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工程碩士開學典禮上的演講

　　面對這么多自然科學領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講的話會不會對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并不因此怯場，因為我不過想講出內心的一個感受，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沒有什么“美國特色”或者“中國特色”的科學知識。科學沒有國界，科學知識是人類共享的。在今天，科學家經常跨國工作，成為當前人類社會里最國際化的一個群體，是全球化的先鋒隊。如此，科學工作者的祖國認同似乎應當逐漸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話：“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那么，今天的科學工作者還需要祖國嗎？ 一.科學工作者的國家認同 科學工作者需要祖國認同嗎？這要看你是哪個國家的科學工作者。在我們這個西方人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只要是生為中國人的科學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動想忘掉祖國，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國讀書時有個中國大陸去的同屋，讀材料學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學生之一，是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國前三十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艱難，是那時少見的城市貧民。他父親靠拉板車養活妻子和六個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個念了大學。他赴美不久，就信了～教，而且很快開始激烈批評自己的祖國，批評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國。他的博士論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畢業后卻長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們的話說，是“保密行業”，不容外國人插足。盡管他不喜歡祖國，卻無法通過美國政府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learance）。后來，他給一家小公司做實驗員，掙的是在大學里當助教的工資，每小時不到十塊錢。再后來，他放棄了自己心愛的專業，轉行去做芯片工廠的質量檢查員，工資才隨著it業水漲船高。那是種普通而平靜的美國生活，他卻永遠不會成為陶瓷材料專家了。作為美國名牌大學的材料學博士，他若回祖國研究陶瓷材料，沒有security clearance的問題，他可以成為我國最出色的陶瓷材料專家。 不是大陸人的華人又如何呢？四十年前的1964年，年輕的李文和先生離開了當時令人失望的中國臺灣，去美國讀博士學位。他很出色，畢業后在美國找到了工作，成為核專家，在美國能源部所屬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那是美國最高級的實驗室了。李先生認同美國，熱愛這個給了他機會和富足的新祖國。在這個新的祖國，他踢足球，喜歡野外活動，還是個好丈夫，好父親。他還經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甚至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來中國做基礎科學的學術報告，進行學術交流。他是美國人，但畢竟也是中國人。希望在自己母國的文化圈里獲得認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還都和美國情報機構配合，肩負了解中國核專家和核研究進展的任務，每次返回到美國都向情報機構匯報。還有報道說，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合作者。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右派掀起了反華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責之一是，中國竊取了美國核武器的技術。美國情報機構斷定，中國顯然已經把核彈頭微型化，而中國人不可能發明這種技術，除非是從美國偷。可他們找不到中國偷竊技術的根據。于是，華裔核科學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國情報機構邀功請賞的替罪羊。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設計。就武器設計而言，他是個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開除出了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實驗室，還喪失了退休金。美國聯邦調查局威脅說，如果他不“承認”為中國做間諜，就要像處死羅森伯格一樣用電椅處死他（羅森伯格夫婦1951年因向蘇聯提供美國核技術機密而被捕，1953年被雙雙處死）。李文和被關押在一個單獨的牢房，牢房沒有窗戶，燈是永遠開著的，夜里也不會熄滅。他在牢里還要戴上手銬和腳鐐，還經常挨餓。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間諜，也無法接觸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殺，把案子坐實。他因此早就提前聲明，自己絕不會自殺。新世紀更替的那 XX年元旦，他是獨自一人在囚室度過的。在被關押了九個多月之后，他終于被迫承認一些輕微的過錯，說明美國政府抓他有理，這樣才換取了出獄。他的“過錯”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數據下載到個人計算機里。那些數據是公共信息，絲毫沒有敏感性，不過代表一個程序員的正常工作，實驗室里人人都這么做。現在，李先生依然認同美國，在個人網站上發起了簽名運動，期待美國總統向他道歉，期望美國政府向他道歉，從而能賠償他失去工作的損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傳里，他卻這樣寫到：“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使自己淪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么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亞裔，像我一樣的華裔，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是的，對美國而言，你李文和雖然是美國公民，卻是中國人。對中國呢，李文和是美國人。科學無國界，如果華裔科學家沒有祖國，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為科學家。 二.在悲劇的祖國 大家可能會認同“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這種說法。我想進一步說，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也是悲劇。 大前天（2月23日），《參考消息》用一整版轉載了美國《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擊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卡迪爾汗。卡迪爾汗生于1936年。他 13 歲時，印度獨立了，祖國卻被英國～成了兩個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為穆斯林的卡迪爾汗遷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鄉卻是印度的博帕爾。博帕爾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順便提到，二十年前的1984年，博帕爾市發生過一起著名慘案。那里的一家美國工廠泄漏了40噸劇毒氣體，導致3150人立即死亡，5萬人失明， 8萬人終身殘疾，150萬人受影響接受治療，占博帕爾市總人口的一半。1953年卡迪爾汗17歲，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 理工學院學習，不久又去歐洲學電氣工程和冶金。獲得博士學位后在荷蘭工作，從事原子學研究。1976年，當印度開始了原子彈項目，40歲的卡迪爾汗回國了，帶著他的核能知識。在他的領導下，巴基斯坦努力了二十多年，也擁有了原子彈。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進行了5次公開的地下核試驗，卡迪爾汗從此成為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成為祖國教科書課文里的

