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我評價（精選18篇）

魯迅自我評價 篇1

　　魯迅先生的視角：“我為什么要做教員?!……我本就怕這學校，因為一進門就覺得陰慘慘，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錯覺。后來看到楊蔭榆校長《致全體學生公啟》里的‘須知學校猶家庭，為尊長者斷無不愛家屬之理，為幼稚者也當體貼尊長之心’的話，就恍然了，原來我雖然在學校教書，也等于在楊家坐館，而這陰慘慘的氣味，便是從‘冷板凳’里出來的。可是我有一種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討苦吃的根苗，就是偶爾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問發生，這家族人員——校長和學生——的關系是怎樣的，母女，還是婆媳呢?

　　“然而又想，結果毫無。幸而這位校長宣言多，竟在她《關于暴烈學生之感言》里獲得正確的解答了。曰，‘與此曹子勃豀相向”，則其為婆婆無疑也。

　　“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

　　其時再看看學生們，就像一群童養媳……。

　　“我于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凌，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這都是很奇特、很可怕的聯想。他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陰慘慘”的感覺?他發現，中國的女子原來受壓制的，現在有了權力、地位之后，反而又壓制“毫無武力的同性”，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之后，婆婆又來壓制新的媳婦。這種婆媳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在現代教育里面，重新出現了。他發現了一個歷史的循環：中國的現代婦女終于不能擺脫“歷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備受蹂躪的“運命”!——正是這樣的發現如夢魘般壓在魯迅的心上，使他感到恐怖。

　　他更產生了這樣的幻覺——

　　“華夏大概并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疊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里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見死尸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污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為什么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

魯迅自我評價 篇2

　　記得在翻譯了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之后，魯迅對其中的意象不無感慨。他感嘆中國人的思維里，沒有“他人的自我”，原話是：

　　我的私見，卻很不然：中國自己誠然不善于戰爭，卻并沒有詛咒戰爭;自己誠然不愿出戰，卻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戰的他人;雖然想到自己，卻并沒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現在論及日本并吞朝鮮的事，每每有“朝鮮本我藩屬”這一類話，只要聽這口氣，也足夠教人害怕了。

　　很長時間，人們討論魯迅的思想時，不太去涉及這個話題，習而不察，視而不見。多年后韓國知識界討論民族主義與東亞的問題時，讀到魯迅的話頗為感動，因在反對殖民壓迫的同時，魯迅也在警惕大中華的理念。在“被現代”的過程里，東亞人如果沒有對外來壓迫的抵抗和對自我舊習的抵抗，都不會成為新人。這也就是他為什么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在反侵略的過程中還不忘記國民性審視的原因，也就是高遠東謂之擺脫文化對抗的“互為主體”的意思。

魯迅自我評價 篇3

　　在高遠東那里，一是不斷從當下的問題意識里尋找與“五四”啟蒙傳統的對話形式，一是從魯迅的小說與雜文文本里爬梳其精神的另一種可能性。前者不得不回答自由主義與后現代思潮的挑戰，他從未將魯迅傳統與胡適傳統簡單地對立起來，而是把他們視為文化生態的兩翼。“魯迅是藥，胡適是飯。”這個通俗的比喻又用來形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各自價值。這就和各類流行的思想隔離開來，有了自己獨立的聲音。后者則從知識界的分化里，發現新的知識群落的悖論。比如后現代論者急于顛覆啟蒙以來的理性邏輯，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恰恰是他們在出發點上要否定的存在。歷史正重復著“五四”前后的景觀。人們在呼喚建立什么的時候，又開始喪失著另一種資源。

　　而魯迅絕不是這樣。高遠東在一種當下的焦慮里，進入了對魯迅的深度讀解。他發現魯迅在面臨那個年代的話語氛圍時，一直持一種冷靜的批判姿態。即常常從流行的確切性的話語里發現他們的悖論。而他的一些思考其實就是要穿越這個悖論。高遠東從魯迅早期的文言論文《破惡聲論》里，發現了魯迅思想的重要資源。《魯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來是他思想成熟的標志。

　　《魯迅的可能性》解釋了“主體性”與“互為主體性”的邏輯過程。特別是“互為主體性”的提出，是繼“立人”、“中間物”意識之后，一個重要的發現。魯迅思想原點的這一個元素的發現，為真正還原棘手的價值難題創造了一種可能。魯迅不是在“是”與“不是”中討論主奴的關系，而是在強調“立人”的過程中，繞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簡單邏輯，把“主觀”、“自覺”發展為“反諸己的內省”。

