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讀后感

　　若干年前，大約是討論人文精神最熱鬧的那陣子吧，有位當醫生的朋友曾這樣對我說：“設想某天早晨一覺醒來，有一號職業的人忽然全體消失，蒸發掉了，無影無蹤了，這世界卻絲毫不受影響，人們照常工作、吃飯、休息、玩樂，時間仍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你說，這是一種什么職業呢？”趁我一時語塞，他立即代我回答：“就是像你這號搞文科的知識分子。”我向來和他抬杠慣的，這次卻還沒來得及說“不”，就已經自己泄氣、服氣了：“是啊，如果忽然消失的是全體醫生，天下豈不要大亂？至少，那天全世界等著開刀的成千上萬急危病人是沒救了。”當這本書的書名——《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躍入我的眼簾時，蹦出我腦海的竟是這么一個回憶。

　　照本書作者弗蘭克·富里迪的意思，當今之世，“知識分子”真的是全體消失了；他說的也是“搞文科”的知識分子。談知識分子而只限于“文科”，這倒不是隨意的定義，也不是出于政策考慮，這在歷史學上是有根據的。法國當代史學大家雅克·勒戈夫有一本很著名的書《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里面說：“在西方國家，知識分子隨著中世紀的城市而誕生”；“‘知識分子’一詞出現在中世紀盛期，在12世紀的城市學校里傳開來，從13世紀起在大學里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傳授其思想為職業的人。”那時的大學是教會辦的，在大學里教書的是教士，他們專業和傳授的思想當然越不出“文科”范圍。所以，《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書中沒怎么論到“科技知識分子”，想必不會引起什么異議；科技知識分子明明在，不用找，而且是現代世界的支柱，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目共睹。

　　《哪里去了》一書所云知識分子的“消失”，有兩層互相聯系的含義。一是知識分子本身變質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理應“為思想而活”，不應“靠思想而活”，猶如虔誠的宗教徒理應“信教”，不應“吃教”；但本書認為現在的知識分子都把思想和知識當作了工具，下焉者變“專業”為“專吃”，上焉者也不過是迷戀和追求個人出人頭地的“成就”，這便“意味著歷史所了解的那種知識分子的終結”。二是知識分子的地位變了。作者認為，歷史上知識分子的所知主要是“道”，知識分子其實是知“道”者，他們代表理性、真理、根源性的價值和意義，作為個人，他們也會追求思想之外的種種利益，但是“作為一個群體”，“知識分子有著令人敬畏的文化權威和影響力”。然而現在，知識分子群體的超然的生命存在業已喪失，思想已經魂不守舍，最多只能寄托于個別知識分子的個體生命中；知識分子成了統計學意義上的一個總體，一個類別，一個集合，一種職業，與別的總體、類別、集合、職業不分軒輊。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知識分子的權威遭到廣泛質疑”，另一方面，“教育和學習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商業機構和公共機構不斷宣稱致力于擴大它們的知識基礎”；兩方面其實一致，因為“知識成了易消化的現成品，能夠被‘傳遞’、‘分發’、‘出售’和‘消費’”。現時代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貶值，不是貶在價格上，是貶在價值上、意義上。

　　書里對知識的貶值和喪失意義，作了很多現象描述，當然主要說的是西方社會。大學不再堅持優勝標準，精英教育墮落成職業教育；圖書館提供咖啡廳、休息室，乃至“幾乎任何服務”，而借書還書則被視為“枯燥乏味”的末事；莎士比亞戲劇被“現代化”，“其動機并不是什么藝術家的洞見”而是“出于聯系觀眾的考慮”。諸如“庸人主義”、“管理主義”、“工具主義”、“文憑主義”這些標簽，頻頻出現在作者的筆下，富里迪先生并未批評任何個人，他描述和批評的是整個時代的狀況，可以說，他是寫了一本“罵世”的書，當然平心而論，他的罵還是相當溫和的。

　　知識分子的全體不知所終，作者也論到了其原因，如市場對知識和文化的侵蝕，公共政策的導向，制度化、職業化的壓力，等等，論得比較宏觀，比較粗略，有點大而化之。如照經濟學的論法，也許可以論得細致些。知識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在約束條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然傾向；有的經濟學家筆鋒一轉，會說知識分子的精神勞動也是“趨利”行為，但此“利”不是指精神勞動的成果可以換得的好處，而是指精神勞動內在的過程和目標即是“利益”所在。有一點區別必須強調：精神勞動與其約束條件的關系有其特殊性，跟做工、務農、經商、從政這些行為與其約束條件的關系，不能等量齊觀；精神應該具有超越性，一定程度上，甚至與約束條件無關。

　　富里迪先生是個左派，據譯者介紹，他生在匈牙利，后來移居英國，曾化名注冊，成立大不列顛革命共產黨，自任主席。他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其實是西方那些“從來不對現狀滿意”、“質疑傳統價值”的批判型左派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所代表的“理性”、“理想”等等，就不是源于傳統，而是知識分子自我作古開創的新的價值。他甚至把保守的右翼人士指責、攻訐左派的言論稱為“反知識分子論”，換言之，他把右翼知識分子開除出知識分子行列了。然而，這本書里卻有一個很深刻的觀察：“如今，頌揚和試圖維護現狀的，不再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們。相反，右翼知識分子很愿意看到制度和文化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傳統上由右翼承擔的對文化和教育機構的維護，現在由專業人士和專家接手了。”這就是說，文化保守主義對現代的文化狀況更具有批判態度，左派卻蛻變成了“順從的知識分子”，因為“專業人士和專家”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左派；例如，在法國這個一向被視為“知識分子故鄉”的地方，“今天的知識分子看起來更像小技術官僚”。這樣說來，過去寄托于知識分子群體大生命的思想之魂，將歸何處呢？書里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甚至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尼采說“上帝死了”，福柯說“人死了”，現在富里迪先生則是期望知識分子復活，但他開不出起死回生的方子。好在這期望里，多少還有點活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