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一本書時，我很喜歡對這本書成書的背景進行研究，并且對作者寫作時的因源和學術背景、以至于個人感情和身世也倍感興趣，我覺得這對于書可以產生更加設身處地的理解，也頗有自己寫作的意淫感覺。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成書于1948年10月，作者將刊于《時與文》雜志的17篇專論匯集成書，由上海時代文化出版社刊行。，王亞南是一位財經學者，因為李約瑟的關系，“誤入”官僚政治的研究之中，作者最大的特色就是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加于闡述，同時也比較分析了西方從領主經濟到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中——對與官僚制的需求，從作者引述資料可以發現——作者總體上還是一個社會經濟史的專家，在分析西歐的官僚制度的發展中——作者著重強調了商業流通經濟的需要必然迫使打開政治上相互割據的局面，類似于德國統一前一條通往法國的鐵路在德意志境內就要換好些次貨幣和付好多次關稅，經濟的獨立就要求各官員是“各事其主”。但是國家統一的建立就要求，中央集權的發展，各種官職是服從一種統一的規制。
書中作者竭力克制著情緒，不希望他對官僚主義的痛恨影響到客觀的寫作，可無意中流露的言語深感作者的切膚之痛。王亞南對馬克思思想的認識深度，超過了中國很多官方學者，可以和王亞南相提并論的馬克思思想的學者，應該還有彭迪先和沈志遠，可惜他們在1949年后，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時代，并沒有可稱道的著述，反倒是的1949年前，有著驚人深刻的論述。我在閱讀此書時率先看了后面的《王亞南先生學術年表》和胡培兆先生的《鏟除官僚政治的理論利器》，我看出了一些問題，作者從1927年擔任政治教員，當時所謂的政治教員中有70%時共產黨員，這在我同時閱讀的美國·陶涵先生《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中有詳細的介紹，此后大革命失敗，作者逃亡日本，后接觸《資本論》，此后20年的時間用于翻譯《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專著，顯然在當時中國環境中，難免對于國民政府時期的官僚政治存在很深的芥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