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屈原的愛國精神的作文
自春秋中葉以來，楚國一直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強國。從楚莊王問鼎中原時起，楚國統治者已表現出統一天下的雄心。當歷史的車輪駛入戰國時代，楚國君墨守成規，缺乏改革的銳志，被后起的倡導地主階級政治改革的國家拋在了后面。楚國國勢漸趨衰落，在與西方強秦的連年的戰爭中，損兵折將，喪城失地。而以懷王為首的楚國腐朽貴族集團卻偏安一隅，仍過著醉生夢生死的生活，臵國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顧。
屈原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環境里，他洞悉列國形勢，對楚國的現狀有著清醒的認識，“眾人皆醉而我獨醒”。詩人為挽救楚國于危難之中，實現“存君興國”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國倡導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觸犯了舊貴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貴族群小的極力詆毀。盡管詩人“忠而見疑，信面被謗”，但詩人寧折不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與權奸的斗爭中顯示了高標節操，愛國赤誠。詩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詩篇顯示了詩人拳拳報國心，殷殷故國情。其愛國主義精神名傳千古，垂范后人。
一、堅持“美政”理想，堅持改革弊政是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核心。詩人作為戰國時代一名高瞻遠矚的政治人物，詩人對當時的社會現狀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崇高權謀譎詐，推行弱肉強食法則的侵吞攻伐時代：列國紛爭，狼煙四起，萬民縞素，血流成河，弱國的茍存只能仰人鼻息，成為附庸；弱國的滅亡只是利益相爭的殉葬品。此時的楚國已陷入重重危機，形勢岌岌可危，可楚國君臣對潛在的威脅視而不見，依舊沉醉于絲竹管弦，聲色犬馬之中。詩人憂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國統治者從沉醉中醒來，面對殘酷現實，上下一心，整頓朝綱，勵精圖治，大有作為，重現昔日鼎中原的輝煌，完成統一中國的理想。詩人把這一理想稱之為“美政”，“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為振興保守落后楚國的一劑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愛國主義精神的原動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雖表述得比較空泛，介也有其具體的時代內容。從詩中來看，主要是指使楚國獨立富強，并走上完成統一中國大業的道路。這一理想是契合時代發展脈搏的，其本質就是反對楚國舊貴族的世襲特權。為了實現理想，詩人針對楚國種種流弊，旗臶鮮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張：“舉賢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所謂“舉賢授能”，即不分貴選拔人才來治理國家；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即修明法度，嚴格依法辦事。這兩點歸結起來就是實行改革，除去弊政。這一主張如能施行，將如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剜除楚國政治肌體上的毒瘤、爛瘡，使衰老的楚國變得更更健康，更茁壯，從而走上國富民強的康莊大國之道。
詩人大力倡導“舉賢授能”，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歷史根據的。從歷史上看，能“舉賢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興國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說操筑于傅巖兮，武丁戚之謳歌兮，齊恒聞以該輔。”歷史上這些昏君都善于搜羅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終導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現。相反，那些嫉賢妒能的昏君，如殷紂王荒淫殘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賢臣，“比干菹醢”；吳王夫差昏庸無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這些毀滅人才者，也毀掉了強國富民之基石，最終落得個亡國禍身的不幸結局。歷史的經驗教訓證明了這樣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國運之興衰系于賢才。國家的興盛離不開賢臣，只有舉賢授能才能不國安邦，富國強民。現實中的楚國要改變貧弱挨打的被動局面，就必須反對世卿世祿制度，打破舊貴族對于權住的壟斷，效法興國圣君不拘身份選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這樣，楚國才能重新走上富強之路，重現昔日之輝煌。
為有賢可舉，有能可授，屈原深謀遠慮，有計劃地在楚國展開了培養各種人才的事業：“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未雨綢繆，詩人滋蘭樹蕙，其目的“冀枝葉之峻茂兮，愿時乎吾將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國未來的政治舞臺上擔當起富國強民之重任。為了國事，詩人嘔心瀝血，上叩天閽，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詩人招賢納士，為己求賢，還是為楚國政治前途作打算。
