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一切社會活動留在紙上的影子，所謂民族精神的表現和發(fā)揚無不依賴于文字的熏陶和感染，詩歌作為反映人們精神世界最凝練的文字，“不僅在更豐富的程度上能把主體的內心生活以及客觀存在的特殊細節(jié)都統攝于內心生活的形式，而且能把廣泛的個別細節(jié)和偶然性都分別鋪陳出來”無疑對一個民族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詩的國度，名篇佳章如云霞漫天變幻著旖旎的風采，詩人詞客噴涌燦若浩瀚的星辰，美輪美奐，不勝枚舉。

　　魏晉南北朝中，以孟德、子建為代表的建安文學：“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格調素雅而慷慨、意境蒼涼而雄渾，文采以風骨遒勁而聞名天下;以陶淵明、謝靈運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則追求一種寄情于自然的恬淡的生活，文筆閑適而又清新，映射出晉人崇尚自由、超凡脫俗的胸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流動著反樸歸真的情懷和意境;“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南北朝民歌則以其粗曠達爽的風格、樸直酣暢的語言，為后人勾畫出游牧生活的動人場景，令人心馳神往、歌以詠懷。

　　唐宋詩詞猶如一顆光輝奪目的明珠，鑲嵌在中國詩壇的圣殿。唐詩不僅汲取了先人豐厚的創(chuàng)作經驗和營養(yǎng)，并深深扎根于現實社會的肥沃土壤，詩仙、詩圣、詩神、詩鬼等異彩紛呈、層出不窮：“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朝如青絲暮成雪。”、“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凌古爍今，萬幫臣服。真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給華夏大地帶來了盛況空前的生機與活力。宋詞則注重生命性靈的舒展，以蘇東坡、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詞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筆力雄健、剛烈深厚，令人遐思無限;以柳永、李清照為代表的婉約詞句則纏綿悱惻、輕柔迤儷。正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元、明詩詞也如同汗牛充棟、蔚為大觀。其中元曲更是中華詩海中又一座顛峰。“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它們與唐詩宋詞爭奇斗研，我們陶然其中同樣可以感受到火熱的情懷在迸發(fā)、在飄蕩。

　　在清中落以后，桐城派文學家姚鼐提倡文學的作法――“陽剛陰柔”之說，主張文章必須以“考據”、“詞章”為手段，以闡揚儒家的“義理”，也就是方苞所說的“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又發(fā)展劉大櫆擬古主張，提倡從模擬古文的“格律聲色”入手，進而模擬其“神理氣味”。雖然也洋洋灑灑地對中國的詩歌做了很明確的分類和總結，但恰恰正是這種認為地劃分、隔離千變萬化情懷的做法，導致那一時期的中國詩詞文賦，無不充滿著陰柔的氣味，看似彬彬有禮，實是精神的枷鎖，以致民族的尊嚴受到人為的“禮”的約束，受盡外人的壓迫，在邦交上更是竭盡了柔弱之能事!由此看來，文學能轉移民族的習性，詩歌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詩歌美的追求與詩歌在民族精神鑄造中的作用，始終是同步而行的，新詩發(fā)展的歷史也證明了這樣一點。魯迅先生的《文化偏至論》與《摩羅詩力說》，就針對“重物質而輕精神”的文化偏移，提出了 “剛健不撓，抱誠守真”的偉美之聲，呼喚民族的精神覺醒和升華國民精神的思想。可喜的是，正如秋瑾的“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凌云壯志般的情懷一樣，東方巨龍并不會也決不可能長醉不醒。從五四運動到三四十年代詩歌的多向探索，無論是各種形式的詩歌，皆以不同的姿態(tài)與聲音呼喚著，啟發(fā)著民族精神的“再生”，開掘著人的靈魂深處的博愛和熱血。最后，就讓詩人北島的《回答》來回答還在夢游中的一些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