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有格物致知精神》讀后感（通用3篇）

《應有格物致知精神》讀后感 篇1

　　在中國傳統教育里說：一個人的教育出發點是“格物”和“致知”。什么是格物致知？很簡單，從探察物體而得到知識。受傳統教育的影響，我國學生往往重視基礎從而忽略動手能力。

　　明朝哲學家，有一天他決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他搬出一條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對竹子想了七天，結果因為頭痛而宣告失敗。這就是中國讀書人的頭腦。

　　再談談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在研究如何分離氯化鐳時，大大小小經過了幾百次實驗，廢寢忘食。在不斷實驗的過程中提取到了礌和釙，因此居里夫人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還有哥白尼，他本是一名醫者，被當時的人稱為“神醫”。觀察天文只是業余愛好，偶然一次他發現了他所信仰的天主教所說的《地心說》是不對的。他經過了多少次的觀察計算，研究出來了《日心說》推翻了天主教會的《地心說》。在天主教會極力反對下，哥白尼在臨死之前才看到了《天體運行論》的小樣，才與世長辭。一生逃亡，躲避教會的哥白尼用畢生心血創寫的《天體運行論》被教會說成邪書。直到牛頓萬有引力定律才使哥白尼的真理得到肯定。

　　這處處告訴了我們：新的知識只能通過實驗而得到，不是自我檢討或哲理的清談就可以求到的。這就是格物致知。為什么我們要擁有格物致知的精神？因為這是一種生活態度，告訴我們要尊重知識，注重實驗，才能探求事物的真理，得到事物真諦。

《應有格物致知精神》讀后感 篇2

　　“格物，推究事物的原理；致知，獲得知識”。

　　“格物致知”是什么？就是通過探查物體而得到知識。任何一個新知識的獲得，任何一個新事物的發明，都是建立在不斷探察新事物之上的。

　　我國的傳統教育，并不重視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大學》中說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達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的天地，從而追求如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這早已不適應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這個物質大爆炸的時代。我們必須不斷推敲身邊的物體，并學習好文化知識，要從探察物體中求知。

　　求知的方法有很多，可親自動手實踐，讓事物的發展變化直觀地呈現在你面前，是獲得知識的最好方式。這便要求我們不能死學書本知識，必須在生活中潛下心來研究事物，從中獲取知識。列文虎克曾是一名門衛，整日閑暇無事。他利用空閑時間做什么呢？他玩起了鏡片。于是，他憑借著對事物強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科學的精神，終于玩出了名堂，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個放大鏡和顯微鏡。

　　從列文虎克的事例中不難看出，探察事物的確是獲取知識的好方法。可我們應該盲目地去觀察任何事物嗎？答案是否定的。這也不會有成效。永遠也不要忘記，實踐是與知識相結合的。諸葛孔明一生好學，在年輕時便游歷四方。早在隆中時，她便精通兵法，三分天下。可縱有滿腹經綸不去施展有怎能體現他自己的才華呢？他追隨劉備，子啊連年的南征北戰中，我相信對他自己是一種常人莫及的提升。正如他在破南蠻藤甲兵前說，“我早在隆中便知道南蠻有驅獸之法”，后用火攻破之，不正是實踐的過程嗎？諸葛孔明后來有發明了孔明燈、木牛流馬，成為三國時期的一位發明家。

　　由此看來，親自動手是走向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我在生活中也有體會。在物理課上學習電路，之上可以輕而易舉地連接，而當一大堆電學原件擺在面前時，還真有些摸不著頭緒。幾次實驗下來，才逐漸有所領會。

　　憑我這些年的親身體會，只有不斷地研究事物規律，并把書本中的知識廣泛應用到實踐中，有所變革，才能適應21世紀發展的需要。

《應有格物致知精神》讀后感 篇3

　　讀了丁肇中先生的《應有格物致知精神》一文深有同感，認識到我們學生在學習方法上確實有很多弊病，但對于丁先生對“格物致知”的理解我仍抱有疑問，因此就借這次機會來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文章中說“真正”的格物致知是“從探察物體而得到知識，并就此認為格物致知就是“我們所謂的實驗”。韓維志在譯評《大學》時就曾明確指出《大學》的原文缺少對“格物致知”的闡釋，古人因此也做了諸多不同的見解，甚至是大理學家朱熹也曾專門對“格物致知”補綴了一篇論文。然而，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的“格物致知”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那么對儒學研究不深的丁先生如何可謂“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對此我實在無法認同。

　　而那勤于格物的陽明先生也恐怕是受冤了。丁先生認為他“格竹七日而不得正果”是因為他“把探究外界”誤認為是探討自己，并于后文說要“格竹”就應“栽種竹子，以研究它生長的過程，要把葉子切下來拿到顯微鏡下去觀察”，這番話著實讓人無語。我想丁先生大概是混淆了哲學和實踐的概念。儒學無疑是一種哲學，而哲學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思想體現，與由外及內的實踐完全不同。用政治哲學家歐克肖特的話說，哲學是理論的理論，它高度抽象，與實踐隔絕，它志在理解而非改變世界，而當其轉化為實踐時也就失去了其作為學術的學術品格。也就是說哲學本身就是要優先探索自身，然后才能推己及人的。那么這與“栽種”和“拿到顯微鏡下觀察”又有何干呢？想來實在是可笑至極。

　　最后，“經書上的道理可推之于四海，傳之于萬世”竟也被丁先生一同否認了，他竟認為這種觀點不適用于現今，這同樣是混淆了概念。如果當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傳給“四海”的中國人，社會主義又怎會有今天的這般“偉業”呢？丁先生所謂的“現今”恐怕只能指代重視事實的實踐科學，對于“百家爭鳴”的哲學而言道理是永遠可以傳于“四海”、“萬世”的。

　　這樣看來，丁先生對儒學的態度實在有些不可思議。那么丁先生的“格物致知”就是完全錯誤的嗎？也不盡然。以丁先生取得的成就來看，他的觀點必然有其可取性。我不懂實踐科學，但我想丁先生對實踐的態度是絕對值得稱道的，而且學習方法的問題在國內也的確屢見不鮮，丁先生能夠從大體上給出解決辦法著實令人敬佩。但是對于丁先生不嚴謹的求知態度，我們也必須加以指正。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呢？小人不才，目光短淺，也不敢妄下定論，但終歸還是有些想法的。永遠保持對事物的好奇心，并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識，我想這大概就是真正的“格物致知”了。所以，只要堅持求知的態度，相信終有一天“格物致知”的真諦會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