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皮鼓讀書心得（精選4篇）
鐵皮鼓讀書心得 篇1
0710 趙若愚
君特.格拉斯是當今德國資歷最深、作品最豐、名聲最大的作家。在1999年10月，他憑借長篇小說《鐵皮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小說《鐵皮鼓》共分三篇，現(xiàn)在我只讀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讀的這一部分簡單講講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非常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奧斯卡這個形象。小奧斯卡一生下來就能聽懂大人說話。在他出生的時候，因為兩只飛蛾擋住了燈光，使他感覺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為時已晚。這也為小說的后文作了鋪墊。因為小說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時候，當時時代的黑暗和社會的動蕩造成了小奧斯卡對社會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他在三歲的時候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將自己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癡呆”，而且不再長個，但他卻依然擁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還獲得一種特異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聲震碎一切玻璃制品。這樣他可以隱藏自己，保護自己，遠離了復雜的成人社會。他開始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觀察這個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面對這個黑暗的社會。
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來描寫奧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憶的方式。在小說的開篇，就寫奧斯卡居住在精神療養(yǎng)院里。他居住在完全與世隔離的病房里，只通過護理員與外界聯(lián)系。由此也體現(xiàn)出奧斯卡對當時社會的厭倦和不滿。他依舊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在鼓點中回憶他的往事，然后讓護理員為他拿來“清白”的紙，寫下他的回憶。這里為什么要用“清白”一詞呢，我覺得這也是奧斯卡對當時黑暗社會的一種諷刺和鄙夷。
在小說的第一篇中，當奧斯卡目睹了社會的黑暗后，便產生了厭惡之感。他不停的敲打著他的鐵皮鼓，從而發(fā)泄他對畸形社會的不滿。他也常常用他可以唱碎玻璃的能力，去“擾亂”社會的秩序。在他眼里，這個社會是混亂的，怪異的，無可救藥的。
小說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經歷和見聞寫的。他也借小說表達自己對一戰(zhàn)時期德國的黑暗的不滿。
鐵皮鼓讀書心得 篇2
一二年春季與夏季，我搭車旅行，周游法蘭西。我沒有謀生的職業(yè)，只是在包裝紙上畫素描，并且不停地寫作。我文思泉涌，下筆千言，除創(chuàng)作了模仿宗師巨匠的頌歌《昏睡的舵手佩林努魯斯》之外，還寫有一首臃腫的長詩，長詩的主人公柱頭修士就是奧斯卡·馬策拉特的前身。
囿于時尚，我將長詩的主人公確定為一個年輕的存在主義者。他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職業(yè)是泥瓦工。他狂野而博學，經常引用名言。就在富裕生活到來之前他已厭倦了富裕，惡心成了他的嗜好。他在無名的小城中砌起了一個高柱，蹲在柱頭上坐禪。他的母親對他罵不絕口，用一根長木棍挑著飯盒將飯菜遞上去供他食用。她力圖引誘他回家，她甚至獲得了一個帶有神話色彩的少女合唱團的支持。小城的社交圈子環(huán)繞著高柱，敵友皆麇集于此，最終形成了一個仰望高柱的團體。了無牽掛的柱頭修士俯視下方，沉著地變換重力腿與虛立腿，找到了他觀察世人的視角，并且滿口隱喻。
這首失敗的長詩被我束之高閣。從它僅存的斷片中可以窺見：當時特拉克爾(注：喬·特拉克爾(1887—1914)，奧地利表現(xiàn)主義詩人，作有詩集《塞巴斯蒂安在夢中》(1915)等。)、阿波利奈爾、林格爾納茨(注：喬·林格爾納茨(1883—1934)，德國作家，作有《體操詩》(1920)等。)、里爾克和蹩腳的加西亞·洛爾卡德文譯本，對我的影響多么巨大。唯一有趣的是詩中對一種超然的視角的尋求。高高在上的柱頭修士的視角太靜止了，而奧斯卡·馬策拉特三歲男孩般的身高則恰到好處，這種侏儒視角既靈活多變，又可造成距離感。我們可以說矮子奧斯卡·馬策拉特是柱頭修士的對極。