魯迅自我評價 篇4

　　魯迅先生之死，應該說，這是世界的損失，不是單獨中國的損失，所以對于這位文化戰士，藝術巨人，懷著永久哀悼的，也不僅是中國人。

　　當魯迅先生死時，我正在東京，記得那是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我翻開《讀賣新聞》，一個魯迅先生的像，一個《親日文學家魯迅之死》的標題，映入我的眼中，使我突然起一個震悸。

　　哦!魯迅先生死了!這戰士，他舍我們而去了，他永恒的休息了。

　　同我鄰室的一位朝鮮文學家金時昌君，是我們帝大的同學，他在編輯一個進步的叫做《堤防》的文學雜志。在洗臉時，遇見我，他以哀戚的聲音，向我說：“魯迅様死了!”

　　“是的，魯迅様死了!”

　　我回答著。我們的眼都紅紅的。我繼續說：“魯迅様不僅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也是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

　　“是的，我們朝鮮人，有正義感的朝鮮人，對于這位巨人是不能忘記的。”

　　說著，我們相對流下淚來。

魯迅自我評價 篇5

　　，胡適曾公開稱贊魯迅的《水滸傳》研究“很細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關系已難挽回。1933年因反對帶有共產國際背景的“民權保障同盟”把法律問題統統弄成政治問題，以至于牛蘭夫婦這樣的共產國際間諜亦在同盟要求當局“無條件釋放”的名單之中，胡適再次被魯迅痛罵成顛倒黑白、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 ③同年，魯迅還曾嘲笑“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緣由是胡適在答記者問時說了一句“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在接受記者采訪之前，胡適剛剛在《獨立評論》上刊文《日本人應該醒醒了!》，告誡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于深入到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的。……日本的愛國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這個時候，真應該醒醒了。”④《獨立評論》魯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諷，似已脫離就事論事的原則，而摻雜著對胡適的個人成見在其中了。

魯迅自我評價 篇6

　　二十多年前我和高遠東在一個研究室工作。那時候人們喜歡清談，各類沙龍十分活躍，可是幾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個人躲著讀周易、魯迅、金庸之類的書。偶和同事見面，語驚四座，神秘的玄學一直罩著他。直到他在《魯迅研究動態》發表了那篇《〈祝福〉：儒道釋“吃人”的寓言》，人們才發現了他誘人的才華。我讀了那篇論文，很長時間不敢去碰魯迅，因為自知沒有相當的功夫，是不能從容地解析那個世界的。

　　對于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這其間偶能看到他在雜志上談論魯迅的文章，都閱之再三。我感覺，他的文字有著穿越時空的回旋感。從八十年代開始，他思考宏大問題從來都是從細節開始的。他看文學原著，都不愿意簡單地停留在價值判斷上，而是從文化的血脈里整理其復雜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現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真的讓我駐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思維慣性，在他那里被另一種思路代替了。我曾經想，討論魯迅也不妨多一點野性或文藝學科以外的東西，我們現在的研究大多被學科意識所罩住，同義反復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這個范圍。

魯迅自我評價 篇7

　　如果把魯迅在《采薇》、《出關》、《起死》中對儒道的批判與在《非攻》、《理水》中對墨家的承擔聯系起來，我們會發現他承擔著墨家的價值、傾心于墨家倫理，贊賞行“夏道”的清晰思路。在對儒道的接近和清理中，魯迅肯定孔子的“以柔進取”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否定老子的“以柔退卻”和“徒作大言”的空談，更反對夷齊專事“立德”的“內圣”路線和莊子的道教化，其思想視野或古或今，領域旁涉道德、政治、知識、宗教，焦點卻始終凝聚在道德與事功、信念與責任、思想與行動的連帶整合上，而這一切又與其貫穿一生的興趣——尋求“立人”乃至“立國”的方法直接相關。而所謂“中國脊梁”和“夏道”，就成為魯迅后期思想中重要的人性和社會形象。正是通過它的確立，魯迅才解決了儒家囿于道德與事功的難局而無法解決的道德合理性問題，解決了道家囿于思想和行動的難局而無法解決的知行合一問題，解決了早期思想就一直關注的信念與責任的連動、轉化問題，才為其追尋“立人”或“改造國民性”提供了一個正面的、更加切實的答案。

魯迅自我評價 篇8

　　對于魯迅受俄國作家影響的情況，后期也與前期有一定的差異。如果說前期評論的基調是魯迅從模仿果戈里的形成自己的風格，那么后期則強調魯迅始終受到俄國作家全方位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契訶夫的短篇諷刺小說，其次是果戈里的怪誕藝術手法，再次才是高爾基的人民性精神。另外，以《野草》為代表的抒情性較強的作品則明顯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響。

