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皮鼓讀后感（精選4篇）

鐵皮鼓讀后感 篇1

　　為什么歐洲作為最有文化教養的民族之一，極富組織性、紀律性、創造性的德意志民族卻俯首帖耳地為納粹服務，幾乎呈現出全民納粹，人人在黨的局面，在戰爭中實行種族滅絕政策，虐殺了幾百萬人?而更為可怕的是有的德國人這樣做不僅是出于自愿，而且還認為這樣做是獻身于自己遵循的神圣信仰。

　　一直有這樣的思考，但是對于這種”文化”，我始終不能釋懷。

　　在這部書-----《鐵皮鼓》中，我找到了答案。

　　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國當代最杰出的文學家，與海因里希·伯爾并列為戰后聯邦德國文壇的盟主，并在1999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鐵皮鼓》1958年未及出版就贏得了當年”47社”的文學獎，1959年發表之后，更是很快贏得了國內外的贊譽。

　　那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小說的故事情節精華：

　　我在療養與護理院(瘋人院)里寫下我的故事，從自己出世以前很遠的時候寫起。1899年，外祖母還是一位年輕美麗的波蘭姑娘，她獨自在馬鈴薯地里干活，一名逃犯向她求救，騙過了追捕的警察，我的媽媽阿格內斯就是這名罪犯使我外祖母安娜受孕的結果。阿格內斯年輕時是個豐滿的能干的姑娘，并以熱烈的感情愛上其表兄楊布朗斯基，由于近親不能結婚，她嫁給了萊茵蘭人馬策拉特。楊·布朗斯基和我母親仍是藕斷絲連，暗地里是一對情投意合的情侶。3歲生日時我得到了媽媽送我的鐵皮鼓并與鼓形影不離。也就在此時，我決定連一指寬高度都不再長，保持3歲孩子的狀態，但是我相當的聰明，會敲鼓，并有一副超人的嗓音，能震碎所有的玻璃制品，并以此發泄對別人的敵意和憤怒。阿格內斯對丈夫從來就不曾有過愛，深愛著表兄，但對自己的行為又深感內疚。后來患了肥胖癥后對生活失去了信心，自暴自棄，最后終因食魚中毒，年紀輕輕就離開了人間。我總是孤單單，有時便到三樓去找待我很好的特魯欽斯基大娘。馬策拉特請瑪麗亞(大娘的女兒之一)管雜貨店和照看我。她把我當孩子看待，對我毫無戒心，并無意暴露她的身體隱私在我面前。我雖不愿進入成年人的社會，但我的本能又驅使我要求過正常人(包括性)的生活。當我同她睡覺時，有偶爾把我摟在懷里，親吻我的臉，我常在瑪麗亞的懷里想入非非。一個夜晚，我竟然不知不覺中與瑪麗亞發生了關系，生下了男孩庫爾特。就在瑪麗亞懷孕兩個星期后，我撞見了瑪麗亞躺在馬策拉特的下面……我父親娶了我未來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兒子庫爾特叫做他的兒子庫爾特，把我所愛的、散發香草味的瑪麗亞認作繼母……

　　在這部作品中格拉斯從道德層面對剛剛結束的戰爭進行反思。正如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尼日利亞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畢生作品是本世紀末文學世界里的道德小說。”

　　格拉斯沒有將重點放在戰爭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對德國社會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過自己的作品指出，納粹德國的興起，絕不是突然出現的偶然事件，它是與德國社會中的每個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開。

　　首先，普通德國人的渾渾噩噩是納粹德國興起的原因之一。《鐵皮鼓》中除主人公奧斯卡之外，幾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熱情，他們對于外部世界發生的一切無動于衷，像動物一樣被動地適應外界的政治環境的變化，不肯動腦思考變化的原因。所以他們缺乏自己獨立的判斷和明確的信仰，也就無法自己判斷自己的行動，最終只能隨波逐流。他們或是融入納粹狂潮中成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納粹暴行的看客。

鐵皮鼓讀后感 篇2

　　安娜親身經歷了《鐵皮鼓》長達四年之久的創作過程。她經常想聽，有時也務必聽我講述小說的臨時結局，這些尚未最終確定的結局常常只是在細節上有所不同。我在寫作時經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煙，以致室內煙霧繚繞，安娜也許很難確認這個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為她的伴侶，我肯定讓人受不了，因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虛構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臺操縱著許多電路的配電設備，我與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識層面緊密聯接在一齊。人們稱之為“瘋魔”。

