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淚》讀后感

　　讀《德意志的另一行淚》所感德國，一個二戰戰敗國，一個被列入“黑名單”內的法西斯侵略國，放在世人眼前的只有一系列的貶義詞，而它的真相真的是這些嗎？一位德國留學生為了揭開德國的真面目，竟以采訪二戰德國老兵的形式，以最客觀的角度告訴了世人真正的德國，花費多年的精力寫下了這本難得可貴的書。二戰的爆發與一戰的戰敗及戰敗后德國的可怕的絕境有著極大的關聯，這里有一段被訪者談話摘錄“希特勒上臺之前的全國性饑餓，1933年后的經濟振興我都親身感受到了，“二戰”前夕的德國人，包括我，都很振奮、自豪和齊心。專制給德國帶來了經濟奇跡，讓德國在和英法民主的競爭中占了上風，老百姓看見了魏瑪共和國實行的民主體制沒有成功，也看見了納粹黨執政后所推行的獨裁體制在經濟上的成就。他們沒有理由去討厭和抵制專制。《我的奮斗》有多少老百姓讀過？我沒有，我認識的中間人也沒有什么人讀過。民眾看重的是實際利益，信任的是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的人。在這種心態下參軍，多數人的態度是積極的，要不德國軍隊也不會這么能打仗”。“現實把德國逼向了絕地--德國呼喚強人、呼喚鐵腕，德國只能在極左和極右兩者之間進行選擇。誰能把德國從危機中拯救出來，誰就會成為大眾擁戴的領導者。1930年9月14日是德國走向獨裁的關鍵的一天，那天共有640萬選民把他們的選票投給了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其領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臺成為帝國總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國式民主最終產下了一個怪胎，居然造就了專制獨裁，這難道不是民主的悲劇嗎？難道不是對西方戰勝國遏制德國策略的一種諷刺嗎？"1933 年希特勒上臺以后，德國簡直就像獲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業率也幾乎達到了100%。作為一個7歲的孩子，我當時最鮮明的記憶就是：肚子吃飽了，日子好過了，我們有希望了！”這種想法是樸素的，是反映了一般的民眾思想的。至今很多人還在假設著——“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會被作為德國歷史上的偉人載入史冊。這句話其實代表了很多老一輩德國人的想法。換句話說，如果希特勒在實現振興德國經濟、消除災難性的失業、突破《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奪回軍事主權以及完成把奧地利、蘇臺德等地區納入德國版圖等一系列計劃之后，在發動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對波蘭的侵略行動之前能夠壽終正寢，他留給德國歷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輝煌成就，而后來的戰爭災難也就不會出現。”“一戰”留給德國的是累累傷痕，積貧積弱。可謂是喪權辱國，當然這個惡果是自找的。反思一戰的戰勝國也確實太不厚道了，《凡爾賽和約》使德國損失了1/8的領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產地和50％的鋼鐵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規定了德國必須向戰勝國總共支付1 320億金馬克的戰爭賠款，并以每年支付20億金馬克和26％的出口收入來予以兌現。向一個國庫已被戰爭掏空，資源被強制縮小的國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賠款，這無疑是在把它逼向絕路。這不僅不可能催生民主與和平，而且一定會孕育出歐洲新的動蕩和災難。   客觀地說，饑餓中的德國是誰給他們提供了面包，誰就可能得到擁護，誰能讓德國振興，誰就能獲得被遵從，哪個人能讓德國政治上揚眉吐氣，誰就能夠成為牽著國家的鼻子走向任何一個他想達到的目的地的人。希特勒做到了，于是整個德國這架機器就只好為戰爭所用，而且無怨無悔。這就解釋了為什么8000萬民眾能夠視“元首”為圣明，甘心情愿地為其死。