同年夏末，當我離開法國經由瑞士前往杜塞爾多夫時，我與安娜初次相遇，并且通過直觀廢除了柱頭修士的形象。一天下午，在一個普通的場合，我看見在喝咖啡的成人之中站著一個脖子上掛著鐵皮鼓的三歲小男孩。男孩的神態(tài)引人矚目，深深地嵌入我的腦海之中。這個三歲頑童對他的樂器相當癡迷，甚至達到了忘我的程度。與此同時他對午后邊喝咖啡邊聊天的成人世界作出一副不屑一顧的表情。
這次“發(fā)現(xiàn)”被遺忘了整整三年。我從杜塞爾多夫遷往柏林，認了一位新的雕塑老師，與安娜重逢，次年結婚，將誤入歧途的妹妹從一diyifanwen.com座天主教修道院中接出來，畫素描，制作飛鳥雕塑、稻草人和用金絲編成的母雞。我的第一部長篇散文習作《柵欄》采用卡夫卡的小說模式，并且借用了早期表現(xiàn)主義者豐富的隱喻，然而這部習作卻失敗了。隨后我一揮而就，創(chuàng)作了第一部結構松散的即興詩集。這些簡潔明快的詩歌逐漸脫離了作者的控制，獲得了相對的獨立性。這就是《風信雞的優(yōu)點》，是我出的第一本書，它采用平裝本形式，包括詩歌與插圖。
此后，我在主要從事雕塑家職業(yè)的同時，還完成了一些短劇，例如獨幕劇《叔叔，叔叔》和《洪水》。當我應邀出席四七社(注：四七社，聯(lián)邦德國的文學團體，主要創(chuàng)作傾向為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聚會時，我朗誦了這些短劇，取得了一點點成功。因為安娜是個舞蹈家，所以我也為她創(chuàng)作芭蕾舞劇腳本。我嘗試著起草了幾部芭蕾舞劇，舞劇的情節(jié)后來成了小說《鐵皮鼓》的章節(jié)，例如小說的開篇“肥大的裙子”、關于船艏石像“尼俄柏”(注：尼俄柏，希臘神話中的底比斯王后，她的十二個子女被阿波羅和阿耳忒彌斯殺死，因此她整日哭泣，最終變成石像。)的故事和“末班有軌電車”，在小說中，奧斯卡·馬策拉特和他的朋友維特拉乘坐著這班電車穿越夜幕下的杜塞爾多夫。此外還有波蘭騎兵進攻德國裝甲車的場景。這些芭蕾舞劇草稿被我棄置一旁，均未發(fā)表，最后都化作了史詩般的小說《鐵皮鼓》的章節(jié)。
我全副武裝，攜帶著長期積累的素材、不明確的計劃和確鑿無疑的功名心，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安娜想接受更為嚴格的芭蕾舞訓練，因此我們于一六年初離開了柏林，前往巴黎。雖然我們此時一無所有，但是我們的旅行卻無憂無慮。在皮加勒廣場附近，安娜拜諾拉夫人為師，諾拉夫人在安娜心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俄羅斯芭蕾舞教練。就在我為劇本《惡廚師》作文字潤色的同時，我寫下了一部長篇小說的初稿，這部長篇小說的標題屢經變更，從《鼓手奧斯卡》到《鼓手》直至《鐵皮鼓》。
鐵皮鼓讀書心得 篇3
《鐵皮鼓》的作者剛修改完最終校樣，這本書就離他而去。最終校正發(fā)生在十四年前，從此我就失去了《鐵皮鼓》。這部小說被譯成了克羅地亞語、日語和芬蘭語，我料定它會使各國的小資產階級坐立不安。但澤市郎富爾區(qū)是我失去的故鄉(xiāng)，它的聲名在世界各國不脛而走。
評論與成見堆積如山，它們似乎阻擋了我通往此書的道路，因為我從未首尾連貫地閱讀過印刷好的《鐵皮鼓》。五年以來，《鐵皮鼓》的寫作計劃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決定了我的生活習慣乃至睡夢。現(xiàn)在這一切都已結束。隨后出版的幾本書，例如《豬年月》和詩集，當時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為止我從未讀過裝訂好的《鐵皮鼓》，這可以歸因于職業(yè)習慣所產生的厭惡感。即使是現(xiàn)在，當有人要求我講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產生過程時，我也只是漫無目的地翻閱某些章節(jié)的開頭幾頁。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顧我往日的狀況和寫作《鐵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繭自縛。《鐵皮鼓》的作者談《鐵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見證人。
正因為我承認自己沒有資格評述這部小說，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掃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謊言。這些謊言像插枝一樣使日爾曼語言文學的溫室欣欣向榮。
既不是創(chuàng)作欲(諸如我肯定要寫并且知道怎樣寫)，也不是蓄積已久的決心，(諸如我現(xiàn)在要動手寫了!)更不是某種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標(天賦的義務之類)，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機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許是我的最可靠的推進器，因為我要縮短自己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距離。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驚天偉業(yè)。時斷時續(xù)的文科中學教育(我以五年級高中生的身份肄業(yè))更助長了這種臭不可當?shù)男坌摹＿@是一種危險的動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動力，所以我在寫作時總是輕松而冷靜地控制這種動力。我將寫作視作一種有距離感的、帶有諷刺色彩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個人的，而它的結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則是公開的。
