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茨·卡夫卡《變形記》讀后感

　　《變形記》是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經典之作。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一般把卡夫卡和他的作品歸入“表現主義文學”中。

　　著名外國文學學者袁可嘉先生指出：“現代派在思想內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4種基本關系上所表現出來的全面的扭曲和嚴重的異化：在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質世界)和人與自我4種關系上的尖銳矛盾和畸形脫節，以及由之產生的精神創傷和變態心理，悲觀絕望的情緒和虛無主義的思想。這4種關系的全面異化是由現代資本主義關系的腐蝕作用所造成的，它們是在它的巨大壓力下被扭曲的。現代派文學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也正在于此。”(《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前言》第5頁，袁可嘉，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我以為，袁可嘉先生的這一論述是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本質特征。循著這樣一種思路，我們來分析一下《變形記》的思想內容。

　　18、19世紀的作家一般是從社會人的角度去揭示、批判具體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如專制政體、官僚政治、道德墮落等等，目標比較具體明確。而卡夫卡這些現代派作家，則是從個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個社會，目標是籠統的、抽象的、全面的。這就比現實主義作家的揭露更加尖銳、徹底。在《變形記》中，主人公格里高爾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只大甲蟲，造成人變蟲的深層原因，就是社會環境的嚴酷和勞動本身的機械、繁重。公司老板嚴密地統治著整個公司和每一個雇員，秘書主任時刻監督著每一個員工的行動，就連醫生也是一味站在老板一邊，從不會為員工說話。職業呢？是旅行推銷員，一個“多么累人的差事”，每天4點鐘就得起床趕火車，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飲食很差又不定時，由于工作關系，連個知己的朋友也沒有。弄得暈頭轉向，“癡癡呆呆”。格里高爾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環境，這樣一份職業。這環境是具體的，但更是抽象的、普遍的，絕大多數人所每天面對的。人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中，逐漸變得麻木、機械、萎縮，成為工具、成為“非人”。人變甲蟲，是多么荒誕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銳地表現了社會與人之間一種可怕的“異化”關系。在這一關系中，社會是強大的，而人是被動的、軟弱的。

　　再看《變形記》中對人與人關系的描寫，這是小說的重心所在。格里高爾在父親的公司破產、全家處于困頓的境況下，去當旅行推銷員，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愛戴的。當一個人被人依賴時，他與別人的關系自然會處于正常狀態。但格里高爾一朝成了大甲蟲，父子關系、母子關系、兄妹關系突然間發生了180度的轉變，顯示出一幅極端自私、冷漠、殘酷、無法溝通的可怕圖景，親情、倫理之情蕩然無存。格里高爾雖然成了甲蟲，但作為人的思想感情還在。他為不能按時上班而著急，他為老板要炒他的“魷魚”而焦慮，他為父親暗暗地存了一筆錢而欣慰，他為妹妹明年上音樂學院的事而籌劃，他為今后一家人的生計而憂心……這是一個善良、勤勞、正直、有責任心的優秀青年。但專橫暴躁的父親卻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揚，要把他趕回房間關起來。他甚至懷疑兒子會對家人采取暴力行為，而恫嚇他、用蘋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慈父之愛在他身上已消失殆盡，暴露出來的是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母親對兒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點，她同情兒子遭受的厄運，她不能接受兒子變成甲蟲的事實，因此悲痛欲絕，但她內心已把兒子當作一個沉重的累贅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歡他，時刻想的是她的快樂、前途，當哥哥最初變形后，她尚能做一點照料工作，如打掃房間、送飯等。但時間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著向父親請求：“我們必須設法擺脫他”，“他必須離開這兒”。并狡猾地辯解說：這只大甲蟲并不是格里高爾，如果是的話，他就應該“自愿跑掉”。這實際是在暗示格里高爾。她還無中生有地說：格里高爾會“要了你們倆(指父母親)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占領整幢寓所”。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訴，把她內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盡致。格里高爾對一家人的言語行動，并沒有驚詫，也沒有憤怒，而是用一種清醒的、“平和”的、“沉思”的心態，接受了這種事實。他一邊“懷著深情和愛意回憶他的一家人”，一邊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薩姆沙一家如釋重負，大家沐浴著三月的春風，一身輕松出外郊游去了。格里高爾的死并沒有影響了別人的生活。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每個人都是自我中心主義者，維系人際關系的是金錢、利益，這種維系一旦斷裂，人與人之間就只剩了對峙、沖突、隔膜、猜忌、殘殺。卡夫卡用冷漠的筆調，描寫了一幅冷漠的人間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