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馬

  
一、教學目標 
（一）鑒賞深沉的感情，豐富的象征意蘊。
（二）體會這首詩講究格律的特點。
二、難點、重點分析
（一）這首詩并沒有存心用去象征農民的命運，但為什么幾乎所有的讀者和選本的注釋家，都說寫的是受苦受難的舊社會的農民？
分析：文學鑒賞是一種審美享受，同時又是一種藝術再創造。作品的意義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一是讀者的賦予。所以要承認文學鑒賞中的差異性，也要承認欣賞者的理解可能超過或有別于作者的原意。有人說：“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魯迅曾說過：“《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見《集外集拾遺補編》）臧克家曾說過：從表面上看，寫的是一匹負重受壓、苦痛無比、在鞭子的抽打之下，不得不向前掙扎的。但幾乎所有的讀者和選本的注釋家，都說寫的是受苦受難的舊社會的農民。原因是的形象塑造，舍其形而傳其神。詩人沒有詳細描寫衰弱病殘的外形，而是著重于寫它的命運，感受和心境，增強了悲劇的感染力。詩人越是突出的忍辱負重、善良忠厚，就越能激發讀者對被壓迫而不覺悟農民的同情，激起對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憤怒和詛咒。因此，形象的塑造充分體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特點。
（一）怎樣理解全詩“樸素凝煉”的語言風格？
分析：歌詠的是一匹軛下的生活，卻象征地概括了多少年來農民背上的苦難的重荷。全詩樸素凝煉，用詞精彩傳神。“扣”、“飄”字，準確、生動、逼真，有力地表現了受壓迫的深重，平中見奇；“橫豎”、“咽”字，樸素、凝煉形象地道出了的堅忍。
不用柔曼的音調來訴說個人的哀樂，也很少用熱烈的呼聲來抒發對于舊世界的憤懣，而是用經過錘煉的詩句，抒寫舊中國農民的苦難與不幸，勤勞與堅忍，讓讀者從咀嚼和回味中體會詩人深沉的感情。臧克家正是以此獨特的風格，為三十年代的詩壇吹來一陣清新的風，引起讀者的注意和重視。
三、教學過程 設計
（一）吟誦作品。
1.讓學生在吟誦中體會這首詩的“建筑美”和“音樂美”。
學生按照詩歌的節奏、韻腳，反復吟誦作品。師生明確：
在形式上講究“節的勻稱和句的整齊”。全詩共兩節，每節四句，每句基本上是八個字，隔句押韻，讀起來瑯瑯上口，具有一種“建筑美”和“音樂美”。
2.讓學生在吟誦中把握詩作的形象。
師生明確：是貧苦農民的真實寫照。中國農民的苦難與不幸、勤勞與艱辛，剝削階級的貪婪與殘忍，作者的同情與憤懣，都通過這雕塑一般的形象酣暢淋漓地表現出來。
（二）整體感知。
1.筆者及寫作背景。
臧克家，出生于山東諸城縣的農村，從小熟悉農村，熱愛農民，所以他的詩篇多為歌唱農村之作。1933年《烙印》出版，翌年又出版《罪惡的黑手》。這正是“現代派”頹廢詩風遭到讀者厭棄的時候，臧克家的描寫農民形象和鄉村景色的詩篇為詩壇吹來一陣清新的風，因此立刻引起文學界的注意和重視，并且為新詩反映農村生活開拓了嶄新的天地。
寫于1932年，是臧克家詩集《烙印》中流傳廣泛、膾炙人口的名篇之一。作者曾說：“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我對蔣介石政權全盤否定，而對于革命的前途，覺得十分渺茫。生活是苦痛的，心情是沉郁而悲憤的。”作者親眼看到了一匹命運悲慘令人同情的，不寫出來，心里就有一種壓力。通過賞析這首詩，我們能夠更具體地感受到臧克家30年代新詩創作的成就和特色。
2.感受內容大意。
簡短八句，塑造了一個不堪重負的的悲慘形象。
第1節，寫裝車。
