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么，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么，到親戚朋友那里借現錢去罷，怎么會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于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后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后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哪一面，但又屬于無論哪一面。強盜來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于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愿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么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后，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圣。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于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么“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里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后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圣天子驅除云爾。”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贊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于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哪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時代么？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于現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滿于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