　　以上就是蘇聯對魯迅研究的基本情況。總的來看，斯大林時代的魯迅研究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系統的研究了魯迅作品中革命思想發展和藝術手法的進步，在世界范圍內堪稱獨樹一幟，也對于中國20世紀80年代前魯迅研究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后斯大林時代魯迅研究則強調從“純文學和純藝術”的角度研究魯迅，呈現出了背離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接軌的趨勢，獨特的地方主要是強調俄國作家對魯迅影響的方面。就筆者個人來看，認為斯大林時代的魯迅觀比較全面和客觀。

魯迅自我評價 篇9

　　魯迅和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在《北平箋譜》中選入陳師曾和齊白石的箋紙畫若干。魯迅獨撰《北平箋譜》一書的序言，羅列包括齊白石在內的諸位畫箋高手的大名。另外，在與鄭振鐸編書通信里幾次提到過齊白石，1933年2月5日的通信里說：“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箋譜，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沉了。”特別是在他與鄭振鐸共同擬寫的發行《北平箋譜》的廣告詞里，又說：“三十年來，詩箋之制作大盛，繪畫類出名手，刻印復頗精工。民國初年，北平所出者尤多雋品，抒寫性情，隨筆點染，每涉前人未嘗涉及之園地。雖小卡短箋，意態無窮。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這些，都算作他正視和審看齊白石的明證。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了。他評論與欣賞的視覺，始終不離從木刻藝術的主流和木刻發展的主題著眼，因為畫箋在版刻藝術一脈里獨具一格。周作人則不一樣，他除了民間藝術、古代藝術之外，似乎沒有魯迅特別地要搜求外國畫外國藝術品的興致。他卻正視國畫中的文人畫，由衷欽敬同時代的陳師曾和齊白石。他在《陳師曾的風俗畫》一文里這樣說：“陳師曾的畫世上已有定評，我們外行沒有什么意見可說，在時間上他的畫是上承吳昌碩，下接齊白石，卻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為是有書卷氣，這話雖舊，我倒是同意的，或者就算是外行人的代表意見吧。手邊適值有陳師曾的《北京風俗圖》影印本二冊，翻閱一過，深覺得這里有社會的意義，學問與藝術的價值，不是一般的畫師所能到的。”他還特地求齊白石治印，又精心保存齊白石的印章。周作人在和俞平伯的通信里表示，因為只有名家齊白石的兩三方印，名印過少而深覺遺憾。

魯迅自我評價 篇10

　　理解魯迅很難。我自己對那里的許多東西是懵懂的。比如他和傳統的關系究竟如何，也非一兩句話可以說清。因為魯迅在文本里對其表述是明暗變幻不已的。在我看來這里也存在一個精神的暗區。只有深入底部，才可望一二。魯迅對中國傳統思想和價值的批判，同樣吸引了高遠東。八十年代末他有機會看到魯迅的藏書，對其知識結構興趣濃濃。魯迅藏品中的各類野史與鄉邦文獻，似乎都在注解著其對儒道釋的態度。但那邏輯過程究竟怎樣，如何刺激生成了他的新思想，則需要花費大的力氣方可一探究竟。理解魯迅，不能不回答這個難點。像發現了“互為主體”的概念一樣，高遠東從分析《故事新編》入手，深切入微地探究儒家、墨家、道家與魯迅的聯系，找到一個令其會心的存在。文本分析不僅是審美的穿越，也是一種哲學的關照。把文本引進哲學語境來討論，是大難之事。但歷史故事背后那個精神隱喻對作者才是重要的。高遠東闡釋魯迅對儒家的態度時，用的是悖論的眼光。他發現魯迅用儒家的價值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指示出儒家倫理的神圣性的喪失，以及內在的不合理性。在現代意義上儒家思想何以顯得蹩腳，小說都有感性的暗示。道德判斷的先驗性與唯一性，是儒家思想要命的一面。魯迅借小說諷刺了這一虛幻性的存在，其實是想繞出幾千年來的誤區，設計著個人化的精神途徑。而在分析墨家文化時，作者對魯迅繼承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的闡釋也頗為精妙，是他的創造性的書寫。《鑄劍》的分析與《非攻》、《理水》的讀解，多驚奇之筆。從故事的人物與意象到哲學的盤詰，并無生硬的比附，而是曲徑通幽，水到渠成。將魯迅吸取傳統文化的特別的一面昭示出來，給人頗為可信的印象。墨子的價值大概在于對一種責任的承擔、不涉虛言、清教徒式的度苦以及獻身精神。《故事新編》里常常有著類似的意象：黑衣人的果敢決然、墨子的振世救弊、大禹的敬業之舉，在魯迅看來有著希望的閃光。從這些人物的材料運用與理解上，魯迅把一種舊文明中殊為可貴的遺緒打撈出來。