　　我在埋頭創作的同時，活得也很實在。我精心地烹調五味，一有機會就去跳舞，因為我十分欣賞安娜的長腿與舞姿。一七年九月，就在我專心致志地寫作《鐵皮鼓》第二稿時，我們的孿生子弗朗茨和拉歐爾出生了。這不是一個創作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們每月有三百馬克的生活費，這筆錢是我隨手掙來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會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與石版畫;瓦爾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國詩人、文學評論家，文學雜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過向我約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給我稿酬，他生性樂善好施，間或來巴黎時就將錢帶給我，在遙遠的斯圖加特，海森比特爾(注：赫·海森比特爾(1921—)，德國“具體詩”詩人。)將我從未上演的劇作制作成廣播劇播放;翌年，我已開始雕琢《鐵皮鼓》的終稿，此時我獲得四七社文學獎，第一次賺到了一大把鈔票，總額為五千馬克，靠著這筆錢，我們買了一臺電唱機，這臺電唱機這天還能出聲，它屬于我們的女兒勞拉。

　　我從未參加中學畢業考試，這個赤裸裸的事實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憂傷，但是有時我認為：恰恰是這一點保護了我。因為如果我獲得了高中畢業證書，那么我肯定會擁有一個職位，我會成為夜間節目修改而將自己剛動筆的文稿鎖在抽屜里。作為一位被埋沒的作家，我肯定會對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滿腔怨憤，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夠洋洋灑灑，下筆千言，上天常常賦予他們靈感。

鐵皮鼓讀后感 篇3

　　小說《鐵皮鼓》共分三篇，此刻我只讀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讀的這一部分簡單講講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十分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奧斯卡這個形象。小奧斯卡一生下來就能聽懂大人說話。在他出生的時候，因為兩只飛蛾擋住了燈光，使他感覺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為時已晚。這也為小說的后文作了鋪墊。因為小說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時時代的黑暗和社會的動蕩造成了小奧斯卡對社會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他在三歲的時候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將自己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癡呆”，而且不再長個，但他卻依然擁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還獲得一種特異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聲震碎一切玻璃制品。這樣他能夠隱藏自己，保護自己，遠離了復雜的成人社會。他開始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觀察這個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應對這個黑暗的社會。

　　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來描述奧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憶的方式。在小說的開篇，就寫奧斯卡居住在精神療養院里。他居住在完全與世隔離的病房里，只透過護理員與外界聯系。由此也體現出奧斯卡對當時社會的厭倦和不滿。他依舊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在鼓點中回憶他的往事，然后讓護理員為他拿來“清白”的紙，寫下他的回憶。那里為什么要用“清白”一詞呢，我覺得這也是奧斯卡對當時黑暗社會的一種諷刺和鄙夷。

　　在小說的第一篇中，當奧斯卡目睹了社會的黑暗后，便產生了厭惡之感。他不停的敲打著他的鐵皮鼓，從而發泄他對畸形社會的不滿。他也常常用他能夠唱碎玻璃的潛力，去“擾亂”社會的秩序。在他眼里，這個社會是混亂的，怪異的，無可救藥的。

　　小說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經歷和見聞寫的。他也借小說表達自己對一戰時期德國的黑暗的不滿。

