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讀后感
郭沫若在1944年的時候?qū)戇^《甲申三百年祭》，主要總結(jié)了同是甲申年的1644年，兩個王朝相繼滅亡的歷史教訓。一個當然是存在了兩百多年的明王朝，另外一個則是只撐了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順朝。根據(jù)郭沫若的立場和當時兩黨之間的形勢，郭沫若的著力點顯然是只有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順朝。因為國民黨自然而然地對號入座到明王朝的椅子上去了。
對此文的評價，有說引起轟動的，有說大失水準的。對于這個，我不好評價。畢竟人家是大家，只是人格上差那么一點點，學問上應該還是有不少干貨的。引起我興趣的是文中對崇禎皇帝的一些評價：“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極詔》里面也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不用說也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雅化了。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仿佛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jīng)發(fā)揮了他的“當機獨斷”，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zhuǎn)眼間依賴宦官，對于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于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史》批評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流賊傳》）。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崇禎帝，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他是最愛下《罪己詔》的，也時時愛鬧減膳、撤樂的玩藝。但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zhèn)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這樣大的積余，如能為天下富家先，施發(fā)出來助賑、助餉，盡可以少下兩次《罪己詔》，少減兩次御膳，少撤兩次天樂，也不至于鬧出悲劇來了。然而畢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庫出錢困難，不容情的天災卻又好象有意開玩笑的一樣，執(zhí)拗地和要譽者調(diào)皮。“……文中明確指出，崇禎皇帝很愛下罪己詔，也就是作自我批評。時不時還減少一下伙食來表示自己盡力了。這個不免讓人聯(lián)想到后世的一些政客（當然不是中國的，中國怎么會有這樣愛作秀的政客呢），動不動穿個破棉襖，掉掉眼淚。實質(zhì)性的行動則基本沒有。文中還提到一個數(shù)字，這位靠減膳撤樂表示節(jié)省的皇帝，其皇庫中積壓未用的銀兩居然是如此龐大的一個天文數(shù)字！看來政客脾性古今如此，不過現(xiàn)在進步了，如果崇禎皇帝活在現(xiàn)在，還有好消息，那就是不用動不動自己下罪己詔了，那樣畢竟還是丟臉，也不用自己減膳了。這些事情，都交給內(nèi)閣首輔去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