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的“忠義”
暑假無事，和丫頭看《水滸傳》，不免又生發(fā)出一些老生常談的感慨。
《水滸傳》又名《忠義水滸傳》，“忠義”二字本是全書的核心，不知何故省了，怕是圖簡單吧。“忠”字與“義”字，是梁山好漢統(tǒng)一思想，相與為一的兩條精神紐帶，也是梁山的兩條道路選擇，兩種價值認同。晁天王在時，其議事廳曰“聚義廳”，蓋梁山兄弟以義而聚；宋公明主事后則改為“忠義堂”，“義”仍然在，但前面得有“忠”管著。究其原因，晁蓋麾下，聚集的基本是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如三阮者，或是與朝廷仇深似海勢不兩立的林沖之類，而且比重極小。這些人本就對君昏臣佞的朝廷素無好感，彼此相交自然是以江湖義氣為主。宋江做頭領后，梁山的兄弟構成結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官府降將大幅增加，有的是戰(zhàn)敗被擒無路可走而歸降落草，有的本就是被梁山以不甚光明的手段誘迫而至，這些人本就有仕途功名，是“體制內”的人，與朝廷并無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若仍以“義”相凝聚，恐怕并無十分的感召力，故號之以“忠”。以“義”為紐帶，彼此是平等的，重的是投合之情；而“忠”的核心是服從，是等級秩序。在封建社會，官民之間歷來就就沒有平等的意識，而對君長之服從卻是浸入骨髓的。面對這些朝廷降將，宋江始終處于“民”的地位與心態(tài)，單是以“義”相號召，這些人走投無路之時雖可認同，卻未必能做到親密無間。而且這些人正規(guī)軍隊出身的人慣于帶兵治軍，講究紀律，絕非那些“操起兩柄板斧，專揀人多的地方殺去”的草莽可比，梁山若要發(fā)展，不得相倚重，是必須要團結、利用的力量。因此，宋江在晁天王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正了策略，提出“忠”字——即使有兄弟之義，也還必須講等級尊卑，而且“忠”須在“義”之先。宋押司深知官民之別，手段高明，一下子就掌控了這批人的思想。即如此，還擔心自己“民”的出身不能讓他們真心服從，于是又進一步搬出個“替天行道”的口號，咱們都是為“天”（皇帝）清君側，進一步強化“忠”的崇高意義，當然，也有身份置換的意味，在這水泊梁山，我宋江也就是“天”，從而達到對這類人思想的絕對控制。
宋江從骨子里是認同“忠”大于“義”的。宋江重義，這毋庸置疑，“山東及時雨”的名號是通過實際行動得來的，沒有“義”，他不能在梁山立穩(wěn)腳跟，統(tǒng)領群雄。但宋江對臉刻金印的罪人身份與無奈落草的山大王身份是耿耿于懷的，他的理想就是漂白自己的身份，“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重新回到“體制內”。宋江與晁蓋的最大區(qū)別其實還是在于二人的出身身份，晁蓋本就為民，而宋江是“押司”，有“他時若遂凌云志”的渴望。所謂“替天行道”，是認為那皇帝本是好的，不過是被小人蒙蔽，宋江們該做的，不過是撥去太陽邊的烏云使之重煥光明而已。以此來看，宋江心中有著忠臣情結，在心理上，和那些降將一樣，是朝廷里的人。對宋江而言，“招安”既是他的畢生理想，也是他的命運悲劇。如果說，遠征方臘是為國平亂實現自己價值的話，可當他損兵折將歸來，卻最終還是受到佞臣算計，而“天”并不垂憐的事實，才終于讓他明白了現實的殘酷，理想的破滅。
宋人有句俚語：“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正可用來說梁山的道路選擇。為寇只是權宜之計，招安才是最終目的。這種選擇，歸根到底是身份認同的問題。這個問題很深，我說不清楚，但我們不必嘲笑宋江招安，不必罵他投降主義，我們今天拼命考公務員，拼命往城市里擠，拼命擺脫農民身份，不是一樣的追求身份認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