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親的戰爭
我和父親的戰爭一打就是十幾年。
戰爭的初級階段寫滿了我的屈辱。那時，我像一只小雞被他那雙練過舉重的、長滿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來，被打得呼天喊地。父親打我的英雄事跡在我們那條街可以說聞之者色變，晚上隔好幾棟樓也能聽見我的哭喊聲，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上饒集中營搬過來了。
父親本著“不打不成才”的指導思想，問心無愧地毆打著他唯一的親生兒子。我估摸著如果當時有現場攝像的話，那一定會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級。在我的記憶中，衣架、電纜、皮鞋、皮帶、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親密接觸過。而獲罪的名目也很多，考試沒有考好要挨打，練球不認真要挨打，連吃飯插句話腦門上也要挨一筷子。我整天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當時還廣為流傳一個段子，說我到醫院看眼科，醫生說看書的時候要隔一尺遠，我說沒法量，我家的尺子是用來打我的。
當然，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經用毛筆在報紙上歪歪扭扭地寫了“打倒法西斯”，貼在父親的辦公室。這體現了我自幼就有謙謙君子的風度，動口——不，動筆不動手，那時我還沒有膽大到敢當面動口的地步。最讓我感到屈辱的還不是皮肉之苦，這源于從小父親就給我講《紅巖》的故事。最窩火的是每次行刑完畢，父親都要瞪眼呵斥：“知道錯了沒有?”我只得聲如蚊蠅地回答：“知，知道了。”父親還給我講過韓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讓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挨一次打就在日歷上畫一個圈，大有結繩記事之意。毛主席說世界歸根到底是我們的，我從小就會用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料定了戰爭的最終結局。
我上初中以后戰局開始有了轉機，雖然挨打，但我方氣勢十足已是輸陣不輸人。每每開戰，必是我先斷喝一聲：“不準打人!”常常是話音未落就先吃了一耳光——我挨打是有經驗的，巴掌下來時順勢將頭一甩，拿捏得就好像指甲在臉上撓癢癢。我不喜歡上課，不喜歡做作業，但這并不代表我不愛學習。王朔在《動物兇猛》里面說：我們心安理得地在學校學習那些將來注定要忘記的東西。我就比較幸運，我初中學的東西至今以至將來都不會忘記。語文教師時常拿我的空白作業本和上課時偷看的《詩詞格律》去父親那里告我的惡狀，這時父親是很開明的，回來又把書還給我。但是，每到考試結束，父親就覺得臉上掛不住，少不了一頓飽打，之后的一段時間里自然是動輒得咎。我在初中的時候已經長得腰圓膀粗，嚴刑拷打視若等閑，棒子培養了我棒子一樣直通通的臭脾氣，父親大人有時心情不順施刑于我，我一臉大義凜然，自以為沒有錯就絕不認錯，常常氣得父親吃頭痛藥。
印象中上高中以后就沒有挨過打了，也許是因為父親要仰起頭打我不很方便，也許是因為我還能一把抓住他扇過來的巴掌——我常作此遐想，過癮得很。
我們采用了實力較為均衡的較量，就是吵架。在吵架方面，父親的優勢是嗓門大，而且有一種毫無根由的居高臨下感；我的武器則是三段論。譬如高二選擇文理科，父親一直堅持要我讀理科，理由是莫須有的。我的反駁推論如下：
大前提：聰明而且感興趣的人讀文科絕對可以在人文領域開疆拓土，其成就絕不比讀理科差。
小前提：我符合聰明和感興趣的條件（這一點父親不能推翻）。
結論：我當然可以而且必須讀文科。
我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在或大或小的戰役中一點點地收復失地。當然，父親的抵抗從來沒有退縮過，他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讀過圣賢或非圣賢的書，這使我們之間的戰爭有了些文化含量。我們常常在吃飯的時候爭得臉紅脖子粗，然后兩人一起丟下飯碗各自沖進自己的寢室。我和父親各有兩個書櫥，一陣嘩啦嘩啦拉開玻璃門的聲音之后，我倆各持一卷沖殺過來。我在歷史方面不如父親，不過有些東西我個人偏執地認為不知亦不為恥。父親的劣勢在于知識構成過于單一，對方位上偏西方和年代上偏當代的東西近于無知，而且理論基礎薄弱，這讓我有了耀武揚威的天地。有一次，父親在飯桌上說起余杰罵余秋雨的文章，一邊搖頭作惋惜狀一邊感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父親是喜歡余秋雨的，但他不知道他的兒子當時是余杰狂熱的崇拜者。我問：“你有沒有看過余杰的書?”父親說沒有。我說：“沒有看過就不要亂說!”得勝的感覺至今想來不勝快哉。
吵架之后，以筆為槍以筆為矛的戰斗方式一直延續到現在。最有戲劇色彩的戰役是我和父親同題相競，結果兩篇文章發表在同一報紙的同一版面上；拿著同一天寄到的同一數目的稿費，我們互相得意地對望一眼。以至我現在在外求學，父親常寄他發表的文章給我以示挑釁。
我是暑假到家才知道父親原來已經病重臥床多日。父親見我劈頭就是：“這半年讀了什么書?稿件全部拿出來!”我一邊打開包摸出厚厚的一沓稿件遞給他，一邊說：“兇啥子兇!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打贏我?”父親說：“來嘛!你還嫩得很!我當年練舉重的時候……”母親在一旁默默地看著血壓計，笑了。
我端著可口的午飯坐在父親的床邊，父親趁母親不在悄悄地對我說：“我吃口辣椒。”我用勺子把盤子里的辣椒舀出來，扔掉，盛起一個嫩肉丸子塞到父親的嘴里，說：“你也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