就象書中描寫的那樣“人們經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國民眾向希特勒歡呼的場景。這些場景帶給我們的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集體瘋狂的印象。隨著和歷史見證人的接觸增多，我逐漸理解了當年的德國為什么會出現那山呼海嘯般的激情宣泄了，那是一種由感激、信任與愛戴合成出來的極端崇拜和高度認同，那是一種被壓抑14年的民族振興渴望的釋放，那是一種由衰敗轉向強盛、由屈辱轉向驕傲的群體宣言。在這樣一種大眾氛圍下，希特勒把德國引往任何一個方向都已經是輕而易舉的了。”    采訪中那些和藹可親的老人，誰能夠將他們與那些殺人魔鬼聯系在一起，戰爭中600萬猶太人被殺，350萬蘇軍戰俘死在了戰俘營，過去我看過很多這方面的報道，那些無辜的士兵有的被當作了活體研究生生地被一點點地被折磨而死。甚至有的猶太少女活著的時候就在大腿部剌上美麗的紋身然后被生剝下皮膚隨后被制成了臺燈罩，在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里，那些年幼的孩子與婦女們一批批地被趕進毒氣室進行集體宰殺。那場景聽起來都覺得毛骨悚然。中國人對于德國戰時的軍人形象無例外地總是與前蘇聯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前南斯拉夫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橋》里面的強悍善戰兇煞猙獰的戴著鋼盔挎著手提式沖鋒槍面無表情慘無人道的被群體固化的“鬼子”形象聯系在一起。這本書告訴你造成這種給歐洲巨大災難的責任不應該由這些具體的人去承擔。他們親歷這場戰爭的普通人也一樣是戰爭的受害者，如同中國的文革運動，那些幾近瘋狂的紅衛兵對那些曾給為新中國建立過豐功偉績的老革命揪斗殘害，難道讓他們來負責豈不是一個道理。他們那種過激的行為當時都是在一種捍衛一種信仰的驅使下做出的。而他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該學習文化課時被階級斗爭路線充斥了一切，心靈被扭曲，至今我都認為現在還開設的什么政治課程都是被強拉硬扯到尚未開化的年輕人腦子里，意義在何處，信仰什么遵從什么留給青年人一點自由的空間吧，他們有權利選擇，不必由國家代替他們做出，其實除了在應試考中會機械般地用一下，別的地方究竟有多少實用功能。當時的德國軍人那也是在國家召喚下自愿起來為國家為元首而效忠并覺得是一種榮耀。只有在戰爭過后，在德國付出慘重代價后才有可能反思這場戰爭究竟帶給普通的德國人是什么。準確地講是一戰后是德國民眾利用了希特勒，利用了納粹黨的經濟治理國家能力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來提升國家的實力。而后德國人以及整個德國更被戰爭狂人希特勒整體利用，來試圖達到成為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霸主的目的。 二戰中的歐州戰場，離我們是那么地遙遠，但是一個中國學者卻饒有興趣地不遺余力去挖掘這個史實，試圖理清這個頭緒，不是毫無意義的事情，他的意義更在于在中國的鄰邦中也有一位當年在遠東的妄圖吞并亞洲軍事強國，他在亞洲的橫行并不亞于當初歐洲的德國，他帶給亞洲人民的災難后果至今仍沒有任何悔意。“以史為鏡可以知得失”，日本人一天不對二戰中他給亞洲人民，特別是對中國人民和韓國朝鮮菲律賓等國帶來的巨大災難進行認罪反省，他就不可能真正地站立起來。1970年12月7日，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代表他的國家雙跪在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這個既不在訪問安排日程以內，事先也沒有任何征兆的突然舉動震動了全世界。至今還有人把勃蘭特的這一舉動稱為作秀，但是除了德國總理之外，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元首肯為自己的國家做這樣的政治秀呢？世界上公認的一個說辭是：“作為反納粹斗士的勃蘭特這一跪，使德國真正地站了。”聯想到日本政界每年都會為參拜供奉有戰爭罪犯的“靖國神社”而引起亞洲各個曾在二戰中受過傷害的國家和人民中引起巨大的不滿與抗議。這僅僅用東西方文化來解釋德國與日本不同是難以服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