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車的關叔

　　青川中學有一掛馬車，馬車是那個年頭農村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學校有四匹馬，一匹駕轅，兩匹拉套，一匹輪休，每當日出東方或夕陽西下時，馬兒沐浴著五彩云霞，抖動著鬃毛，打著鼻響，在沙石路上四蹄生風時，坐在車上感覺煞是威風八面。

　　執掌鞭桿兒的趕車人是五十多歲的關叔，那年頭趕馬車真的象開汽車一樣，是一門技術活，沒有三、五年走南闖北、曉行夜宿、日曬雨淋的歷練，是不可能得心應手的。關大叔有一手獨門絕技，那就是神鞭的絕活，指那打那，從不摔空。一次，一頭牲口毛了，危急關頭，關大叔一鞭子抽在轅馬的耳根上，馬車一下子停了下來。從此，“一鞭降三馬”，在十里八村傳為美談。

　　關叔的身世很是傳奇，他是一個孤兒，不知道父母是誰，家在何地，只是在奄奄一息時，被屯里人發現，吃著百家飯，穿著百家衣長大。由于營養不良，身子骨十分瘦小，只是一對眼睛瞪起來炯炯有神。為了混口飯吃，十三歲便上了土匪盤踞的石城山當了一個小馬倌，隨姓了一個姓關的師傅。有一年張學良率部來石城山剿匪，小馬倌當了俘虜，由于無處遺散，只得跟著東北軍當差。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軍多次接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少部分自發組織抵抗外，其余均不戰而退。小馬倌沒有編制，沒能進關，只得去找了他的關姓師傅，繼續落草為寇�？箲饡r期，他在深山老林里救過幾名抗聯戰士，幾次躲過日本鬼子的搜尋，送去食物，這為他的歷史添上了一筆粗重的紅色。

　　東北解放以后，他無以為家，四處流浪，過著近乎乞討的生活，后來流落到延壽青川，這里淳樸的鄉民收留了他。他伐過木，下過礦井，當過短工，但長期形成的匪習時有表現。據村民反映，他曾把病死的馬從土里挖出，旋下后腿肉來煮了吃，喝酒醉倒在冰天雪地里，一個晚上都沒有被凍死。

　　六十年代，鄉里來了一位老資格的黨委書記，見到流浪街頭的馬倌，便把他安排到了學校掌鞭趕車，每月工資18元由鄉財政列支，從此馬倌的生活基本上安定了下來。事后有人說，這黨委書記曾是抗聯戰士，在這一帶打過游擊，是否是感念他的救命之恩而作出這樣的安排，那就不得而知了。

　　七十年代初，我見到關叔時他己經五十多歲了，仍孑然一人。按時下的標準，他是標準的“四無老人”：無老窩、無老伴、無老本、無老友。由于長期生活不規律，更由于職業所累，他己顯病態和老相。他的眼窩陷得很深，目光灰冷，眼神遲滯，眼睛里常掠過一抹浮沉的烏云。同事們說，最近他右胳膊抬不起來，患有嚴重的肩周炎，他擔心將失去這份他摯愛的工作。

　　我曾為別人扎針治病的事不知道怎么傳到他的耳朵，他原本灰暗的眼睛放著光找到我，央求在他身上試一試。盡管我自知是個南郭先生，但我仍沒有勇氣拒絕他的請求。

　　此后，每當中午去食堂吃飯時，關叔就端坐在炕上謙恭地等著我。關叔的皮肉己經很松弛了，肩胛的肌腱粘連在一起，三寸的銀針下去，左捻右提幾乎沒有什么反映，我給他留了針，吃飯的間隙，提插彈撥幾回。去針后，問他感覺如何，他喜不自勝地說，輕快了！輕快了！又忙不迭的做出從口袋掏錢的動作。我抓住他的手，勸他到醫院看病，別耽誤了。但他還是每天中午端坐在坑上謙恭地等著我，這叫我有點惶惶然，承受不了這份期待。

　　秋天，我要調回山東，關叔不知道從那兒找來幾根黃波羅和水曲柳木頭，為我打了一個炕桌，一個面板。面板沿用至今，它就象關叔，象青川的學生一樣陪伴著我。

　　春來秋去，人生的來來去去。剪不斷的離愁，理又亂的別緒。我的來去都是關叔陪著我，來時，他趕車把我的行李拉回來；走時，他趕車把我送回去。馬兒踏著歡快的腳步，關叔揚起的鞭子在秋天的陽光下閃著金色的弧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