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力讀后感（通用3篇）
創新力讀后感 篇1
文章立論宗旨是“觀念文化更新是當務之急”，選題很好，但文中將東西方文化的“思維方法”差異作為主要論據來論述尚需斟酌，這一觀點似乎不太符合五四以來中國社會實際發生的演進狀況。
由于歷史局限性，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全面沖擊可以理解，因為那個時代中國很落后，普通人只知道西方人很厲害，他們可以通過數學計算設計制造出高效工業設備和精良武器，當時除了李宗吾、南懷瑾等少數思想家、國學大師外，人們對西方形式邏輯中已經暴露出來的眾多悖論沒有像現在這樣引起重視，因此，百年前我們迷信西方人的數學思維尚屬情有可原，但時代在前進，科技在發展，如果我們今天依然對形式邏輯中的理性缺位采取“守闕連年，終不見理”的保守態度來認識，那就不是創新，而是因循守舊。
近一百年來，高技術發展突飛猛進，尤其是信息產業興起和互聯網誕生，為整個人類社會形態走向全球一體化奠定了物質基礎。值此階段，西方人自己也已開始對數學理性在許多領域中的真理性開始懷疑，他們正在試圖尋找一種新的思維邏輯來駕馭人們在文化、政治、經濟、科技和其他領域的行為，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五四時代的觀念上進行文化變革，弄不好就會出現把“嬰兒和臟水一起潑掉”的不好結局。中國傳統文化中養育著一個能夠補缺數學理性不完備的“嬰兒”，這可愛的嬰兒正是您在文章中想徹底拋棄的“直覺思維”邏輯體系，詳細介紹可仔細閱讀您正在研究的拙著。
中國觀念文化落后確有因偏重“整體把握”而對事物“細節研究”不太重視的因數，但中國人掌握精細數學思維的智商并不低，只要其他觀念更新，很容易達到與洋人同樣的水平。中國眼下的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思維模式，而是在于對封建“官本位”思想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克服，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普遍缺少獨立人格，這是目前在組織管理中出現文章所列舉“難題”的根本所在。
這種官本位落后觀念之所以能持久存在，是有深刻歷史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演進“階段論”。新中國成立后，缺少一個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過渡期，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多個層面，未能觸動數千年沉積下來的官本位思想；這也是為什么改革開放初期理論界提出中國需要“補課”和回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原因。
知識精英和普通民眾獨立人格的培育，需要有經濟基礎，只有當人們感覺到自己有能力捍衛自己權利的情況下，真實的獨立人格才會表達出來。因此，回歸“初級階段”不單單是為促進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培育民眾的獨立人格，這是促進落后文化觀念轉型的重要舉措。目前理論界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在從官本位轉向以市場配置資源為主的過程中，如何防止18世紀資本原始積累中出現的那種殘酷性；防止當權者以“官本位”舊瓶裝資本人格化新酒。根據人格學原理，在提倡“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道場文化引導下，必然會唆使民眾在逐利時表達一種“其鬼有神，其神傷人”的不道德行為，也必然會慫恿一些官本位思想嚴重的人穿著市場化的外衣走權貴資本主義邪路，這種殘酷性和新型官本位的復活，必將導致鬼魅橫行、爾虞我詐，使多數人失去幸福感。
個人認為，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此形勢看得較準，就目前政策看，一方面，高層領導正在極力擴大民主；另一方面，適時提出具有博愛精神的“以人為本”，提出符合平衡秩序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新觀念，這是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道場文化的重塑，我覺得，文章的論據應當按照這一思路撰寫。
在中國主流傳統文化中，歷代社會治理的理念不是依靠宗教，而是依靠“形象思維”得到的許多很有價值的管理“理性”。這一“理性”可以追溯到遠古伏羲氏時代，正如現代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威爾·杜蘭在其巨著《世界文明史》中所說：“如同印度是形而上學和宗教的圣地，中國乃為人道哲學之家。在中國所有的著作中，易經——形上學唯一的重要作品——是一部奇特的書，但由此展開了中國思想史的記載。”
創新力讀后感 篇2
一：關于思維模式
1，王亞南認為“官僚政治”是一種文化現象的說法非常入理，它產生于“學而優者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價值導向。但您的文章中說官僚“制度粗放”的說法與實際不太相符，中國的“官僚制度”是世界上最精細、最嚴密的制度，正是這種精細嚴密的制度，將經濟與政治“頭足倒置”，不是政治為經濟服務，而是經濟為政治服務。結果，在經濟領域就把原本就喜好形象思維，不善精密思維的管理者推向極端，使一種“政治嚴密、經濟粗放（包括盲目發展）”的社會管理方式保持到現在。
2，經濟領域粗放管理（包括盲目發展）的深層原因，確實有喜好直覺思維偏好的因素，但一個人做事是否誠信嚴謹，乃是屬于品德方面的差距，主要由文化的價值取向決定。