戰國時代，各諸侯先后在各國變法圖強。變法成為了這一時代發展的潮流。當時，楚國政壇由舊貴族把持，舊貴族統治實際上是“背法度而心治”。為實現“國富強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張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依法治國。為此，詩人在位時，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國國力也隨之有所起色。懷王初期，楚與齊秦稱雄，懷王任合縱長等事實就是明證，然而好景不長，屈原依法治國的措施損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們的極力誹謗。楚群他因“無度弗察”，即沒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讒，遂疏遠了屈原。忠臣遠逝，小人當道。他們在楚國的違法亂紀行徑遭到了正直詩人嚴厲斥責：“固時俗之工巧兮，競周容以為度。”這些小人花言巧語，蠱惑世人，為謀取恩寵榮祿，不惜違背法度，變更正確的治國之道。小人的胡作非為，將詩人當初心血換來的成果毀于一旦，楚國陷入了“陰陽易位”的傾覆絕境。屈原冒死進諫，希楚國統治者以史為鑒，效法禹、湯、文武、周公等賢名之君，勤懇依法治國。“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歷史上這些先賢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國平天下的康莊大道。與此相反，啟、異、堯、桀、紂等昏君，荒淫殘暴，法度不行，最終亡國禍身。正反兩方面的歷史事實表明：治國需法治，在法度廢弛的國家，為政者心昏憒，國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國高揚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國除弊去害，鏟出“眾蹀而日進”，“美超遠而逾邁”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環境，使楚國走上正常發展的歷史軌道。
詩人始終不渝堅持“美政”理想，堅持改革，如能實施，必使老氣橫秋的楚國脫胎換骨，渙發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銳氣。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國，無人賞識“懷謹握玉”的詩人，他們殘酷地將詩人逐出了政治舞臺中心，將詩人治國安邦的“美政”藍圖扼殺于襁袍之中。詩人被毀，楚國政治舞臺上最后一絲明亮的春色也就蕩然無存，這是詩人的悲劇，更是楚國的悲劇。盡管詩人為理想屢蒙讒遭毀，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動所昭示的愛國主義精神由此可窺一斑。
二、不屈不撓，與惡勢力進行堅決斗爭是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方面。詩人所行，可謂“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卻因在楚國實施“美政”理想，而無辜蒙冤，遭讒被謫。但詩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惡，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與那此為害楚國的邪惡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堅決斗爭。在這場善惡之爭、美丑之辨、光明與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詩人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境界。
詩人對楚國黑暗現狀進行了揭露，指出當時面臨的社會現狀是“世溷濁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這實際上描繪了下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黑暗世道；一個糞壤充幃、邪惡肆行的世道；一個忠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濁世道。而原先的楚國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如今卻變成了這個模樣，這下楚國政治舞臺上那些飛揚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為是分不開的，“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余以善淫。”這伙“并舉好朋”的小人嫉賢妒能，任人唯親，違法亂紀，結黨營私，競進貪婪，不厭求索，使忠臣“自疏而遠逝”，奸臣“干進而務入”，將楚國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險隘”的絕境。詩人憂心如焚，痛恨小人禍國殃民的亂政行徑，并反復申訴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潔情懷，“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詩人喜好的佩飾、奇服、長鋏等是詩人高潔人格的投影，是詩人“長當濁世，自處清流”的物證。詩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潔品性向邪惡世俗挑戰。詩人雖身陷窮途，但誓不與邪佞為伍，“茍余情其以練要兮，長亦何傷！”“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詩人潔身自好，在污濁的社會里，不茍合取容，保持芬芳不變，再現了詩人獨立不遷的人格和高標的氣節。對那些經不住個人得失考驗的變節者，詩人甚是痛心，“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茍得列夫眾芳。”“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兮？”屈原指斥變節者經不住誘惑，走上了從俗、媚俗之路，成為了助紂為虐的小人。詩人鄙薄他們，譴責他們，他情愿效法前賢，做一個處困苦煢獨不悔的死節之臣，“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與世俗小人妥協投降，“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殘酷的現實沒能使屈原低頭，誓與群小斗爭到底，“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表現出了“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猶未悔”的寧死不屈的斗爭精神，體現了詩性批判精神與清醒執著的價值取向、人生擇擇。
詩人披肝瀝膽，為國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對理想、對真理、對祖國始終不渝，在與邪惡的斗爭中，雖然羽折翎落，滴著鮮血，仍然苦苦掙扎，表現出被遺棄而不沉淪，蒙謠涿而不自毀的堅貞和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寧死不屈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境界。