前兩句的“總得”與“橫豎”相呼應，側面表現出主人貪婪、殘忍，讓超負荷運載，同時也寫出倔強、堅忍的性格，把一腔悲憤深埋在心里。后兩句實寫裝車，一個“扣”字，一個“重”字，把負重受壓的慘狀刻畫得極為生動、深刻，主人的冷酷，的痛苦，都包含在其中了。
第2節，寫揚鞭出發。前兩句是虛寫，刻畫的悲憤而又無望的心理。后兩句寫實，“一道鞭影”，活現出主人的兇狠、無情。在這樣嚴酷的壓迫下，在“前面”等待的又是什么呢？詩人給讀者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三）課后練習
1.完成練習二、三。
2.課外閱讀臧克家的部分詩作，把握其風格特點。
〖小資料〗
  
自己的
  
我的每一首詩，都是經驗的結晶，都是在不吐不痛快的情況下寫出來的，都是叫苦痛迎著，嚴冬深宵不成眠，一個人咬著牙齦在冷落的院子里，在吼叫的寒風下，一句句，一字字的磨出來的，壓榨出來的。
  
——臧克家《我的詩生活》

逃離土地
——現代詩歌中的農民敘事，從到《無量寺村》

上篇 那個時代的和的那個時代
2004年，曾經被譽為“農民詩人”的臧克家老人已經走過了99年的生命歷程，這其中包含至少有半個世紀之久的詩齡。1933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烙印》。這是他的處女集，也是他最具影響力的高峰作品。主流評論一致認為其表現了中國農村的破落，農民的苦難、堅忍與民族的憂患。《烙印》很快被搶購一空，許多名重一時的評論家心甘情愿為它鼓吹。 茅盾稱臧克家為當時青年詩人“最優秀中間的一個”。朱自清斷言：“從臧克家開始，我們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農村為題材的詩。”聞一多親自給這個初出茅廬就走了紅的苦吟詩人作序表彰，他說：“克家的詩，沒有一首不具有極頂真的生活的意義。沒有克家的經驗，便不知道生活的嚴重。”（據《人物周報》、《聞一多選集-烙印序》） 臧克家則自稱是“一條嚼著苦汁不松口的巴豆蟲”。他的詩因此顯得苦而硬，在充滿小資情調和革命狂熱的后五四詩壇上蕩起了一股樸實硬朗的新風。
總得叫大車裝個夠，
它橫豎不說一句話，
背上的壓力往肉里扣，
它把頭沉重的垂下！
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淚只往心里咽，
眼里飄來一道鞭影，
它抬起頭望望前面。

這首詩發表于1932年，距胡適出版中國新詩史上第一部白話詩《嘗試集》已經過去了10年。當時嘗試寫新詩的人多數為“海歸派”和左翼文學青年，解放自我和解放大眾兩股潮流在新詩運動中走向兩極，前者形成以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為代表的“新月派”，后者形成急于為革命斗爭提供“最高、最強、最急的音節”的“創造社”、“太陽社”（郭沫若等）和紅色鼓動詩（殷夫等）。顯然，兩種極端都不可能真正深入民間，深入被損害者的內心，創造出具有美學和認識雙重價值的農民虛擬體、比附物和非線形的整體象征。恰恰在這個青黃不接的季節，出現了。帶著苦澀，帶著泥土的凝重，帶著不可名狀的痛楚和悲哀，帶著幾千年的宿命的陰影，一種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的詩歌形象闖入中國的知識界和新詩的讀者群。他是誰？不就是我們老家的鄰居，我們身邊的喪失土地的難民、盲流以及腳手架上的農民工嗎？不就是我們崩潰的鄉村和破敗的田園嗎？“多少朝代在他的身邊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壓在他身上，/而他永遠無言地跟在犁后旋轉，/翻起同樣的泥土溶解過他祖先的，/是同樣的受難的形象凝固在路旁。”