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考滿分作文匯總

　　大凡在文學界受人敬仰的，讀者都能找到與文章匹配的詞語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來這就是我們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小編收集了浙江高考滿分作文匯總，歡迎閱讀。

文如其人

　　以前聽說過字如其人的說法，說通過一個人的字跡便可大致看出這人的性格品質，后來又聽到文如其人的這一說法，即文品大可等同于人品，一個人若書讀得多，文章寫得好，其做人的標準也會在無形中得以提高。所謂文如其人，大概就是說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便會把你所想的東西通過文字表達出來。

　　說起文如其人，不免要談到文風這一問題上，所謂的文風就是文章所體現的思想作風，或者文章寫作中某種傾向性的社會風氣以及作者語言運用的綜合反映。在我認為，文風分有剛勁有力與綿柔感性兩種，書面語說即豪放派與婉約派。豪放派比如辛棄疾，蘇軾，婉約派的代表像李煜和李清照等等。如果說文如其人的話，婉約派的代表詞人似乎更具說服力。李煜因國破家亡這一悲慘的人生經歷，在后期的詞風多以凄楚為主，李清照人到中年丈夫遠逝，內心悲苦不已，寫出“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他們內心是同樣的悲傷難過，所以寫出的詞便也傳達給人這樣的憂愁。而豪放派的蘇軾，站在江邊仰天長吼“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與他仕途坎坷自身又不屈不撓的與世俗奮戰的品性不是遙相呼應嗎?而這一系列的例子不就是在佐證文如其人這一觀點嗎?

　　既然真的是文如其人，那么，想要寫好一篇文章，想要擁有好的文采與為世人折服的文筆，是不是就意味著你的人生經歷要出彩呢?不管文風是豪放派還是婉約派，各有各的可取之處，古往今來都有不同的文人志士欣賞膜拜，只是文風與文品是不同的，文品幾乎可以說是關乎一個人的自身發展狀況的概述，就像一個人的人品，如果人品不正，那么寫出來的文章也一定是遭人唾棄的，不會有人愿意浪費時間去看，相反，那些品性正直的人，它的文章必然能給人以正能量，教給人們積極向上的東西，這樣文字才會被人們津津樂道。

　　所以說，與其想著如何提高自己的寫作水平，不如先學會怎樣做人，一個人立于世界最根本的因素，便是成為一個正直的人，當你提高了自身的修養與品性，你的文章必然也就為大眾歡迎追捧。無論如何，請記住，應該做一個“大寫”的人。

文之常識

　　古語云：“易有三訓，一訓簡易，二訓變易，三訓不易”，“易與天地準”，之于常識，不也是如此嗎?我們生活在常識中，“春暖花開”、“秋高氣爽”，我們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是為簡易;同一事物不同時刻有不同的表現，變化無窮，是為變易;常識由生活而來，經久適用，是為不易。故莊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識，于生活，我們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識之于我們太過習慣了，時常，我們會無所察覺，如同時空之于我們過于靜止與絕對，在愛氏之前，我們被蒙騙了千萬年。于是我們在恍然后明白，常識雖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知之，并非僅僅為熱則卻衣寒則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對自然存在的用心觀察。沒有這用心，何來常識?沒有常識，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禍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擁擠之時間，于約會便不會誤時;又譬如拿破侖不知俄國之地廣與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國堅壁清野而為滑鐵盧之役埋下伏筆。

　　所以對于常識，要知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行之，不僅是于知之之后的體證，還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為知易而行難。行難，故特以行之。常識的知之，是困則眠、疲則休息，是諸葛順勢三分天下，是劉邦知楚強漢弱而強赴鴻門。對常識的行之，是順應自然、順時而動，故可避害趨利，所以才有一覺醒來的精神，才有漢朝天下。

　　所以對于常識，要行之。

　　至于對于常識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為常識之常，所以無形中被我們忽略、習慣，然世間萬物莫不在變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適合，若死守既得，便永無進步可言。故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詔》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因為對常識的思之，愛氏提出了相對論，玻爾提出了量子力學;之于歷史的，不正是由于對意識形態的思之與變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開放而至于今日之中華崛起?

　　“易與天地準”，也正是憑借常識，憑借與常識同行，我們維系了一個曠古的文明，然而無論是生活還是發展，不知常識無語進步，不行常識無以趨利避患，不思常識卻也無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說，對于常識，我們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則有泰然的生活與不斷的前進。

文顯其品，方動人心

　　喜歡一卷詩書在手，或品讀“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的慵懶與情思，一抹淺淡的遠山黛，畫出女子的婉麗;或感受太史公筆下暗潮涌動的政權爭奪，爾虞我詐，險象環生;或帶著一顆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體味異域風情。正如古人所言，“言為心聲，文如其人。”不錯的，在文章中確實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或瀟灑坦蕩，或自由不拘。

　　大凡在文學界受人敬仰的，讀者都能找到與文章匹配的詞語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來這就是我們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他并不是僅從一篇文章中體現，而是滲透在作家一生的寫作歷程中。初識袁中郎是在《滿井游記》：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如此瀟然山水的才子，想來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學家，他自言“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實，這話不但說出了中郎的文學主張，也說出了他的人生態度。在那些贊美自然風光的游記中，每一篇都是他對這種生活本色的探尋，一種行胸臆的格調。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內心，我們能從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才會讓我們的心產生一種共鳴。

　　文學貴在思想的碰撞，金代元好問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觀點：“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我們總認為的在人格與文章之間的等號卻在這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文章會成為人心的面具，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也許我們需要用一雙聰慧的眼，一顆睿智的心去感知。

　　文章是抒發人性的途徑，而有時這條道路會被外界因素阻隔，讓我們看不真實，文章本身也淪為了工具。郭沫若以一首《天上的街市》成為中國現代詩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詩人，當革命的烈火蔓延整個中國大地時，他的詩便成為了配合革命形勢的產物，毫無立場的歌頌與批判，是成為“御用文人”的悲哀。也許在郭老的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義，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鎖時，所有藝術的美感就消失殆盡了。曾經歌頌出《女神》這樣唯美詩篇的人，湮沒在革命的浪潮中，我們只能扼腕嘆息了。

　　但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觀點，有一樣是不能否認的：文顯其品動人心。因為他們能將自己的真當作湯底，用生活的閱歷作為菜料，以真情實感為輔料，烹飪出一鍋令人回味的佳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