鐵皮鼓讀后感 篇4

　　這本書寫什么?寫一個傻子。《塵埃落定》也寫傻子，那是個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亞寫了若干傻子，統統是傻子加智者;《喧嘩與騷動》也有個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沒個性，讀者很難“角色代入”;《狂人日記》的傻子，則完全是作者的傳聲筒。《鐵皮鼓》的傻子怎么樣呢?那是個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幾乎和《塵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鐘愛。奧斯卡，侏儒，鐵皮鼓手，是個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長于大戰期間，同期涌現的文學大師非常多。奇怪的是，《鐵皮鼓》沒有歷史的“現場感”。最近也在讀埃利亞斯·卡內蒂的三卷本自傳，有所比較。這位用德語寫作的歐洲作家，同樣生于20世紀初。大戰開始時，卡內蒂還是孩子，有個強大的保護者——母親。他回憶中的戰爭，沒有戰火，沒有死亡。卡內蒂只關注自我，精妙而不厭其煩地將自己層層剝開(這才是真正的“剝洋蔥”)。然而，這個緊緊圍繞“自我”的小世界，不斷吸附周圍事物，不斷擴大，使一切隨之旋轉。這種磁力和能力，給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敘述，賦予了宏大意義。有人說卡內蒂的自傳，虛構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戰爭爆發時，他那廂勾勒幾位身邊的平常人，我這廂立即聞到了銷煙。《鐵皮鼓》的奧斯卡也經歷戰爭，君特·格拉斯替他枚舉數據史料，描述死人、傷人、在戰爭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讓奧斯卡親歷波蘭郵局保衛戰。但作為讀者的我，仍沒有“現場感”。我——作為讀者，被禁錮在奧斯卡3歲的身體里了。這不是敘述方式的問題，《塵埃落定》也傻子視角，但有歷史現場感;《大師與瑪格麗特》也夸張荒誕，也有歷史現場感——甚至有著作者布爾加科夫的血與肉。

　　相比之下，俄國人寫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爾捷斯納克。讀《日瓦戈醫生》時，我不僅看見戰爭，還在親歷戰爭。而德國人君特·格拉斯——擅于運用匠心的、知識分子寫作的君特·格拉斯，卻是那么不動聲色。我看不到血，聽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奧斯卡的身外在發生什么，只有那個聲音——平靜、冷酷、乖戾的，是奧斯卡也是格拉斯的聲音，順著一條平緩的甬道上升。這種寫作風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納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風格。但在《鐵皮鼓》面前，“納粹事件”一點不重要。因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奧斯卡!

　　這部作品中，戰爭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題是人類靈魂的一次漫游。像典型的歐洲知識分子寫作那樣，這部層次豐富的作品，離不開希臘和希伯來兩大傳統，有神話原型如弒父，也有上帝與撒旦。事實上，撒旦是奧斯卡的一部分，奧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幫助我們理解撒旦。在此意義上，這部作品比絕大多數戰爭寫實小說來得偉大，它接近了戰爭的本質——惡。

　　作家需要發現、探索、理解惡。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惡。惡應該是文學的重要主題，但長久以來它不是。惡是有罪的，不該的。所以被忽略，摒棄。文學史出現薩德這號人物，完全是壓抑過久的大爆發。只有正視惡，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這是《鐵皮鼓》的偉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愛的知識分子作家。我對那幫“新寓言”的知識分子，沒有太大感覺。法國人，喜歡玩精妙。可惜無論法國人的精妙，還是日本人的曖昧，我都感覺不強烈。我需要的是當頭一棒，讓我震撼與暈眩。力量感，是我個人評價作家的重要標準。俄國作家、美國作家，總體而言力量感強。前者的力量來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現實。中國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強(想想莫言和余華的作品差別)。

　　回到“知識分子寫作”，幾年前，《玫瑰之名》讓我對這個詞倒盡胃口(依據上述，該作品力量感為零)。我一邊閱讀一邊疑惑：《玫瑰之名》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意義何在?不能帶給我任何感動、震撼和啟迪。如若一些捧臭腳的知道分子說的那樣，這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偵探小說”，我真想把書中的大段理論以及更為大段的注釋剪下來，疊起來，戳到他們面前，讓他們摸著心口說說，這么一堆聱牙詰屈的東西，是否真對“引人入勝”一詞沒有致命殺傷。如果知道分子們捧起另一只臭腳，說該書闡釋了某種關于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因此它比只知奪人眼球的偵探小說深刻許多。那我倒想問：為何不直接讀論文，豈不更深刻清晰、節約時間?最終，我意識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見的艾科制造——被寫出來的唯一意義，就在于展示作者風采：這位學者小說家擁有相當的知識，掌握相當的寫作技巧。至少，他比偵探小說作家深刻，比哲學論文作者會寫小說。這種窮兇極惡的知識炫耀，讓我想起北京話的一個詞：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狀。事實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為要人，就像炫耀知識的小說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備知識或者成為好小說。我曾被迷惑過，但越來越認識到：知識不是用來炫耀，而是用來幫助認清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