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落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
15歲初中
15歲那年，我們搬進了一個陌生的小區。住得離學校更遠了，出入都要帶門禁卡更讓吊兒郎當的我頭疼。
每次走到門口，我就會忽然彎腰直接從欄桿下面鉆過去。這時候，門口保安總會以一副我欠了他八百萬沒還的樣子，讓我出示業主卡，本來無傷大雅的事到了這里卻讓我莫名生厭。我常常漫不經心地說出門牌號，然后還以鄙夷的眼神大咧咧地離開。我和所有生活優越的少年一樣，不知什么是尊重。
有一天，我又忘記帶門卡，他照常攔住我。我忍不住破口大罵，把平時累積的不爽一并奉還。保安大叔憋紅了臉，禮貌地和我解釋這個是規定，我只覺得他就是那種有點小權力就要用盡的小人，嘴里蹦出了兩個字——傻帽，然后徑直走了進去，內心有一種打敗他人之后的暗爽。
某天下午，樓下尖銳的謾罵聲吵醒了午睡的我。一個中年男人正指著那個保安大罵著，面目猙獰。保安大叔則無助地嘆著氣向四周張望，灼灼的烈日下，穿著制服的他汗流浹背。
原來他一天要承受許多次這樣的謾罵，而我，卻也是其中一個。
那天我特意帶了門卡，還在門口的超市買了兩罐可樂遞給他。他一開始不肯接受，然后又接過了可樂放在一邊。自那之后，那個保安每次見我都對我笑。
春節期間，下著雨，他一個人站在小小的亭子邊，時而抬頭看天，時而往遠處呆望。保安亭沒有電腦也沒有電視，他就這么一天天無聊地站立著。
我皺起了眉頭，那天的保安大叔，定格在了我年少的記憶里。
我想，他一定也有自己的父母、孩子、愛人。原來一個人只要為了家人，可以這般堅持地站過一個又一個的炎夏與寒冬。
盡管后來多次搬家，但我總能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17歲高中
初中畢業以后，我便離開了父母，在陌生的城市讀起了高中。
在那里，我常常三餐不定，有時隨便就在路邊解決溫飽問題。
有個賣山東煎餅的小攤我經常光顧。我記得賣煎餅的大叔有個小男孩，小男孩每天下午六點會準時到他爸爸的小攤。有時在一張塑料凳上面寫作業，有時在玩樹下的小花小草，有時困了就枕著小書包在手推車旁的硬紙板上睡覺，不吵不鬧。
有天晚上我路過那條街，發現那個賣煎餅的小攤被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著——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大發雷霆，指著不小心將面糊濺到他身上的小男孩的爸爸在大聲謾罵。小男孩的爸爸很窘迫，一個勁地道歉。我透過人堆看到了小男孩，他被人群包圍著，眼里滿是驚恐和無助，緊緊地抓住爸爸的衣角。
后來中年男子罵舒服了，終于走了。
人散后，他爸爸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凳子上——也許是在兒子面前丟臉了，也許是心酸和委屈。小男孩的爸爸摸著小男孩的頭，嘴里大概說著一些“沒事”的話。
我本來想順便多買一個煎餅，走上前卻看見那個小男孩爬到了爸爸的腿上，他用小手拍著爸爸的背。小男孩咬著嘴，努力忍著，不讓爸爸看到，手不斷交替著擦自己的眼睛。
那一瞬間，我被心酸淹沒。
我想起了我忙碌的父親，我們總是很少交流。哪怕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我也不曾像這般拍拍他的背，說說鼓勵的話——那樣顯得很別扭。在體恤父母方面，我甚至連一個小男孩都不如。
從那之后，我開始有事沒事打電話回家，我知道，等我長大了，父母就老了。
22歲大學
二十幾歲，我回到家里的廠實習。我總算開始聽我爸的話了，這讓他多少有些欣慰。
在廠里，我注意到了業務員小胡。他來廠里兩年了，總是很勤快。曾經我無聊陪他一起出去跑業務，他兩手拎著樣品。在一家家商店屢受白眼，而他只是汗流浹背，保持禮貌地笑著。
那是一次再尋常不過的飯局，他被東北來的客戶一個勁灌酒，而他只是倒酒、倒茶、遞紙巾、叫服務員，開酒，還有強顏歡笑。毫無懸念，不勝酒力的他醉得一塌糊涂。
那晚，我送他回家，順手開了音響，張國榮的《取暖》，他聽著，說上學的時候覺得不好聽，不過出來工作以后就覺得挺好聽的。他轉過臉，看著窗外。路燈投射過來的光一道一道地刷過他的臉龐，天上掛著冰涼的月亮，黑暗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紅脖子紅臉大聲地唱了起來：你不要隱藏孤單的心/盡管世界比我們想象中殘忍/我不會遮蓋寂寞的眼/只因為想看看你的天真/我們擁抱著就能取暖，我們依偎著就能生存/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人間……
他的聲音顫抖，沙啞而壓抑，進而把臉埋在手上，壓抑不住地大哭起來……
我什么也沒說。只是把他送到家。他紅著眼睛，在小區花壇邊的水龍頭用力地搓著臉，然后挺直腰桿，用紙巾把一臉的水擦干，咳了兩下，深吸一口氣，對我笑了笑，問：還看得出來嗎？我說還好，我知道他老婆還在等著他。
這一刻，既為他心酸，又為他感動。我想他馬上就要回到那個簡陋卻溫暖的地方了。他的脆弱不會讓自己的老婆看到，他仍是一個身高一米八的大男子漢。
作家劉亮程曾說過：“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那些生命中的陌生人，如果我可以和他們一樣，為了親人而忍耐那些劈頭蓋臉的風霜雨雪，忍耐所有世事艱險。而后依舊堅持，依舊感恩，依舊奮斗。也許那樣的男人，才算是真正的成長與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