（穆旦《贊美》）和左翼文學、革命文學不同的是，這匹被壓迫被損害的“馬”不僅不象五卅運動中的工人、井岡山的赤衛隊員那樣“心紅膽壯志如鋼，砸爛萬惡的舊世界”，他甚至連起碼的覺醒也沒有，當壓迫者猛往他身上加載以至深深地勒進皮肉時，他的反應只是麻木地把頭“垂下”，把血肉之軀讓渡給了他人；當他欲哭無淚、統治者卻又嫌他拖了國民經濟后腿而猛抽一鞭時，他只是無奈地“望望前面”，他要透支生命為民族復興做貢獻了，這會兒他甚至連靈魂也抵押給了領袖或者領導。當然沒有“做貢獻”的覺悟，他只是認命而已。他不能尥蹶子，不能踢他的主人，不能掙脫他的韁繩去撒野，那樣他就會沒戶口，沒飯吃，成為流民、刁民甚至暴民和土匪，就會受到治理整頓和圍剿、消滅。總之，即使這是一匹悲憤之馬，但也決不是可以昂首嘶鳴之馬，前程遠大之馬，這是一匹隱忍之馬，忍辱負重之馬，他為威權所深深地震懾，并迷信秩序，莫名其妙地承擔著不可知的命運，從氣質上多少有點與俄羅斯民歌里那匹“可憐的”相似。在20世紀革命動員理論和語碼中，他屬于“落后群眾”那種，需要后來出現的李玉和（《紅燈記》）、郭建光（《沙家浜》）、楊子榮（《智取威虎山》）等紅色精英和先進代表去喚醒、去發動、去點燃，然后才能變成埋葬舊世界的熊熊大火，變成舊制度的掘墓人。“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穆旦《贊美》）
難道我們的“泥土詩人”是像先知魯迅那樣對“落后群眾”和“蒙昧國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嗎？不。針對自己的局限性，臧克家在革命成功以后進行了深刻檢討。他說：“對于暴風雨前夕鄉村動亂的了解，對于農民問題的看法，我沒有能夠突破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范疇。雖然表現了鄉村的破產，但沒有明確它未來的命運；描寫了農民生活的悲慘和他們的掙扎，并通過這些描寫進行了對封建黑暗社會的控訴，可是，沒有寫出他們正面的斗爭和最后的出路。”（〈在文藝學習的道路上〉）
顯而易見，詩人的檢討在變著法向當時主流所要求的高度上靠，同時小心翼翼煞費苦心地為自己進行最后的辯護。其實，他所說的“正面的斗爭和最后的出路”早就有人用詩一般的抒情邏輯進行了預言。1927年初，當時尚以共產黨身份在國民黨中央做官的青年毛澤東跑到湖南老家做了32天的徒步考察。結果，在那篇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位后來終于顛覆了三座大山和國民政府的詩人熱情洋溢氣勢磅礴地宣告說：“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如果中國大地上真的出現這樣的群體，你還會以為這是臧克家筆下那匹“橫豎不說一句話”的嗎？不，這是令人膽戰心驚的戰馬，這是在革命動員中被激活了的“核聚變”。正是他們，從井岡山開始，一步步改變了中國的現代化路徑。而作為從山東諸城一地主家庭中走出來并經歷過北伐戰爭的人道主義的少爺，1932年的臧克家縈繞不去的不是井岡山的紅旗和農民軍的梭鏢，而是他家的長工“老哥哥”和“六機匠”的身影。“老哥哥真是老哥哥，他來到我家時曾祖父還不過十幾歲呢。祖父是在他背上長大，父親是在他背上長大的，我呢，還是。他是曾祖父的老哥哥，他是祖父和父親的老哥哥，他是我的老哥哥。
“聽老人們講。他到我家來那不過才二十歲呢。身子銅幫鐵底的，一個人可以單拱八百斤重的小車，可是在我記事的時候他已是六十多歲的暮氣人了。那時他的活是趕集，喂牲口，農忙了擔著飯往坡里送。曬場的時節有時拿一張木叉翻一翻。揚場，他也拾起張锨來揚它幾下，別人一面揚一面稱贊他說：“好手藝，揚出個花來，果真老將出馬一個趕倆。
“老哥哥一天一天的沒用了。日夜蜷縮在他那一角炕頭上，像吐盡了絲的蠶一樣，疲憊抓住了他的心。背屈得像張弓。小辮越顯得細了。他的身子簡直成了個季候表，一到秋風起來便咯咯的咳嗽起來。” 這里的“老哥哥”有些類似托爾斯泰家族莊園里舊式俄國農民。早年臧克家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曾經深切而且細膩地關注并表達了這些“橫豎不說一句話”、“有淚只往肚里咽”的身邊的弱勢群體。這使他一起步就獲得了后來再也無法超越的文學成就。
