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筆記
【國富論讀書筆記】
《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亞當·斯密是英國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立者。該書初版于1776年，與美國的《獨立宣言》同年發表。
亞當·斯密被奉為“經濟學之父”。而《國富論》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時間里，先后贏得了無數榮譽：“西方經濟學的‘圣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10本書之一” 等。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認為“從最終效果來看，這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貢獻的總和”。
更為眾多經濟學家所“迷惑”的是，亞當·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這本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們今天經濟活動和經濟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結構嚴謹，無懈可擊(張五常和郎咸平都曾如是說)。
在《國富論》里，亞當·斯密在否定重農主義和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說明了分工和貿易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國家的職責和收入來源。全書分為5 篇，作者在《導論及全書設計》中說，“本書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說明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并說明供應各時代各國民每年消費的資源，究竟有什么性質。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討論的，是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具體而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同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后，歐洲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后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
亞當·斯密在論述所有問題時，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總是被他或隱或顯的提及：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這應該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的來源)。斯密在全書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觀點：
1. “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每一個行為的動機，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種自然現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福利。
2. 勞動率增長的關鍵在于分工協作。斯密在書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針業為例子(第7—8頁)，來說明分工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巨大改進。分工以及勞動的劃分促進了專業化作業。而對專業化作業的追求，導致了工廠制度的誕生。
3. 勞動價值論。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頁)論述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值(應該就對應于馬克思經濟學觀的價值和價格)時，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作者開篇就說道，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于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斯密同時否定了舊重農主義所謂土地是價值的重要來源的論點。
4. 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經濟學體系”中，討論了兩種經濟制度(重商制度和重農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自由放任。作者極力論述了無論根據重商主義還是其他原則，對幾乎所有商品的進口實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認為，“為阻止進口或減少進口而設立的關稅，則顯然是既破壞貿易自由也有損于關稅收入的。”(第339頁)。他極力倡導自由貿易。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要像個人與個人之間那樣實行分工。他認為國家不應對商業(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充分發展和繁榮。
5. 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在于協調社會中人與人的利益，并避免犧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來”(第309頁)。
6. 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責任。斯密主張限制國家干預經濟。國家的職責應該是維護國家安全、環境的和平安全、個人公平競爭，并避免各種壟斷。換言之，國家應充當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 政府的開支。政府的開支體現著政府的責任，政府的開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維護國家尊嚴。在論述“建立和維持不能為個人帶來利潤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時，斯密還特別詳述了“為社會商業提供便利”和“促進人民教育”的開支。(第495—582頁)
8. 國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來自賦稅。斯密否定了舊重商主義所謂國家應該儲存大量金幣的做法，也否定了國家靠經營專屬于自己的公共資本或土地以獲取收入的做法。他認為那樣“看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是對全社會造成了損害。”他主張為社會全體利益考慮，“不如拍賣王室領地，分配給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則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來替代。換言之，“人民必須從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繳給君主或國家，以彌補公共收入。”(第588頁)