三、以民為本，憂國憂民是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動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戰國之前已出現并得到了發展。《尚書》中提出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左傳》中載有師曠根據人民利害發表的政見，“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視，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話無疑給當時那些殘暴之君敲響了警鐘，要他們正視人民、善待人民。這正如逢滑對陳懷公所說：“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這些民本思想都是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目的是給統治者治理國家提供歷史的借鑒，即以民為本，才會國運昌盛，否則天下不會太平。屈原作為當時社會一名孤獨的清醒者，對時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詩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無私兮，覽民德焉錯輔。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詩人闡述了為政者必須順乎民心才能坐穩江山，才能“存君興國”，為此，詩人關心民生疾苦，哀嘆民生遭遇的艱難！屈原的樸素的民本思想是尋古代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疇。
愛國憂君，是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支柱。詩人傾其一生，以國事為重。在朝時，竭忠盡智，輔弼懷王，力圖振興楚國。既疏之后，仍不棄“存君興國”之志，把個人得失臵之度外，唯將君國的命運系于心中。“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不敗績。”詩人身處江湖，心掛國君，將個人生命融匯于國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輔佐國君，充當其政治上的帶路人，“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共同追趕先賢，實現強國之夢，“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詩人蒙塵舍垢，仍不滅報國之志，其他愛國主義精神是何等鮮明、堅貞！
詩人愛國，他熱情地謳歌了那些為捍衛國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戰死的楚軍將士。在這場酷烈的戰斗中，楚軍將士同仇敵愾，英勇戰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現了南楚民族保家衛國、視死如歸的剛強性格：“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悲壯的詩句，頗似兩宋詞人李清照所寫的詩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屈原歌頌為國犧牲的將士們的英雄氣慨和壯烈捐軀行徑，目的是激勵人們洗雪國恥，同時也寄托了詩人的愛國情思。
屈原愛國精神還表現在他以一顆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戀著多災多難的楚國。“流光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屈原明白，歲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國只會空耗光陰，只有被毀折的命運。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兩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時弊的“美政”，唯有離開楚國一途。詩人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于是振作起來，堅定信心，馳騁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遠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這一意向又與詩人忠貞愛國感情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沖突，“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那沉淀于詩人心中有愛國感情千絲萬縷，束縛得詩人寸步難行。懷鄉戀國，情真意切，將詩人去國意向粉碎得干干凈凈。屈原離不開楚國，縱然楚國讓他愁腸百結。生為楚國人，死為楚國魂。詩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國，這在楚材晉用，屢見不鮮，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動的戰國時代，在奉行“好鳥擇枝而棲，良臣擇主而事為立身處事原則的戰國，在崇尚功利富貴的時代是多么的難能可貴呀！楚國拋棄了詩人，詩人卻言不離不開楚國，這是為何也？南宋洪邁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離去”的根本原因乃“憂國也”。詩人進亦憂，退亦憂，其愛國感情是何等地堅貞，純潔，崇高啊！
四、愛國主義精神產生的原因探討。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產生有其時代的特點。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百家爭鳴，生機勃勃的時代，社會充滿著進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現出來的敢干斗爭，決不妥協，上下求索的批判和進取態度，正是當時的時代精神的表現。屈原生活在戰國時代，楚懷王、頃襄王時期，當時各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更加頻繁。強國憑借其強大的國力，加速了統一全國的戰爭的進程。弱國為抵抗強國入侵，掀起了保家衛國的反侵略戰爭。在侵略與反侵略的殘死較量中，一些愛國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衛國的時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隨著楚國西北邊強秦的崛起，楚國漸漸淪落到被動挨打的境地。楚國的國家前途的民族命運受到了嚴重威脅。而楚國統治者依舊沉緬于日酣宴飲的享樂中，束手無策。大敵當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國滅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與改革思想的猛烈沖撞中，屈原主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悲慘遭遇，臵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業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變楚國的現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國重新走向富強。“滄海橫流處，方顯英雄本色。”正是戰國后期波濤洶涌的時代“滄海”，才使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大放異彩。