一四年我的母親海倫·格拉斯溘然長逝，享年五十六歲。因為她不僅懷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熱愛戲劇，所以在她的兒子十二三歲時，她就不無嘲諷地叫他培爾·金特(注：培爾·金特，易卜生的劇本《培爾·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義者。)。她的兒子喜歡虛構故事，并且向她許諾將給她帶來財富、送給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爾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費。《鐵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獲得了培爾·金特所想象的那種成功。母親在世時，我總想向她證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謝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釋放。
鐵皮鼓讀書心得 篇4
這本書寫什么?寫一個傻子。《塵埃落定》也寫傻子，那是個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亞寫了若干傻子，統(tǒng)統(tǒng)是傻子加智者;《喧嘩與騷動》也有個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沒個性，讀者很難“角色代入”;《狂人日記》的傻子，則完全是作者的傳聲筒。《鐵皮鼓》的傻子怎么樣呢?那是個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幾乎和《塵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鐘愛。奧斯卡，侏儒，鐵皮鼓手，是個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長于大戰(zhàn)期間，同期涌現(xiàn)的文學大師非常多。奇怪的是，《鐵皮鼓》沒有歷史的“現(xiàn)場感”。最近也在讀埃利亞斯·卡內蒂的三卷本自傳，有所比較。這位用德語寫作的歐洲作家，同樣生于20世紀初。大戰(zhàn)開始時，卡內蒂還是孩子，有個強大的保護者——母親。他回憶中的戰(zhàn)爭，沒有戰(zhàn)火，沒有死亡。卡內蒂只關注自我，精妙而不厭其煩地將自己層層剝開(這才是真正的“剝洋蔥”)。然而，這個緊緊圍繞“自我”的小世界，不斷吸附周圍事物，不斷擴大，使一切隨之旋轉。這種磁力和能力，給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敘述，賦予了宏大意義。有人說卡內蒂的自傳，虛構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戰(zhàn)爭爆發(fā)時，他那廂勾勒幾位身邊的平常人，我這廂立即聞到了銷煙。《鐵皮鼓》的奧斯卡也經歷戰(zhàn)爭，君特·格拉斯替他枚舉數(shù)據史料，描述死人、傷人、在戰(zhàn)爭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讓奧斯卡親歷波蘭郵局保衛(wèi)戰(zhàn)。但作為讀者的我，仍沒有“現(xiàn)場感”。我——作為讀者，被禁錮在奧斯卡3歲的身體里了。這不是敘述方式的問題，《塵埃落定》也傻子視角，但有歷史現(xiàn)場感;《大師與瑪格麗特》也夸張荒誕，也有歷史現(xiàn)場感——甚至有著作者布爾加科夫的血與肉。
相比之下，俄國人寫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爾捷斯納克。讀《日瓦戈醫(yī)生》時，我不僅看見戰(zhàn)爭，還在親歷戰(zhàn)爭。而德國人君特·格拉斯——擅于運用匠心的、知識分子寫作的君特·格拉斯，卻是那么不動聲色。我看不到血，聽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奧斯卡的身外在發(fā)生什么，只有那個聲音——平靜、冷酷、乖戾的，是奧斯卡也是格拉斯的聲音，順著一條平緩的甬道上升。這種寫作風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納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風格。但在《鐵皮鼓》面前，“納粹事件”一點不重要。因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奧斯卡!
