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蟈蟈》教參－法布爾與《昆蟲記》（鄒華）
法布爾與《昆蟲記》（鄒華）
花城出版社出版譯自法文本的《昆蟲記》十卷全譯本，為這出“昆蟲總動員”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至此，距周作人、魯迅最初的介紹已近80年了。
在法布爾那個時代，研究動物是蹲在實驗室里做解剖與分類的工作，昆蟲學家的研究是把昆蟲釘在木盒里，浸在燒酒里，睜大眼睛觀察昆蟲的觸角、上顎、翅膀、足，對這些器官在昆蟲的勞動過程中起什么作用卻很少思考；他們給昆蟲工人命名，卻不知道這個工人生產的是什么。昆蟲生命的重要特征——本能與習性等等，登不了昆蟲學的大雅之堂。法布爾挑戰傳統，將自己變成蟲人，深入昆蟲的生活，用田野實驗的方法研究昆蟲的本能與習性。他的這種研究方法遭到了正統勢力的責難，他辯駁道：“你們是把昆蟲開膛破肚，而我是在它們活蹦亂跳的情況下進行研究；你們把昆蟲變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憐的東西，而我則使得人們喜歡它們；你們在酷刑室和碎尸場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藍的天空下，在鳴蟬的歌聲中觀察；你們用試劑測試蜂房和原生質，而我卻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現；你們探究死亡，而我卻探究生命。”（《昆蟲記》卷二）</PGN0164B.TXT/PGN>
在冷酷無情的大自然環境中，昆蟲們堅忍不拔地為個體與種族的生存而斗爭。法布爾也一如他所摯愛的昆蟲一樣，百折不撓地堅持自己的研究方法。當法布爾從他的“荒石園”中捧出濃縮他一生研究昆蟲的成果——《昆蟲記》，用大量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將紛繁復雜的昆蟲世界真實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時，世界震驚了。
《昆蟲記》是一部嚴謹的科學著作，但面孔卻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沒有干巴巴的學究氣，沒有學術著作的晦澀枯燥與一本正經，“沒有充滿言之無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準確地描述觀察到的事實，一點兒不多，一點兒不少。”（《昆蟲記》卷二）
這也遭到正統派的指責，說他的文字不莊嚴。法布爾說：“如果說我是為了那些企圖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這個問題的學者、哲學家們而寫，我也為，我尤其是為年輕人而寫，我希望他們熱愛這門被你們弄得令人憎惡的博物史；這就是為什么我在極力保持翔實的同時，不采用你們那種科學性的文字，因為這種文字似乎是從休倫人（17世紀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編者注）的語言中借來的。”（《昆蟲記》卷二）更何況那是一個“風格即人”的時代。當布封喊響“風格即人”以后，整個18、19世紀，博物學家大都熱衷于將研究成果寫成文學性著作。法布爾也不例外，也刻意在文章風格上下功夫，但《昆蟲記》沒有一般文學作品花里胡哨的俗態。法布爾的風格就如他的人格一樣：樸素而真實。
請看法布爾描寫寬厚的蟬在七月的一個下午鉆了一口水井，卻被侵略者搶占的情景：
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東張西望地轉悠著。它們發現了這口井，井邊滲出來的汁液把它暴露了。這群家伙一擁而上，開始還有一點兒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滲出來的汁液。我看到匆忙趕到甜蜜的井口邊的，有胡蜂、蒼蠅、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龜，最多的是螞蟻。
那些個子小的為了走近清泉，便鉆到蟬的肚子下，蟬寬厚地抬起爪子，讓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過；那些大一點兒的昆蟲，不耐煩地跺著腳，迅速地吸了一口就退開，到旁邊的樹枝上去兜一圈，然后更加大膽地回來。它們越發貪婪了，剛才還有所收斂，現在已變成了一群亂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開源引水的鑿井人從泉水邊趕走。
在這群強盜中，最不罷休的是螞蟻。我曾看見過它們一點一點兒地亂咬蟬的爪尖，逮著正被它們拉扯的蟬的翅尖兒，爬到蟬背上，撓著蟬的觸角。一只大膽的螞蟻就在我的眼皮下，竟然抓住蟬的吸管，拼命想把它拔出來。
這個巨人給這些小矮子煩得沒了耐心，最終放棄了水井。它朝這群攔路搶劫的家伙撒了一泡尿逃走了。（《昆蟲記》卷五）
法布爾寫《昆蟲記》并不局限于僅僅真實地記錄下昆蟲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觀照蟲性，昆蟲的本能、習性、勞動、婚戀、繁衍和死亡無不滲透著人文關懷，并以蟲性反觀社會人生，睿智的哲思躍然紙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滿了對生命的關愛之情，充滿了對自然萬物的贊美之情。正是這種對于生命的尊重與熱愛的敬畏之情，給這部普普通通的科學著作注入了靈魂，使這部描寫微小的昆蟲的書成為人類獲得知識、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鴻篇巨制。
貧窮和偏見困擾了法布爾的一生，他完全可以利用化學和數學天賦走一條駕輕就熟的捷徑，贏得掌聲和榮譽，過上夢想中的好日子。他之所以執著而艱難地堅持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是因為他有著某種精神；那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就沒有《昆蟲記》，人類的精神之樹上將少掉一顆智慧之果。
法布爾說：“我是圣多馬（耶穌十二門徒之一，親手觸摸耶穌傷口始信其復活。——編者注）難于對付的弟子，在對某個事物說‘是’以前，我要觀察、觸摸，而且不是一次，是兩三次，甚至沒完沒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鐵證下歸順聽從為止。”（《昆蟲記》卷七）求真，使他把昆蟲研究的實證精神發展到極其嚴謹的地步，必須通過反復的觀察和實驗來探究昆蟲世界的真相；求真，使他如孩童般天真，敢于根據自己的觀察和實驗質疑權威理論。法布爾在研究樹莓樁中的壁蜂時發現，他觀察到的事實與優勝劣汰的理論相悖，于是，他戳了進化論一針：
如果優勝劣汰這個據說是支配和改造著世界的著名規律言之有據，如果最有天賦的真的把最沒有天賦的從世界這個舞臺上排除掉，如果未來是屬于最強者、最有技巧者；那么壁蜂家庭自從它們在樹莓樁里挖洞以來，它們本應該就讓那些固執地要從通常的出口出去的弱小者死掉，而全都由善于從側面鑿洞的強有力者來代替的。……可是，強者的子孫并沒有使弱者的子孫消失，相反它們仍然是少數。優勝劣汰規律的巨大意義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但是每當我想把這個規律應用于觀察到的事實，它卻使我空忙一場而得不到任何證據來解釋實際的情況。這個規律在理論上是宏偉的，可在事實面前卻是裝著空氣的球。（《昆蟲記》卷二）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19世紀自然科學三大發現”之一，19世紀正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大行其道的世紀，法布爾發出這不合時宜的聲音，正是求真的精神給了他勇氣。
洋洋灑灑二百萬字的《昆蟲記》，不僅詳盡地記錄著法布爾的研究成果，更記載著法布爾癡迷昆蟲研究的動因、生平抱負、知識背景、生活狀況等等，尤其是《阿爾瑪實驗室》《返祖現象》《我的學校》《水塘》《數學憶事：牛頓二項式》《數學憶事：我的小桌》《童年的回憶》《難忘的一課》《工業化學》這幾章。如果換一種眼光看，不妨把《昆蟲記》當作法布爾的自傳，一部非常奇特的自傳，昆蟲只不過是他研究經歷的證據，傳記的旁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