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產生從內因來說，在于詩人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觀。進步的世界觀決定其有進步的愛國主義精神。在規模宏大，體制瑰奇的長詩《天問》中，詩人仰天長問，對自然和人類歷史探究天道。從詩人對古代關于自然的神話和傳說的詰難和質疑中，表明了詩人對宏觀宇宙的思索，對古代信仰的懷疑，顯示出一種大膽的科學探索精神，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觀。詩人在對夏、商、周三代所以興，所以亡的回顧和反思中，對其治亂興亡緣故表示質疑。詩人企圖通過探尋歷史興亡之故，為楚國統治者提供歷史借鑒。讓楚國在車真顛馬覆之路緊急止步，重新走上興國之路。詩人問天問地，問歷代滄桑人事。這都是由詩人所具有的樸素的唯物主義史觀決定的，再現了詩人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
詩人愛國主義精神的產生還與詩人出身經歷緊密相聯。詩人出身于楚國貴族世家，但因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從貴族階級中分化出來。詩人在《九章〃惜誦》這說：“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貧賤。”這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詩人雖出身于貧賤，但由于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深厚的文化素養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記〃屈原列傳》所說的“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而躋身于楚國政治舞臺。“入則與王圖議政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詩人身為高陽苗裔，天潢貴胄，想在楚國大有作為，振興楚國于混亂中。詩人雖壯志未伸，但對楚國的耿耿中心至死不變，再現亂世忠臣的忠貞。
竹死不變節，花落有余香。一代詩魂隕落了，其形骸早已化著塵土，榮歸大地懷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繹出的愛國主義精神與青山同在，與日月同輝，惠及萬代。它早已成了中華民族思想寶庫中熠熠生輝的珍品，激勵著千秋子民愛我中華，并為之富強而奮斗不息。
如何看待屈原的愛國精神?
自春秋中葉以來，楚國一直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強國。從楚莊王問鼎中原時起，楚國統治者已表現出統一天下的雄心。當歷史的車輪駛入戰國時代，楚國君墨守成規，缺乏改革的銳志，被后起的倡導地主階級政治改革的國家拋在了后面。楚國國勢漸趨衰落，在與西方強秦的連年的戰爭中，損兵折將，喪城失地。而以懷王為首的楚國腐朽貴族集團卻偏安一隅，仍過著醉生夢生死的生活，臵國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顧。
屈原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環境里，他洞悉列國形勢，對楚國的現狀有著清醒的認識，“眾人皆醉而我獨醒”。詩人為挽救楚國于危難之中，實現“存君興國”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國倡導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觸犯了舊貴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貴族群小的極力詆毀。盡管詩人“忠而見疑，信面被謗”，但詩人寧折不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與權奸的斗爭中顯示了高標節操，愛國赤誠。詩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詩篇顯示了詩人拳拳報國心，殷殷故國情。其愛國主義精神名傳千古，垂范后人。
一、堅持“美政”理想，堅持改革弊政是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核心。詩人作為戰國時代一名高瞻遠矚的政治人物，詩人對當時的社會現狀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崇高權謀譎詐，推行弱肉強食法則的侵吞攻伐時代：列國紛爭，狼煙四起，萬民縞素，血流成河，弱國的茍存只能仰人鼻息，成為附庸；弱國的滅亡只是利益相爭的殉葬品。此時的楚國已陷入重重危機，形勢岌岌可危，可楚國君臣對潛在的威脅視而不見，依舊沉醉于絲竹管弦，聲色犬馬之中。詩人憂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國統治者從沉醉中醒來，面對殘酷現實，上下一心，整頓朝綱，勵精圖治，大有作為，重現昔日鼎中原的輝煌，完成統一中國的理想。詩人把這一理想稱之為“美政”，“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為振興保守落后楚國的一劑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愛國主義精神的原動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雖表述得比較空泛，介也有其具體的時代內容。從詩中來看，主要是指使楚國獨立富強，并走上完成統一中國大業的道路。這一理想是契合時代發展脈搏的，其本質就是反對楚國舊貴族的世襲特權。為了實現理想，詩人針對楚國種種流弊，旗臶鮮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張：“舉賢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所謂“舉賢授能”，即不分貴選拔人才來治理國家；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即修明法度，嚴格依法辦事。這兩點歸結起來就是實行改革，除去弊政。這一主張如能施行，將如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剜除楚國政治肌體上的毒瘤、爛瘡，使衰老的楚國變得更更健康，更茁壯，從而走上國富民強的康莊大國之道。