事實證明，20——30年代中國，農民除了“有淚只往肚里咽”或“黑手高懸霸主鞭”的歷史選擇以外，還有一些不識時務的知識分子、志士仁人嘗試著為他們謀求第三條道路。
1926年，近代教育家晏陽初（1893—1990）本著“解除苦力之苦、開發苦力之力”的精神，率領一批留美歸來的博士、碩士，或國內大學的校長、教授及其家屬來到河北定縣農村安家落戶，進行鄉村建設實驗，被輿論譽之為“博士下鄉”。 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他們把定縣作為“社會實驗室”，開辦平民學校，推廣合作組織，創建實驗農場，傳授農業科技，改良動植物品種，倡辦手工業和其他副業， 建立醫療衛生保健制度，還開展了農民戲劇、詩歌民謠演唱等文藝活動，深受農民的歡迎。1927年，在貧窮落后、盜匪橫行的重慶，近代著名實業家盧作孚（1893—1952）開始著手他的以北碚為中心的鄉村建設實驗。其宗旨十分明確：鄉村現代化。其“目的不只是鄉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進這鄉村的教育事業；也不只是在救濟方面，如何去救濟這鄉村里的窮困或災變”，而是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以供中國“小至鄉村，大至國家的經營參考”（《盧作孚文集》196頁，西南師大出版社，1989年版）。結果，北碚在短短的20年間，就從一個窮鄉僻壤變成了一個“具有現代化雛型”的城市。
讓我們再回到北方。1931年，在韓復蕖的支持下，現代新儒學領袖梁漱溟（1893—1988）將他創辦的河南村治學院遷到膠東半島的鄒平縣，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實施政教合一的鄉治體制，興學促農，禁煙禁賭，組織自衛，維護治安，謀求“鄉村文明”和“鄉村都市化”，以期改造中國。梁漱溟所主持的山東鄉村建設實驗進展迅猛，影響深遠，一度成為全國鄉村建設的中心之一。這一時期，全國出現了數百個鄉村建設團體、機構和基地。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并稱20世紀上半期中國現代鄉村建設運動“三杰”，為這一最終夭折的農村改良運動留下了珍貴的樣本和豐富的理論成果。
然而，這卻是終于被隆隆炮火所掩埋的歷史，這是試圖改變們命運然而卻終于被覆蓋的另類史。
于是，在主流詩歌語碼中幾乎沒有留下改良的痕跡（有人辯護說好的詩歌沒有哪一首不是極端主義甚至暴力傾向的——本文作者注），轉換成了“楊白勞”，“楊白勞”的后代“喜兒”、“大春”們衍變成“王貴與李香香”。“三邊沒有樹石頭少，莊戶人的日子過不了。天上無云地下旱，過不了日子另打算。”“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燒，紅旗一展窮人都紅了。紫紅犍牛自帶耬，鬧革命的心思人人有。半晌還是莊稼漢，黑夜里背槍打營盤。”（李季《王貴與李香香》）他們被擰出大規模的暴力以反抗秩序并走向不可知的未來，徹底顛覆了“第三條道路”的任何可能性。
下篇 無量寺村：“一個的村莊不解之謎”
按照李季為“王貴與李香香”安排的邏輯，“不是鬧革命咱窮人翻不了身，不是鬧革命咱倆也結不了婚。”“咱們鬧革命，革命也是為了咱！”事實上革命也確實伴隨著“打開寨子分糧食，土地牛羊分個光”的狂歡過程，這是小農和雇農們看得見的利益再分配。但狂歡過后要按部就班“治國”了，要論功行賞和安撫革命功臣了，要保障城市利益集團先過上好日子了，于是法統和城鄉分治制度（或名“城鄉分割）以至高無上的國家名義出場：統購統銷強制實施了，合作化開始了，土地歸公了，《戶口登記條例》出臺了。汪洋大海般的中國農民就地轉換身份，成為光榮的半軍事化的人民公社社員。“公社好比常春藤，社員都是向陽的花。”