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尺

　　高二（14）周曉敏

　　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一把尺，在得意忘形時提醒你自己是誰；在為了私欲而踐踏底線時提醒你該自慚形穢；在趨炎附勢、攀龍附鳳時提醒你尊嚴的價值。我無法去度量別人的尺，我只是覺得母親的尺有時就像一道強光，把我陰暗丑陋的一面也照得無處躲藏。

　　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父親是唱紅臉的，母親是唱白臉的。我很怕她，甚至不敢像對父親那樣去親密地擁抱她。她很兇，我覺得不如她意時便會遭一頓打。小時候，背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倒不是因為難，而是老師說必須背給家長聽。我坐在板凳上兩遍就能背下來，但是我還是怕，面對母親時好像我是個老年癡呆者，對文字顯得又笨拙又糊涂。母親拿起蒼蠅拍隨手就那么一抽，我知道她是個粗人，下手沒有輕重，所以房間總因兩個人的著急而沉重。

　　有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往往卻只能凝結悲傷在心靈中緩緩流動。

　　零四年，秋，北京。記憶中，那是母親這輩子打我打得最慘的一次。那時候不知道什么叫做美，或許花枝亂顫的頭發；或許五彩繽紛的裙子；或許濃妝淡抹的臉。母親在百貨公司上班，我會經常在偌大的空間走動，商人和顧客很多，也都在為各自的利益精打細算。我路過一家化妝品店，有一盒子的金粉，涂在臉上的。趁著人山人海，我拿走了其中一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偷東西，帶著隱秘的激動與興奮。我開始在每個角落炫耀我的金粉，一鼻子的得意。

　　時間一長，母親還是從抽屜的最深處發現我最隱秘的“贓物”。母親知道她從不給我零花錢，我是買不起有點檔次的化妝品。那么，答案就是——偷。母親第二天拽著我來到那個化妝品店，她扯著我的衣領說道歉。老板顯然不知道原委，嚇呆了。母親愧疚地解釋了一遍，直說“對不起”。鞠躬，道歉，反反復復。她用手掌抽我，一張漂亮的臉憤怒地扭曲而漲紅。老板直拉著母親不要打，她不追究。但是，母親不肯，她繼續她的憤怒，直到我的胳臂容不下另外的巴掌，直到她打不動了。母親賠著笑，塞給老板雙倍的錢，然后扯著我離開。

　　母親走在前面，背對著我，我們都沒有說話。那時，母親很瘦，像一張紙，風一吹，紙片在抖。不對，是母親在哭。

　　去年，我看了一本書，仿佛深有體會地誤解母親的眼淚。阿米爾的父親說；“當你殺害一個人，你偷走一條性命，你偷走他妻子身為人婦的權利，奪走他子女的父親。當你說謊，你偷走別人知道真相的權利。當你詐騙，你偷走公平的權利。沒有比盜竊更十惡不赦的事情了。”所以，母親當初如此厭惡盜竊，自古誠信不可拋，誰都不想成為人人避之的獨行者。泰戈爾曾說：“虛偽的真誠，比魔鬼更可怕。”我想，母親是盼我有個問心無愧的歸宿。

　　我有個習慣，是從母親那兒學來的——如果路上碰到乞丐，似有強迫癥一樣地要給他點兒錢。以前，我和母親出門時，對街口有個乞丐天天蹲在那兒，我碰到多了，也自然熟絡了。頭發花白，亂糟糟也不去打理。后來，我覺得自己有點好笑，一個人會打扮成紳士淑女去乞討嗎？她樣子似七八十了，操著一口外鄉音，有時會向我們要點錢，有時會討幾個便宜的餅。我們給她的時候，她總會笑得把參差不齊的舊牙露出來。我不知道她住哪里，更不知道她都經歷怎樣的生活。像她這么老的人，要是有個溫暖的家庭，也會天天笑得與我奶奶一樣慈祥。她漸漸愛咳嗽，也懶得出來走動。母親偶爾看到她也會擔心，想著哪天送幾盒藥也總是忙到忘記。次年春，連著半個月都沒見著她，那藥母親也一直沒送出去。想著，她也許是熬不下去了，也可能是回了老家，反正再沒見過。那時，還沒有那么嚴的城管，我為她悲哀也慶幸，如果到現在，她的日子或許會更艱難。但母親常說，能幫點是點，我也覺得蠻有道理。

　　每個人都是復雜的動物，母親也是。但我還是覺得她是世上最善良最公正的人。她一輩子用了無數的時間教導我如何把人做“好”。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沒有按照她的希望，做好自己的本分，但我心里始終有她的尺，讓我的原則隔著烏起麻黑的臟亂，讓我相信世上還有真情還是一片好人間。

　　史鐵生說過：“看見苦難的永恒，實在是神的垂憐——唯此才能真正斷除迷執，相信愛才是人類唯一的救助。”我想，母親在我人生中起到最大的作用，便是教會我如何去愛，帶著恭謙帶著友善去愛世界。就像開啟了另一雙眼睛，迎接苦難，像一粒沙塵，帶著小小的欣喜卑微地面對生活。

　　也許，母親的尺是一份嚴格，一點勤奮，也許是一次期許，一縷真實，也許是一場關懷，一分博愛。

　　母親有一把尺，始終支撐我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