詩人大力倡導“舉賢授能”，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歷史根據的。從歷史上看，能“舉賢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興國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說操筑于傅巖兮，武丁戚之謳歌兮，齊恒聞以該輔。”歷史上這些昏君都善于搜羅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終導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現。相反，那些嫉賢妒能的昏君，如殷紂王荒淫殘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賢臣，“比干菹醢”；吳王夫差昏庸無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這些毀滅人才者，也毀掉了強國富民之基石，最終落得個亡國禍身的不幸結局。歷史的經驗教訓證明了這樣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國運之興衰系于賢才。國家的興盛離不開賢臣，只有舉賢授能才能不國安邦，富國強民。現實中的楚國要改變貧弱挨打的被動局面，就必須反對世卿世祿制度，打破舊貴族對于權住的壟斷，效法興國圣君不拘身份選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這樣，楚國才能重新走上富強之路，重現昔日之輝煌。
為有賢可舉，有能可授，屈原深謀遠慮，有計劃地在楚國展開了培養各種人才的事業：“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未雨綢繆，詩人滋蘭樹蕙，其目的“冀枝葉之峻茂兮，愿時乎吾將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國未來的政治舞臺上擔當起富國強民之重任。為了國事，詩人嘔心瀝血，上叩天閽，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詩人招賢納士，為己求賢，還是為楚國政治前途作打算。
戰國時代，各諸侯先后在各國變法圖強。變法成為了這一時代發展的潮流。當時，楚國政壇由舊貴族把持，舊貴族統治實際上是“背法度而心治”。為實現“國富強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張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依法治國。為此，詩人在位時，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國國力也隨之有所起色。懷王初期，楚與齊秦稱雄，懷王任合縱長等事實就是明證，然而好景不長，屈原依法治國的措施損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們的極力誹謗。楚群他因“無度弗察”，即沒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讒，遂疏遠了屈原。忠臣遠逝，小人當道。他們在楚國的違法亂紀行徑遭到了正直詩人嚴厲斥責：“固時俗之工巧兮，競周容以為度。”這些小人花言巧語，蠱惑世人，為謀取恩寵榮祿，不惜違背法度，變更正確的治國之道。小人的胡作非為，將詩人當初心血換來的成果毀于一旦，楚國陷入了“陰陽易位”的傾覆絕境。屈原冒死進諫，希楚國統治者以史為鑒，效法禹、湯、文武、周公等賢名之君，勤懇依法治國。“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歷史上這些先賢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國平天下的康莊大道。與此相反，啟、異、堯、桀、紂等昏君，荒淫殘暴，法度不行，最終亡國禍身。正反兩方面的歷史事實表明：治國需法治，在法度廢弛的國家，為政者心昏憒，國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國高揚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國除弊去害，鏟出“眾蹀而日進”，“美超遠而逾邁”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環境，使楚國走上正常發展的歷史軌道。
詩人始終不渝堅持“美政”理想，堅持改革，如能實施，必使老氣橫秋的楚國脫胎換骨，渙發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銳氣。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國，無人賞識“懷謹握玉”的詩人，他們殘酷地將詩人逐出了政治舞臺中心，將詩人治國安邦的“美政”藍圖扼殺于襁袍之中。詩人被毀，楚國政治舞臺上最后一絲明亮的春色也就蕩然無存，這是詩人的悲劇，更是楚國的悲劇。盡管詩人為理想屢蒙讒遭毀，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動所昭示的愛國主義精神由此可窺一斑。
二、不屈不撓，與惡勢力進行堅決斗爭是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方面。詩人所行，可謂“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卻因在楚國實施“美政”理想，而無辜蒙冤，遭讒被謫。但詩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惡，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與那此為害楚國的邪惡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堅決斗爭。在這場善惡之爭、美丑之辨、光明與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詩人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境界。
