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有佳處愜人意——說《登飛來峰》與《題西林壁》

　清代紀昀說：“東坡、半山，旗鼓對壘，似應別有佳處，方愜人意。”（《批點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十三》）認為蘇軾與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見分馳，互相對峙，似乎冰炭不能相容，故希望這兩位奇人在別的事情上能有某種相通之處，才能使人們滿意。
　　其實，蘇軾與王安石雖然年齡相差15歲，確有很多事跡不獨相通，而且巧合。比如：兩人都21歲進士及第，享年都65歲。王安石號半山，蘇軾號東坡，字號用意的情趣隱合。蘇軾解職黃州、赴任汝州、途經金陵時，曾與王安石一起居留一月之久。據蘇軾在《與荊公書》中吐露，兩人曾相約在金陵買田卜鄰，相從林下。兩人平素多有詩歌唱和，并且見解吻合。據《西清詩話》：王安石在蔣山時，以近作《寄蔡氏女》示蘇軾，蘇軾看后說：“離騷句法，乃今見之。”王安石亦說：“非你見諛，我亦自負如此。”又據宋人筆記稱：王安石在鐘山，有人自京師來，王安石問：蘇軾近來有無詩作？來人說：近聞蘇軾游廬山，有《題西林壁》一絕，即誦之。王安石聽后，頷首稱善。兩人都以文章盛名躋身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相通巧合的事跡使人感到，半山與東坡似乎是一對傳奇人物。這里有二人的詩作為證：一是王安石的《登飛來峰》，一是蘇軾的《題西林壁》。
　　《登飛來峰》：“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登飛來峰》為王安石30歲時所作。皇祐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里時，途經杭州，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時年少氣盛，抱負不凡，正好借登飛來峰發抒胸臆，寄托壯懷，可看作萬言書的先聲，實行新法的前奏。《題西林壁》為蘇軾47歲時所作。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離任黃州、就職汝州時，途次江西游廬山，寫下此詩。這首詩是他總結廬山之游的絕唱。《東坡志林》第7條載：“仆廬山詩盡于此矣”，可見這首詩是蘇軾的精心力構，也是他勘透世情的杰作，悟徹人生的妙諦。兩詩寫作，一先一后，時間相隔34年，一寫登飛來峰，一寫游廬山，地點相去一二千里。然而對讀比較兩詩，總覺字里行間似有同出一轍的蛛絲馬跡。
　　《登飛來峰》層次井然，安排穩妥。起句寫飛來峰的地勢。峰在杭州西湖靈隱寺前，據《杭州圖經》：峰自天竺飛來，故名。而峰上更有千尋之塔，足見其高。此句極寫登臨之高險。承句寫目極之遼遠。承句用典，《玄中記》云：“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以此驗之，則“聞說雞鳴見日升”七字，不僅言其目極萬里，亦且言其聲聞遐邇，頗具氣勢。雖是鋪墊之筆，亦不可等閑視之，實景語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本是“先日出，后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說“聞說雞鳴見日升”，則是“先雞鳴，后日升”。詩人用事，常有點化，此固不能以強求平仄，或用事失誤目之，恐意有另指。轉句直入情語，著“不畏”二字作峻語，氣勢奪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據吳小如教授考證，西漢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還有一首《讀史有感》的七律，頷聯云：“當時黯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欲成就大事業，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亂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敗于此。詩人良苦用心，于此詩已見端倪。結句用“身在最高層”拔高詩境，有高瞻遠矚的氣概。轉、結二句，絕妙情語，亦千古名句；作者點睛之筆，正在結語。若就情境說，語序應是“因為身在最高層，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卻倒過來，先說果，后說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說明詩眼的轉換。這雖是作詩的常法，亦見出作者構思的精深。從全詩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飛來的高峰才觸發得出；但無“聞說雞鳴見日升”作鋪墊，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飛來峰上千尋塔”，才能用見日出聞天雞的故實；也只有在天外飛來的高峰見日出聞天雞，才能導出不畏末俗亂真、站得高看得遠的膽識氣概。思緒條貫，勾連緊密；天衣無縫，一氣呵成；前后關照，渾然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