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十講》讀書筆記

　　上個世紀90年代，蔣勛在中國臺灣的一家電臺主持一個名叫“文化廣場”的廣播節目，節目每周一次，每次大約一個小時，談論一些與文化有關的現象。這個節目做了十年，是當時中國臺灣頗有影響的收聽節目。2019年，有人根據當年的電臺錄音，將節目內容整理為“生活十講”。今年5月，廣西師大出版社推出《生活十講》，按照蔣勛自己的話說，“希望當年談的事件現象”，“在一個嶄新的世紀，能夠沉淀出一種清明”。

　　《生活十講》以娓娓道來的故事展開“生活教育”，內容從新價值的建立，到認識自我，再到心靈生活的滋養要件，比如倫理、信仰、愛情、價值觀、創造力等等。中國臺灣與大陸的文化同根同源，同樣的生活問題，在大陸似乎存在得更廣泛、更深刻。筆者看來，這樣的書對促進人們在這樣一個商業化巨速運轉的社會，如何轉變觀念，如何學會生活，具有積極的警醒意義。

　　“有自信的人，充滿富足的感覺，總是很安分地——做自己。”這是《生活十講》封面上的文字，具有開宗明義的作用。作者認為，文化不是呈現在上層的禮教中，而是點點滴滴滲透在生活不知不覺的行為中，他從價值、倫理、信仰、文學、情愛、飲食等十個方面為我們講述了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自信的人，怎樣才能更好地做自己。

　　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核心，《生活十講》通篇都在關注人，關注人如何才能擁有健康的、多元的人性;關注社會，關注如何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多元的社會環境，真正達到以人為本的目標。認為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定位和獨特的生命價值;要氣節，也要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新舊倫理既沖突又融合，個人自省與文化規范應該相互作用;物質和精神的快樂同樣重要，不可或缺;完滿的心靈生活不能缺少神話和文學;愛是一生的功課，人生的過程比結局更為重要;學會用心，學會等待，學會放緩腳步，才可以重拾生命的信仰。

　　雖然，作者一直在談“如何學會生活”，但談話類的節目，都有“說教”的意味。作為教授，作者對目前教育體制中出現的種種弊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 “學校絕對不是訓練一批考試機器的場域”，若教育體制從小學到大學都是以考試為導向，升學為目標，誰還會談人性、談藝術、談文化?其實，孩子們更應該接受最好的音樂、文學、電影的熏陶，而這些又不能考試。作者說，學校如果像養雞場、養豬場，將是巨大的悲劇。但反觀當下大陸的教育，不要說中小學教育只是將素質教育作為一種掛在嘴上、寫在墻上的口號進行敷衍，大學教育也只是將就業作為培養的終極目標，年年加強的輔導員隊伍也只是希望學生別去跳樓、別出亂子。

　　作者認為，教育不是教書，而是一份救人的工作。一個老師在課堂上兩只手機輪流響地忙著賺錢，學生也只能想著在畢業前趕快將腰包賺滿，畢業后即可用“第一桶金”繼續賺錢。“每個人都在物化自己與他人的過程中成為受害者”，這樣困在消費形態里的教育，最后只能垮掉。同樣，作為家長，當自己在努力創造經濟奇跡時，往往忽視對孩子的關懷;作為“回報”，孩子們會對這樣的冷漠與疏離進行反叛。對此，家長們一定要學會“傾聽孩子的心事”，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開出不一樣的花朵”。

　　作為美學家，作者認為“美是一種救贖”，這個“美”，可以是一句詩，也可以是一張畫。“人生是一座橋梁，重要的不是目的和結局，而是過程。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文學”。因為文學了解天地之心，呈現人生的各個面向，有助于閱讀者建立寬容、理解的生命態度。

　　面對困擾青年人的愛與情，作者說，“愛是人類最大的課題”，所有的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絕大多數的主題都在談論愛的問題，千百年來，沒有結論，因此，我們要探討這個主題時，要懷抱謙卑的心情。作者試探著總結到：“愛的本質是：人是為了幸福而活的。”“一紙婚約不能保障愛情，只有愛情才能保障愛情。”在《情與欲》中，作者認為，中國當下孩子的啟蒙教育中，“性”教育仍是一片空白。家長在諸如此類的敏感問題面前，總是含糊其辭;學校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卻不教情教愛，因而引發了各種嚴重問題。為此，作者主張讓孩子們接觸一些嚴肅的情欲描寫的書，比如《金瓶梅》、《西廂記》、《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紅樓夢》等，使他們因此開始反省、思考，從而對人性的認識有所啟發，有所感悟。

　　作者說，“這是一個富裕的時代，商業的富裕提供了物質上的滿足，我們很容易得到想要的東西，一雙鞋子、一件衣服，甚至一個人，拿錢就可以買到了。可是中間有一個東西，在容易購買、容易販賣的過程中，遺失掉了，這個遺失的部分恐怕就是中國臺灣目前最大的難題。”十年過去了，這個遺失的部分恐怕也是我們今天的難題之一。《生活十講》打開一扇扇觀察、思考社會的門窗，讓我們能反省來自內心深處的不解、苦耐、無奈與失望，從而使我們在滾滾紅塵中慢慢清澈起來，開始有意識地認認真真地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