詩人對楚國黑暗現狀進行了揭露，指出當時面臨的社會現狀是“世溷濁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這實際上描繪了下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黑暗世道；一個糞壤充幃、邪惡肆行的世道；一個忠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濁世道。而原先的楚國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如今卻變成了這個模樣，這下楚國政治舞臺上那些飛揚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為是分不開的，“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余以善淫。”這伙“并舉好朋”的小人嫉賢妒能，任人唯親，違法亂紀，結黨營私，競進貪婪，不厭求索，使忠臣“自疏而遠逝”，奸臣“干進而務入”，將楚國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險隘”的絕境。詩人憂心如焚，痛恨小人禍國殃民的亂政行徑，并反復申訴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潔情懷，“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詩人喜好的佩飾、奇服、長鋏等是詩人高潔人格的投影，是詩人“長當濁世，自處清流”的物證。詩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潔品性向邪惡世俗挑戰。詩人雖身陷窮途，但誓不與邪佞為伍，“茍余情其以練要兮，長亦何傷！”“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詩人潔身自好，在污濁的社會里，不茍合取容，保持芬芳不變，再現了詩人獨立不遷的人格和高標的氣節。對那些經不住個人得失考驗的變節者，詩人甚是痛心，“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茍得列夫眾芳。”“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兮？”屈原指斥變節者經不住誘惑，走上了從俗、媚俗之路，成為了助紂為虐的小人。詩人鄙薄他們，譴責他們，他情愿效法前賢，做一個處困苦煢獨不悔的死節之臣，“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與世俗小人妥協投降，“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殘酷的現實沒能使屈原低頭，誓與群小斗爭到底，“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表現出了“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猶未悔”的寧死不屈的斗爭精神，體現了詩性批判精神與清醒執著的價值取向、人生擇擇。
詩人披肝瀝膽，為國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對理想、對真理、對祖國始終不渝，在與邪惡的斗爭中，雖然羽折翎落，滴著鮮血，仍然苦苦掙扎，表現出被遺棄而不沉淪，蒙謠涿而不自毀的堅貞和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寧死不屈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境界。
三、以民為本，憂國憂民是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動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戰國之前已出現并得到了發展。《尚書》中提出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左傳》中載有師曠根據人民利害發表的政見，“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視，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又說：“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話無疑給當時那些殘暴之君敲響了警鐘，要他們正視人民、善待人民。這正如逢滑對陳懷公所說：“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這些民本思想都是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目的是給統治者治理國家提供歷史的借鑒，即以民為本，才會國運昌盛，否則天下不會太平。屈原作為當時社會一名孤獨的清醒者，對時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詩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無私兮，覽民德焉錯輔。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詩人闡述了為政者必須順乎民心才能坐穩江山，才能“存君興國”，為此，詩人關心民生疾苦，哀嘆民生遭遇的艱難！屈原的樸素的民本思想是尋古代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疇。
愛國憂君，是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支柱。詩人傾其一生，以國事為重。在朝時，竭忠盡智，輔弼懷王，力圖振興楚國。既疏之后，仍不棄“存君興國”之志，把個人得失臵之度外，唯將君國的命運系于心中。“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不敗績。”詩人身處江湖，心掛國君，將個人生命融匯于國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輔佐國君，充當其政治上的帶路人，“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共同追趕先賢，實現強國之夢，“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詩人蒙塵舍垢，仍不滅報國之志，其他愛國主義精神是何等鮮明、堅貞！
詩人愛國，他熱情地謳歌了那些為捍衛國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戰死的楚軍將士。在這場酷烈的戰斗中，楚軍將士同仇敵愾，英勇戰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現了南楚民族保家衛國、視死如歸的剛強性格：“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悲壯的詩句，頗似兩宋詞人李清照所寫的詩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屈原歌頌為國犧牲的將士們的英雄氣慨和壯烈捐軀行徑，目的是激勵人們洗雪國恥，同時也寄托了詩人的愛國情思。