他們的代價是不準自由交易農產品，不準進城打工（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幾乎沒有自由職業者），非國家批準不準改變身份，在戶籍管理部門他們統稱“農業人口”。“社員”固然光榮，“農業人口”卻實在是要命，離開那個該死的集體（最小的單位叫“生產隊”）你就沒飯吃，因你吃的不是商品糧，商品糧全讓非農人口吃了，你要吃飯，就必須回到那個光榮的集體中去。這注定了你只能在那塊不屬于你的土地上翻坷拉，流血汗，吃毛糧，而且常常是食不果腹，饑寒交迫。在國家和集體主義至上的意識形態體系中，個人永遠都是卑微渺小的。任何體制外交易都要受到嚴厲譴責和制裁：“你糧食吃在肚皮外，又換酒肉又倒賣/想囤下糧食當糧商，撐死你一家餓死一方/手拍胸膛想一想，難道良心喂了狼”（張長弓：《手拍胸膛想一想》1957年）從農民喪失土地所有權的那一天開始，傳統意義上的可以對農產品和土地進行自由交易的農民消失了。這一時期（1953——1985年），非農人口所組成的“國家”從農業人口組成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無償拿走了6000億——8000億元人民幣。而在駭人聽聞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農業人口”死亡近2000萬，幾近“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魏晉亂世；但職業半職業夜鶯們獻給這個時代的頌辭何止千千萬萬：“穿過公社進莊園，站在昨天望今天，望草草更青啊，望天天更藍，一片綠浪，幾縷炊煙，姑娘們唱歌下水田-----”（《朗誦詩選》作家出版社1965年）
無庸置疑，發軔于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為詩歌招魂和補鈣。著名知青作家葉延濱的組詩《干媽》，在對“文革”中收留了一個“走資派狗崽子”的“農業人口”感恩并懺悔的同時，捎帶著揭示了為絕大多數“非農人口”所不知情的鄉村的破敗、凄涼和赤貧：“窮山村最富裕的東西是長長的夜，窮鄉親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像這里任何一個老大娘，她沒有自己的名字”（葉延濱《干媽——陜北記事之一》1982年）好象是做了一場惡夢，又象是從魔頭的蠱惑中驀然醒悟，中國人突然發現自己不僅遠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民，而且早就窮困潦倒乃至黑暗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而老一代革命夜鶯們代民立言的“咱鬧革命，革命也是為了咱”眼瞅著成了一張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逃亡開始了，農業人口對土地的厭棄來自于喪失了對土地的擁有，喪失了與土地的親情和血肉聯系；而農業人口對土地的逃亡源于那個鐵桶般的準軍事化組織人民公社已經垮掉，森嚴的體制和“專政”的鐵拳正在迫不得已地松動，而蜂擁而至的外資企業和大規模的國家投資又需要大量而且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這給農業人口進城務工造成了巨大的市場空間。他們后來被稱為令“非農人口”同情、憐憫乃至不得不啟動法律救助的極端弱勢群體——“農民工”，他們的數量是一億五千萬。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1年，我們讀到了看上去有幾分晦澀的《無量寺村》（楊曉民，《人民文學》2001年4期），與70年前青年臧克家發表的一樣，全詩只有8句：
我在固始縣無量寺村有一畝水田
那些無立足之地得人們未必記掛它
十七歲之前我是一個農民
這土地的身份，釘在我的腳板上