這部作品中，戰(zhàn)爭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題是人類靈魂的一次漫游。像典型的歐洲知識分子寫作那樣，這部層次豐富的作品，離不開希臘和希伯來兩大傳統(tǒng)，有神話原型如弒父，也有上帝與撒旦。事實上，撒旦是奧斯卡的一部分，奧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幫助我們理解撒旦。在此意義上，這部作品比絕大多數(shù)戰(zhàn)爭寫實小說來得偉大，它接近了戰(zhàn)爭的本質——惡。
作家需要發(fā)現(xiàn)、探索、理解惡。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惡。惡應該是文學的重要主題，但長久以來它不是。惡是有罪的，不該的。所以被忽略，摒棄。文學史出現(xiàn)薩德這號人物，完全是壓抑過久的大爆發(fā)。只有正視惡，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這是《鐵皮鼓》的偉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愛的知識分子作家。我對那幫“新寓言”的知識分子，沒有太大感覺。法國人，喜歡玩精妙。可惜無論法國人的精妙，還是日本人的曖昧，我都感覺不強烈。我需要的是當頭一棒，讓我震撼與暈眩。力量感，是我個人評價作家的重要標準。俄國作家、美國作家，總體而言力量感強。前者的力量來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現(xiàn)實。中國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強(想想莫言和余華的作品差別)。 回到“知識分子寫作”，幾年前，《玫瑰之名》讓我對這個詞倒盡胃口(依據上述，該作品力量感為零)。我一邊閱讀一邊疑惑：《玫瑰之名》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意義何在?不能帶給我任何感動、震撼和啟迪。如若一些捧臭腳的知道分子說的那樣，這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偵探小說”，我真想把書中的大段理論以及更為大段的注釋剪下來，疊起來，戳到他們面前，讓他們摸著心口說說，這么一堆聱牙詰屈的東西，是否真對“引人入勝”一詞沒有致命殺傷。如果知道分子們捧起另一只臭腳，說該書闡釋了某種關于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因此它比只知奪人眼球的偵探小說深刻許多。那我倒想問：為何不直接讀論文，豈不更深刻清晰、節(jié)約時間?最終，我意識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見的艾科制造——被寫出來的唯一意義，就在于展示作者風采：這位學者小說家擁有相當?shù)闹R，掌握相當?shù)膶懽骷记伞Ｖ辽伲葌商叫≌f作家深刻，比哲學論文作者會寫小說。這種窮兇極惡的知識炫耀，讓我想起北京話的一個詞：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狀。事實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為要人，就像炫耀知識的小說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備知識或者成為好小說。我曾被迷惑過，但越來越認識到：知識不是用來炫耀，而是用來幫助認清世界的。
最后，扯一下另一位知識分子作家米蘭·昆德拉。我曾將他貶至一無是處。但這有感情色彩。就像初戀，開始期望得完美，結束未免失望得慘烈。米蘭·昆德拉，就是我的文學初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