　　英雄，兩次被授予國家最高勛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國各地的卡車、公共汽車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國知名度最高的人，比總統的知名度還高。巴基斯坦人口與～相當，是美國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個國家人口的一倍。但美國、～、中國、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國、法國、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卻遭到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制裁。卡迪爾汗大概相信，原子彈能減輕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壓迫和屈辱，所以試圖向其他穆斯林國家出售一些核技術設備。他顯然沒有成功，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廠和房間里都安插了間諜，甚至收買了他最親密的助手。這就是“巴基斯坦國”。很幸運，中國不是這樣的。現在卡迪爾汗已被自己國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國情報人員的訊問。在壓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或者編造一切美國所需要的謊言，使美國得以要挾其他國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也是悲劇。 三.在成功的祖國 1996 年，在中關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是僅次于美國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羅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網絡上讀到了一點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很感動。1998年11月21日，中國的第一艘航天試驗飛船神舟一號從酒泉發射中心升空，飛船的一舉一動都由北京中心遙控，從點火升空到返回著陸，成千上萬條調度命令要從這里發出。任總調度的是一個北航畢業生，名字叫申勁松，當時只有25歲。神舟一號升空之日是他的25歲生日。一年后飛船返回時，他發現狀態有些不對，可他只有20秒鐘的時間作決定，而且決定的后果是巨大的。他作了決定，而且作對了。返回艙落地之時，申勁松沒了感覺，就是腿軟，汗從握緊的拳頭中流下來，這一天是1999年11月21日，是他26歲生日。他已經在機房中待了整整一年。到 XX年神舟三號發射升空，這個1973年出生的28歲大男孩已經連任三屆總調度了。他的工資只有1300元。事實上，整個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員都是這樣的一些青年學生，全部是我國自己培養的。到神舟三號升空，他們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與高能物理及原子彈不同，中國的載人航天沒有胸有成竹，滿腹經綸的專家領軍撐腰，就靠剛從學校出來的這些年輕的本科生和碩士生。現在已經成為飛船軌道專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師大天文系的碩士畢業生。一進來就做軌道設計軟件。可飛船還在制造中，飛船數據還不明確。他對整個任務系統一無所知，而且沒有任何參考方案，沒有一個可用的程序、文檔。他拼命了，日以繼夜閱讀國外資料，希望能發現一點漏網的蛛絲馬跡，而且他用天文學知識來啟發自己的思路。他幾乎沒離開過機房，怕思路中斷就難以續上，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經過半年沒日沒夜的工作，他成功了。北京飛航中心這樣的例子并不少。控制軟件專家歐余軍是1995年從長沙國防科技大學畢業的，1998年開始負責遙控保障軟件的編寫。那是個決定飛船能否安全返回的關鍵性軟件，包括對飛船發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鏈和注入數據。沒有任何現成的資料可借鑒，要從零開始。中國飛船能否回得來，就全看這25歲的小伙子了。整整兩年零八個月，沒白沒黑，他把軟件做了出來。結果發現有問題，近三年的勞動成果全被推翻。他傷心得一個人躲在機房里放聲大哭。中心的領導人認為哀兵必勝，堅持不換人。只剩下幾個月了，歐余軍成了機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時候，人們走進機房都見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個活菩薩。任務完成了，他的身體也垮了，得了腎積水，經常疼得滿頭流汗。這時，中國第一次飛船發射開始，一切全新，誰也不是內行，有許多軟件只有他一個人會發指令。醫生護士把他從醫院抬到指揮大廳，邊輸液邊打鍵盤，在擔架上堅持了幾天幾夜。飛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術。 我為什么要講他們，因為北京飛航中心就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旁邊，他們的同學、朋友在那里每個月掙萬元以上。可在飛航中心，申勁松一千多元的工資還意味著日以繼夜的辛勞。甚至一個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見一面。申勁松是這樣說的：“如果單從掙錢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誘惑確實很大，但我既然干了這個，就要認認真真地干。這個機遇不是每個人都能遇上。對一個人來說，一輩子能趕上一次就非常難得了。” 在這篇網絡文章之后，有個跟貼，也很有意思。跟貼的作者回憶說： “92 年畢業前，酒泉來人，希望我們這些學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確說是為了宇宙飛船工作。可我們當時想的都是出國，考研，對此漠不關心。在動員大會上，許多人插科打諢，胡言亂語，嘲弄帶隊的軍官。學校也沒起正面作用，只是應付了事，找了幾個拿不到學位的差生和來自邊疆地區的學生糊弄軍隊。十年了，我們這些人出了國，成了所謂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實說，都是行尸走肉，所學所用都在為外國人牟利，而且我們的所謂‘成果’在他們面前是如此的淺薄、渺小、微末。是那些當年被我們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學們真正在為祖國奉獻著，我真不知道將來見面時如何面對他們。我們是逃兵。” 為中國宇宙飛船事業獻身的這群年輕人“成功”嗎？也許成功，也許不成功。也許有些將來成功，有些連將來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國兩彈一星的元勛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于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國讀了機械工程學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國大學當講師。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建立，他也許就這樣生活下去了，過一種平靜的美國生活。1949年，像那個時期的許多留美學生一樣，34歲的任新民先生也趕回來建設新中國，為祖國出力。他很快就成為我國遠程導彈的材料專家，負責設計制造了“長征一號”，就是發射了我國第一顆衛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歲了，因為得到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他的貢獻才為人所知。 1995年，他 80歲了，得到了“全國優秀工作者”稱號。在他85歲時，國家向他頒發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和“航天獎”。然而，他說，“航天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個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記得其他著名的兩彈一星元勛也說過類似的話，而且舉出了很生動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歲。在他70歲以前，沒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謂“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謂“不成功的”，他們都獲得了成功，因為他們的祖國成功了，祖國是科學工作者們最堅強的后盾。他們推動了共和國的進步，他們與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