在我離開無量寺村多年之后
那些無立足之地的人至今不肯俯下身子
在通往都市的長途汽車上
他們穿過我年年歉收的水田，冷漠、迷茫而堅定
顯然，和那首韻腳排列整齊、一詠三嘆的比起來，《無量寺村》只是一曲宣敘調，有幾分漠然、哽咽，更多的是謎團一樣的壓抑，如果把百年中國的農民命運及其敘事看作一出首尾呼應的歌劇的話，讀者需要還原到劇情甚至幕后去才能產生美學教材期許的所謂“共鳴”。固始縣位居豫、鄂、皖三省交界的大別山區，在河南堪稱山青水秀。因為產生過許多紅軍將領，算是“赤縣”；又因為GDP一直徘徊不進，算是一貧困縣。詩人恰恰就出生在這個曾經“激情燃燒”然而“萬家墨面沒蒿萊”的鄉村，在后來關于“無量寺村”的詩歌中，詩人這樣記憶他唯一的故鄉，他的出生地：這是無量寺。這些涂抹驢糞的墻，牲畜的身份/這些隨風而落的葉子/冒著寒氣的豆油燈/還有麥子的骨灰，我的一首小詩，隨著一塊石頭入土了/這就是無量寺。土生土長，扁長的豌豆莢/外出民工的空房子結出了老繭/一張地圖包著知了的叫聲，包著固始三黃雞的叫聲/包著固始西南方言的小調。我的無量寺，妖媚的小水塘里 /半張臉/趴在門縫上，向北，向北/這就是無量寺，稻草染白了，鳥兒絕跡了，一畝地的收成/這從根子里挖出的黃金，仿佛一口井上抽出的新芽/一扇窗子打開又緩慢地關上/這些都刻進我駁雜的記憶：久遠的渴念，以及/ 路上一頭奶牛的信仰：半白半黑/這就是無量寺，一張丑陋而幸福的/嘴臉，一個村莊的不解之謎（楊曉民《半張臉》2003年）
這是充滿夢魘、詛咒、恐懼和逃離的詩篇，比寫實更細節，比抒情更荒誕，是《無量寺村》的注腳，也是續集。墻壁抹上驢糞應該是為了保暖，而紛紛外出的民工和荒涼的“空房子”使我們共和國的“無量寺村”更像是鬼故事中的遺跡、廢墟和墓園。然而難道它不正是我們所有人的家鄉，被革命和全球化雙重拋棄的故土，銹跡斑斑的良心嗎？
讓我們繼續啃食那個既像偈語又像謎底的澀果去吧。我們注意到，“水田”、“身份”、“那些無立足之地的人”是它的關鍵詞。為什么一畝水田會像黑色鋒利的釘子一樣死死釘在詩人的腳板上呢？它怎樣傷害了一個十七歲少年的稚嫩單純和敏感，以至使他終生耿耿于懷念念不忘呢？是的，不知從哪一天起，這塊貧瘠、年年歉收的水田以至成千上萬這樣的水田、旱田和耕地脫離了其原本厚重溫暖的含義，異化成一種身份和人格，一塊烙印，一種災難，一種先天的劫持。從喪失了對土地財產的所有權開始，農民及其后代們也同時喪失了交易權、遷徙權、自治權、退出權以及所有相關權利。誰牽連上這塊倒霉的“水田”而且未能爬上岸來，誰就注定要一輩子在一塊不屬于自己的土地上“修理地球”，這就是“我有-----一畝水田”的內幕。在剛剛讀到的《半張臉》中，詩人辛酸不已地將它比喻為“牲畜的身份”。
接下來從第二條敘事線索進入，我們就明白了“無量寺村”人為什么又是“無立足之地的人”，因為即便那個集中營性質（這是一個強制進入的所謂“集體組織”）的人民公社被80年代第一次解放的浪潮席卷而去，土地仍然沒有真正回到農民手中。為了維持那個千瘡百孔的意識形態神話和保證“圈地運動”無限推進，十幾億“農業人口”仍然屬于“無地之人”。種田當然是他們天經地義的使命和義務，怎么種呢？世界頂尖級的智慧和制度設計告訴他們，他們需要從一個虛擬（因為那個實體的“集體組織”拜拜了）的“集體組織”那里按人頭承包，也就是租種，這樣他們通通成了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虛擬主體的終身佃農。為了表示深切關懷和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為了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泱泱大國糧食安全，他們被告知必須從那個看不見的主人那里承包上30年甚至50年。但無論多少年，他們都只是終身的耕種者，而非所有者。他們既無權購進以規模經營，也無權賣出以轉產創業。即便土地上顆粒無收入不敷出，以強制承包為表現形式的“人頭稅”仍然是他們直到老死才能免除的鐵定義務（噢，感謝上蒼：央視報道已經有個把發達省份發誓三年內免除農業稅）。
