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教過我經典散文

　　——為紀念中國戲劇導師季曼瑰教授而作

　　秋深了。

　　后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開來，臺北在一片燈霧里，她已經不在這個城市里了。

　　記憶似乎也是從雨夜開始的，那時她辦了一個編劇班，我去聽課；那時候是冬天，冰冷的雨整天落著，同學們漸漸都不來了，喧嘩著雨聲和車聲的羅斯福路經常顯得異樣的凄涼，我忽然發現我不能逃課了，我不能使她一個人丟給空空的教室。我必須按時去上課。

　　我常記得她提著百寶雜陳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樓，坐下來常是一陣咳嗽，冷天對她的氣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過氣，可是在下一陣咳嗽出現之前，她還是爭取時間多講幾句書。

　　不知道為什么，想起她的時候總是想起她提著皮包，佝著背踽踽行來的樣子--仿佛己走了幾千年，從老式的師道里走出來，從湮遠的古劇場里走出來，又仿佛已走幾萬里地，并且涉過最荒涼的大漠，去教一個最懵懂的學生。

　　也許是巧合，有一次我問文化學院戲劇系的學生對她有什么印象，他們也說常記得站在樓上教室里，看她緩緩地提著皮包走上山徑的樣子。她生平不喜歡照相，但她在我們心中的形象是鮮活的。

　　那一年她為了紀念父母，設了一個"李圣質先生夫人劇本獎"，她把首獎頒給了我的第一個劇本《畫》，她又勉勵我們務必演出。在認識她以前，我從來不相信自己會投入舞臺劇的工作--我不相信我會那么傻，可是，畢竟我也傻了，一個人只有在被另一個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后，才能可能成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問我為什么寫舞臺劇，我也許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見了一個老師"。我不是一個有計劃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歡那個人，我就跟他一起做"。在教書之余，在家務和孩子之余，在許多繁雜的事務之余，每年要完成一部戲是一件壓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讓她失望。

　　在《畫》之后，我們推出了《無比的愛》、《第五墻》、《武陵人》、《自烹》（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將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導演黃以功，舞臺設計聶光炎，也都是她的學生。

　　我還記得，去年八月，我寫完《和氏壁》，半夜里叫了一部車到新店去叩她的門，當時我來不及謄錄，就把原稿給呈她看。第二天一清早她的電話就來了，她鼓勵我，稱我，又囑咐我好好籌演，聽到她的電話，我感動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趕著看的。現在回想起來不免內疚，是她太溫厚的愛把我寵壞了吧，為什么我興沖沖地去半夜叩門的時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齡和她的身體呢？她那時候已經在病著吧？還是她活得太樂觀太積極，使我們都忘了她的年齡和身體呢？

　　我曾應幼獅文藝之邀為她寫一篇生平介紹和年表，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仔細觀察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里倒是常有點心），穿得也馬虎，住宅和家具也只取簡單實用，連計程車都不太坐。我記得我把寫好的稿子給她看過，她只說："寫得太好了--我哪里有這么好？"接著她又說："看了你的文章別人會誤會我很孤單，其實我最愛熱鬧，親戚朋友大家都來了我才喜歡呢！"

　　那是真的，她的獨身生活過得平靜、熱鬧而又溫暖，她喜歡一切愉悅的東西，她像孩子。很少看見獨身的女人那樣愛小孩的，當然小孩也愛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們巧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時候只是小孩，不是學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員。

　　有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見她所教過的兩個女學生，說是女學生，其實已是孩子讀大學的華發媽媽了，那還是她在大學畢業和進入研究所之間的一年，在廣東培道中學所教的學生，算來已接近半世紀了。（李老師早年嘗用英文寫過一個劇本《半世紀》，內容系寫一傳教干終身奉獻的故事，其實現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個奉獻了半世紀的傳教士）我們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時候，那太太掏出她兒子從臺中寫來的信，信上記掛著李老師，那大男孩說："除了爸媽，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這樣一個被別人懷念，被別人愛的人。

　　作為她的學生，有時不免想知道她的愛情，對于一個愛美、愛生命的人而言，很難想象她從來沒有戀愛過，當然，誰也不好意思直截地問她，我因寫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一下，我問她："你平生有沒有什么人影響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親，他那樣為真理不退不讓的態度給了我極大的影響，我的筆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質則是家譜上的排名）就是為了紀念他"。除了長輩，我也指平輩，平輩之中有沒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給了你終生的影響的。"她思索了一下說："有的，我有一個男同學，功課很好，不認識他以前我只喜歡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寫作也只覺得單憑才氣就可以，可是他勸導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憑才氣是不行的--我至今還在用功，可以說是受他的影響。"

　　作為一個女孩子、我很難相信一個女孩既折服于一個男孩而不愛他的，但我不知道那個書念得極好的男孩現今在哪里，他們有沒有相愛過？我甚至不也問他叫什么名字。他們之間也許什么都沒有開始，什么都沒有發生--當然，我倒是寧可相信有一段美麗的故事被歲月遺落了。

　　據她在培道教過的兩個女學生說："倒也不是特別抱什么獨身主義，只是沒有碰到一個跟她一樣好的人。"我覺得那說法是可信的，要找一個跟她一樣有學養、有氣度、有原則、有熱度的人，質之今世，是太困難了。多半的人總是有學問的人不肯辦事，肯辦事的沒有學問，李老師的孤單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劇運的事上也是孤單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導演舞臺劇的江偉先生到中國臺灣來拜見她，我帶他去看她，她很高興，送了他一套簽名著名。江先生第二次來臺的時候，她還請他吃了一頓飯。也許因為自己是臺山人，跟華僑社會比較熟，所以只要聽說海外演戲，她就非常快樂、非常興奮，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領，就是在最無可圖為的時候，仍然興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還記得那一次吃飯，她問我要上哪一家，我因為知道她一向儉省，（她因為儉省慣了，倒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在儉省了，所以你從來不會覺得她是一個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議她去云南人和園吃"過橋面"，她難得胃口極好，一再鼓勵我們再叫些東西，她說了一句很慈愛的話："放心叫吧，你們再吃，也不會把我吃窮，不吃，也不會讓我富起來。"而今，時方一年，話猶在耳，老師卻永遠不再吃一口人間的煙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