3，建議在論述文化背景時，如果牽涉到“思維模式”，最好不要忽視“形象思維”對社會進步的作用。如果文章能將“形式思維”與“形象思維”有機結合，并將“形象思維”的邏輯內核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法提煉成公理，告知讀者，這樣也許就會出現一種既能增強民族自信，又能與時俱進的文化“創新”。
二：關于制度概念
一般所說的“制度”概念，是指社會組織最基本的運行秩序。其中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權益關系和重大決策的運作程式。將這些權益關系和運作程式通過協商形成契約，作為該組織的基本。對于企業，就是公司章程，對于國家，就是憲法。因此，它是比一般法律條例、普通規章制度更為基礎的法規。根據這個基本憲，首先要確立符合這一章法的價值文化導向，同時要開展其他制度、體制、法令、規章、條例的設計和實施。
三，關于道德概念
德治≠人治。社會組織的運行，無論是封建社會的人治，或是現代社會的法治，均須有符合人性和與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道德來支撐。這就像汽車運行需要有一個在垂直方向克服重力的平衡力、使汽車能穩定前行的公路，“公路”就是確保汽車平穩運行的器物之“德”。在社會組織管理中，支撐其運行的平衡力是人文道德，管理者要根據自己的國情、企情、校情、院情，對中國古代的一些“德治”思想有選擇地棄其糟粕，揚其精華，對西方現代社會管理方面的一些“法治”思想也應當有選擇地棄其糟粕、揚其精華，將兩者有機結合，創造出為多數人認同的“新文化”那就更好了。
四，關于人才甄選
人才甄選的標準和途徑，是屬于組織基本需要明確的制度，它應當有十分明確的標準和程序，在公眾企業和黨政組織的中均有這方面的規定。
制度明確了，但如何確保每次甄選人才都很得當，這就需要文化來支撐。無論是粗放型“民主票決”甄選，還是精細型“內查外調”考核甄選，就文化背景而言，行使這一權力的群體，其大部分人員必須有獨立人格，懂得社會責任、并具備一定道德水準。
最近，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強調：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糾正用人上不正之風、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治本之策。要積極推進選人用人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大力‘破解’選人用人難題，進一步形成正確的用人導向。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什么樣的人該用，什么樣的人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在這個前提下注重選拔那些確有才干、實績突出的干部。
這個課題對制度創新很重要，你可以再深入一點探索。
五，關于傳統文化
中國的偉大吸引了我，使我感觸良多。……文明的中國人，謙恭有禮，是多么的完美！中國人高雅的風采，在任何環境里都是表露無遺。……可以說，中國人，是所有人類中最有深度的人。
創新力讀后感 篇3
如果說創造是指思維，那創新就是行動的具體實踐了。創新的行為離不開科學技術，科學是對一些現象的概括和歸納，聚集了大多數人的觀念，同時又是物質存在的，創新的時候只能順應規律才能成功，不違反物質的世界。如牛頓的力學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
技術創新是一種形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認為技術創新是指新產品的產生在及其在市場上的商業化，以及新工藝的產生及其在生產過程中應用的過程。同時，顧名思義，技術創新的基礎是技術。新技術、新科技對技術創新來說很重要。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尤其是近年興起的創新企業。然而，技術創新的關鍵還是在其商業化，技術與經濟的結合獲得創新通過商業來獲得社會價值。而在市場經濟的今天，不管是創新技術還是循規蹈矩的技術，都是在以市場為導向的。市場的需求是技術創新可加快發展的促進因素。現在的大學每年都在擴展招生，但是就真的創新型人才來說，中國還是不多，主要是由體制和體制下的教育制度所決定。但是對于技術創新來說，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而且相關部門的有效整合是很重要的，組織管理，市場調查，市場營銷對技術創新公司有很大的影響。
創新不止是在商業上有很大的收獲。在社會價值上也有著無法比擬普世性。就像聯合國樓前的的雕塑——打結的槍。槍管被卷成“8”字形。意味著制止戰爭，禁止殺戮。遠離傷害，對和平美好的生活的希冀。而要有創新的想法，并不是空穴來風。
詹姆斯·沃爾夫在《創造決定一切》的書中提及了幾個關鍵點。第一，一定要保證每日的研究時間。這樣可以使得人們有意識，有準備時間來進行規劃，并且每天有時間去思考。第二，不要抑制創造的沖動。每個人都有理想，都有想法。不要怕失敗，在積累和實踐中慢慢的積累經驗和教訓，數量多了就能熟能生巧。所以，數量也是很重要的數據說明。第三，記錄突然而來的火花，醞釀一段時間。當有想法的時候，可以把其記下來，但是不要先急于動手制作，因為每樣東西當你才開始想的時候，并不是很完善。只有不斷的記下想起來或是盡可能完善它，這樣成功的概率更大。第五，用綜合的方法深入的探討。對于自己思想的火花，不要像挖水井一樣輕易放棄，只有深入的挖掘才能獲得甘泉。同時，在行動的時候不要吊死在一棵樹上，只用一種方法。應該多使用其他方法，也許一件事物，你覺得它是屬于物理這一塊的，但是挖掘一段時間后，你會發現也許還能用政治學的方式來解答困惑。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當發明成果出來后，一定要客觀的評價，不是每個人都做的到這一點的。只有客觀的評價成果才能獲得經驗或是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