20世紀30年代，與臧克家齊名的艾青詩人這樣吟嘆道：為什么我的眼中含滿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但對于楊曉民筆下這害人的“水田”，傻瓜才去愛它呢！即便農業人口們怎樣愚鈍，也不會去愛一塊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的土地。一生下來就承包到他頭上的“一畝水田”隨著詩人考上大學改變身份而遺棄在大別山的無量寺村，也許土地的屬性過于曖昧，也許因為土地貧乏得“稻草染白了”，連“鳥也絕跡了”，總之那個神秘的“所有者”居然鬼使神差沒有收回曾經給予一個土地叛徒的“承包權”。“一畝水田”就這樣尷尬地掛在那里，更加怪誕的是那些農業人口們年年從這里通過，居然不正眼瞧它一眼。這就是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嗎？這就是千百年年來嗜土地如命根子的勤勞淳樸的農民嗎？不，他們不是想象和傳統的農民，他們只是“農業人口”而已。所以土地的大量拋荒和棄耕就是必然的。
我逃離自己的命運
像一個攜帶SARS病毒的果子貍，因一場災難而抽身
這野味的胎記，一個肚臍貼著膏藥的十七歲農民
竟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奔跑
奔跑
雨打在我的臉上，雨打在你的臉上
我的逃離達到了高潮，我對無量寺村怪異的回憶達到了高潮
（楊曉民《逃離》）
人與土地、人與物權、人與傳統就這樣觸目驚心地分離著，排斥著，厭惡著。無量寺村人從不屬于他的水田上逃出，逃到了更加陌生、排斥和不屬于他的都市，這些現代化的墊腳石和棄兒，這些善良、憨厚而無知的階級兄弟，他們的未來究竟屬于城市還是鄉村？他們的家園、他們的根究竟在哪里？大量司空見慣的事實和日常經驗告訴我們：由于信息嚴重不對稱和極端弱勢，這些拋棄土地的“無量寺村”人在他們向往的打工博命的城市甚至討不回少得可憐的血汗錢。但他們已沒有退路，他們別無選擇，所以他們是冷漠麻木的，迷茫痛苦的，同時也是堅定不移的，沒有人能夠阻擋一億五千萬人奔向城市的腳步。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他們是一群凄涼而鋪天蓋地的候鳥，同時又酷似神話中遭到天譴的罪囚。
從的詠嘆曲到“無量寺村”的宣敘調，兩代詩人眼中的現代化圖景何其相似，山重水復。在無量寺村，一位未能出走的殘疾人不堪貧窮和恥辱一頭攮進池塘里，那是比更加絕望的自戕和自斃。
他把自己還給了大地。那個屬于中年的，猥瑣的飄忽的鼻音
由一個半癱的男人發出，如今已成為絕響
一個至死也不肯讓他人分享的絕響
這個卑賤的肉體，不止敬畏泥土、神靈和夏日的麥芒
還敬畏金錢，他一生未獲過金錢給予的點滴的自由
他還沒有老，但一次血栓，讓他永遠跌倒在床上
4000元，只需4000元，他就可以找回肉體的尊嚴
而這個他從未想過的數字，將他永遠壓垮了
（楊曉民《一個人和無量寺村》）
我們當然寧愿堅信經典社會學的經典描述：呵呵，這可不是簡單的輪回啊，你瞧那些勤勞致富的文藝工作者不是每天都在唱著“咱老百姓真真高興”嗎？這社會可是呈螺旋型上升的呀！畢竟的后代們開始擺脫宿命了，他們開始在大地上流浪了。“土地在流失，家園在流失”，流失得何其好啊！
也許，在“王貴與李香香”們以暴力掠奪地主的那一刻，就決定了半個世紀以后“無量寺村”人必然地反抗和逃離土地。如果說，臧克家老人以形象重拳出擊了1932年的中國詩壇的話，那么今天，青年詩人楊曉民則堅持不懈地以他的“無量寺村”系列，頻頻點擊著革命發動者和城市利益集團們的良知，使之鮮血淋漓，疼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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