個廣告。

　　老師說對說錯表情都極強烈，認為正確時，他會一疊聲地說：“對——對——對——對——……”

　　每一個對字都說得清晰、緩慢、悠長，而且幾乎等節拍，認為不正確時，他會嘿嘿而笑，搖頭，說：“完全不對，完全不對……”

　　令我驚訝的是老師完全不贊同比較文學，記得我第一次試著和他談談一位學者所寫的關于元雜劇的悲劇觀，他立刻拒絕了，并且說：

　　“曉風，你要知道，中國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點相同的都沒有！”

　　“好，”我不服氣，“就算比出來的結果是‘一無可比’，也是一種比較研究啊！”

　　可是老師不為所動，他仍堅持中國的戲就是中國的戲，沒有比較的必要，也沒有比較的可能。

　　“舉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亞和中國的悲劇里在最嚴肅最正經的時候，卻常常冒出一段科渾——而且，常常還是黃色的，這不是十分相似的嗎？”

　　“那是因為觀眾都是新興的小市民的緣故。”

　　奇怪，老師肯承認它們相似，但他仍反對比較文學。后來，我發覺俞老師和其他年輕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頭來各人還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師生，也仍然是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