9. 賦稅四原則：1公平 2穩定 3征收便利 4遵守經濟原則，避免妨礙人民經營和給人民增加更多負擔。
讀罷此書，我最深的感受，是亞當·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嚴密論證，開創了經濟學科的理性思辨傳統。真不愧是經濟學科的“奠基”之作。國內經濟學家，哪怕是一些權威學者(諸如吳敬璉、張維迎、樊綱之流)，都應該好好的首先繼承這個傳統，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觀點。當然，國內也有一批斯密忠實的學生，仍然在世的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秦暉、人大農發學院院長溫鐵軍，天則經濟研究所創辦人矛于軾，以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劉吉等，他們腳踏實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國富論讀書筆記范文】
斯密《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了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他采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由于《國富論》蘊涵了諸多的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經濟學原理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政策實施意義，本文僅對自身感興趣或自認為有特別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部分理論進行表述和評點。為避免打破原書的邏輯思維結構和思想脈絡，本文以《國富論》(謝祖鈞、孟晉、盛之譯，國富論 ----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節目錄為序作以擇要。
(1)斯密認為，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須隨每一個國家的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長。而沒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長。而收入和資本的增長就是國家財富的增長。沒有國家財富的增長，也就不可能有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第一篇，第八章，P56)在那個以農業為主導的時代，資本的增加引起社會資本總量的增加這一過程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勞動生產率得以不斷提高，使得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總量在整體上大為增加。然而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這種國家財富增長所引起的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甚至還有減小的趨勢。同時，在我國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在國民經濟持續高漲的同時(這里僅從數字可以說明，至于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和可靠度則另當別論，但還是能夠得出經濟快速發展的結論的，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盡管有勞動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國內的就業形勢卻日益嚴峻，失業人數逐年增加。當然，這其中有人口的增長快于經濟的增量、勞動力素質與就業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說明斯密的這一理論沒有考慮到諸多的外生變量，需作進一步的改進，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說服力。
(2)斯密認為，資本在農村的利率總要比城市的高，這是由于農村金融市場規模不經濟、借貸成本高、資金市場供不應求等因素引起的。(第一篇，第九章)資本在農業方面雖然對社會貢獻最大(現在已不能絕對地說是最大，用比較大的說法也許更合適)，但利潤比較小，因此對農業方面的資金投入總是不能得到滿足。因此，也就出現了農村發展的兩難:問題：一方面是農村建設的資金需求缺口趨于擴大，一方面卻是各種金融機構不愿意在農村從事放貸業務。以斯密的思維，可以通過放寬農村金融市場的利率限制來發展農村業務，通過圍繞時常利率進行自由浮動的適度高利率來彌補各種借貸成本，最后通過競爭者對市場的爭奪逐漸回歸到利率的正常水平，這不失為當前解決建設新農村資金籌集困難的有效途徑，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適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會因為高的利率帶來新的高風險，就適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過引導和規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締各種非正規民間金融、加大政府財政支農力度等措施來解決農村市場的金融抑制。
(3)斯密認為，當一個人的資財，只能維持他幾天或幾個星期的生活時，他會很少考慮從這筆資材中獲取收入。他會盡可能地節約消費，希望依靠自身的勞動，能獲得一些收入來增補這筆資財。他的資財完全來自他的勞動收入。各國的窮苦勞動者大多過的這種生活。(第二篇，第一章，P187)斯密通過分析資財的額度和可支配期限將其界定為生產性和生活性支出兩部分，又將生活性支出按來源和用途細劃為三種類型。這樣，使我們對收入的認識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類型的資財，為后來人們樹立了理財觀念和收支計劃提供了依據。
(4)斯密認為，一個為了消費而借貸的人很快就會破產，而借錢給他的人通常也會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為了這樣一個目的不論是借款還是貸款不管什么場合高利盤剝是不可避免的，對于雙方均將不利。(第二篇，第四章，P233)既然借貸的人多為窮人，放貸的人會提高利率(如高利息貸款)來彌補這部分風險，但利率提高的同時又增加了還貸的風險。這樣就存在了一個悖論：不管是借貸者還是放貸者，雙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種風險，高利息貸款卻依然能夠生存下來。我認為原因是高利息貸款的存在包含了諸多不正當的經濟和社會行為，比如洗黑錢、黑勢力介入、借款者被迫從事違法犯罪現象等。
由于當前我主要涉足的領域是農村的金融問題，所以對《國富論》中與此相關的內容進行了拜讀和分析。第一篇和第二篇做了有選擇的精讀，第三篇是概要地閱讀，第四篇和第五篇僅作大致瀏覽，盡管殖民地部分斯密做了最為詳盡和精彩的論述，然而限于時間和篇幅，在此一一略過。上面的一些認識和觀點純屬我個人的意見，希望老師和學者能夠點出其中理解偏頗和謬誤之處，以期更好地理解這本經濟學的典范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