屈原愛國精神還表現在他以一顆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戀著多災多難的楚國。“流光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屈原明白，歲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國只會空耗光陰，只有被毀折的命運。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兩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時弊的“美政”，唯有離開楚國一途。詩人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于是振作起來，堅定信心，馳騁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遠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這一意向又與詩人忠貞愛國感情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沖突，“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那沉淀于詩人心中有愛國感情千絲萬縷，束縛得詩人寸步難行。懷鄉戀國，情真意切，將詩人去國意向粉碎得干干凈凈。屈原離不開楚國，縱然楚國讓他愁腸百結。生為楚國人，死為楚國魂。詩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國，這在楚材晉用，屢見不鮮，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動的戰國時代，在奉行“好鳥擇枝而棲，良臣擇主而事為立身處事原則的戰國，在崇尚功利富貴的時代是多么的難能可貴呀！楚國拋棄了詩人，詩人卻言不離不開楚國，這是為何也？南宋洪邁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離去”的根本原因乃“憂國也”。詩人進亦憂，退亦憂，其愛國感情是何等地堅貞，純潔，崇高啊！
四、愛國主義精神產生的原因探討。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產生有其時代的特點。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百家爭鳴，生機勃勃的時代，社會充滿著進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現出來的敢干斗爭，決不妥協，上下求索的批判和進取態度，正是當時的時代精神的表現。屈原生活在戰國時代，楚懷王、頃襄王時期，當時各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更加頻繁。強國憑借其強大的國力，加速了統一全國的戰爭的進程。弱國為抵抗強國入侵，掀起了保家衛國的反侵略戰爭。在侵略與反侵略的殘死較量中，一些愛國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衛國的時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隨著楚國西北邊強秦的崛起，楚國漸漸淪落到被動挨打的境地。楚國的國家前途的民族命運受到了嚴重威脅。而楚國統治者依舊沉緬于日酣宴飲的享樂中，束手無策。大敵當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國滅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與改革思想的猛烈沖撞中，屈原主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悲慘遭遇，臵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業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變楚國的現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國重新走向富強。“滄海橫流處，方顯英雄本色。”正是戰國后期波濤洶涌的時代“滄海”，才使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大放異彩。
屈原愛國主義精神的產生從內因來說，在于詩人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觀。進步的世界觀決定其有進步的愛國主義精神。在規模宏大，體制瑰奇的長詩《天問》中，詩人仰天長問，對自然和人類歷史探究天道。從詩人對古代關于自然的神話和傳說的詰難和質疑中，表明了詩人對宏觀宇宙的思索，對古代信仰的懷疑，顯示出一種大膽的科學探索精神，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觀。詩人在對夏、商、周三代所以興，所以亡的回顧和反思中，對其治亂興亡緣故表示質疑。詩人企圖通過探尋歷史興亡之故，為楚國統治者提供歷史借鑒。讓楚國在車真顛馬覆之路緊急止步，重新走上興國之路。詩人問天問地，問歷代滄桑人事。這都是由詩人所具有的樸素的唯物主義史觀決定的，再現了詩人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
詩人愛國主義精神的產生還與詩人出身經歷緊密相聯。詩人出身于楚國貴族世家，但因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從貴族階級中分化出來。詩人在《九章〃惜誦》這說：“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貧賤。”這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詩人雖出身于貧賤，但由于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深厚的文化素養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記〃屈原列傳》所說的“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而躋身于楚國政治舞臺。“入則與王圖議政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詩人身為高陽苗裔，天潢貴胄，想在楚國大有作為，振興楚國于混亂中。詩人雖壯志未伸，但對楚國的耿耿中心至死不變，再現亂世忠臣的忠貞。
竹死不變節，花落有余香。一代詩魂隕落了，其形骸早已化著塵土，榮歸大地懷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繹出的愛國主義精神與青山同在，與日月同輝，惠及萬代。它早已成了中華民族思想寶庫中熠熠生輝的珍品，激勵著千秋子民愛我中華，并為之富強而奮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