魯迅自我評價 篇11

　　魯迅對他自己的，以及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還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這里我要向大家介紹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篇是10月25日在上海勞動大學的演講《關于知識階級》(收《集外集拾遺補編》);一篇是12月21日在上海暨旦大學的演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收《集外集》)。在某種程度上，這兩篇文章是魯迅經歷了和現代評論派的論爭，經歷了“三.一八慘案”、“四・一二”大屠殺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他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理論思考的總結。

　　先看《關于知識階級》。他首先提出要警惕“打倒知識階級”的思潮：“知識就仿佛是罪惡”，“再利害一點，甚至于要殺知識階級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魯迅在《知識即罪惡》里就批判過這樣的反智主義的思潮。魯迅在這里正是提醒人們：對知識分子的自我反省與批判，絕對不能導致對知識和知識分子本身的否定：這是反思知識分子問題的一個必要前提。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是存在著反文化、反知識、反知識分子的土壤的。魯迅的警戒自有很大意義：近半個世紀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反智主義的大泛濫，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大摧殘，正是證明了魯迅思考的超前性。即使在今天，我們也總能從某些“高論”中，看到反智主義的幽靈。

魯迅自我評價 篇12

　　但到1956年，胡適卻又突然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然而，到1956年，胡適卻忽而覺得魯迅是自己的同路人。據學者周策縱回憶，1956年，“胡先生曾告訴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⑧周策縱的這段回憶，近年來已成為諸多魯迅研究者在評價魯迅時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學者據此認定，魯迅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林曼叔)。“自由主義”究竟是什么，本文不欲展開討論。但魯迅當年在《論“第三種人”》中嘲諷胡秋原時，是絲毫見不到“自由主義”氣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觀點，認為知識分子不應局限于階級和政黨，應站在自由獨立的立場上發聲;允許革命文學自由存在，也要允許小資產階級文學、浪漫主義文學自由存在。魯迅的意見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種人也罷，“一定超不出階級”，其作品“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⑨如此偏向“階級斗爭”的價值觀，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鴻溝，恐非胡適一句“魯迅是我們的人”就可以填平。

魯迅自我評價 篇13

　　“在不觸及毛澤東和魯迅這兩位思想家的前提下，我們是無法討論20世紀的中國的。”

　　在社會主義政權正式建立后，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對上述這句話表示了認同，從而表達他們對于使封建秩序土崩瓦解的革命思想的敬畏。但是最近，中國國內開始有了“消除魯迅”的趨勢與行動。主管發行大部分中小學生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今年9月份的新學期開始，刪除了初一語文課本中魯迅的散文《風箏》。

　　出版社和一部分教育界的相關人士這樣解釋道：“(魯迅的文章)內容難度太大，學生無法理解，從而使得他們對學習產生了厭惡”。用這樣的理由來解釋對于刪除這部被譽為魯迅散文中的精品的作品的原因，顯然是無法讓人釋然的。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之前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時被(從課本中)刪除時用的也是同樣的依據：在十年和六年前，上海市和北京市都以“對學生來說難度太大”為由分別從初中、高中教材中刪除了該作品。

　　事實正是如此：之后曾經先后有130篇魯迅的作品被用于教材中，但是到現在大約只剩下了15篇了。作為足以讓中國自負的思想家乃至革命家，并且同時作為全世界最優秀的作家的魯迅，為何會遭受如此這般的冷遇呢?這真的是為了給學生減負的措施嗎?

　　為了得到真正的答案，我們還得回歸到其作品內容當中。發表的《風箏》，講述了魯迅折磨不會放風箏的的弟弟的故事。通過回顧幼時對待弟弟的所作所為，他譴責了自己的良心。但是魯迅真正想表達的是，無法抵抗來自兄長不當的壓力的弟弟，和讓弟弟變成這樣的家長式的封建秩序，從而進一步揭穿了封建社會的暴力性。

　　被學生所熟知的《阿Q正傳》也是一樣的。早于《風箏》兩年前發表的這部小說，通過阿Q這位最底層的農民工揭示了當時社會的矛盾。通過阿Q受辱而不知反抗，甚至被小偷逼迫到被槍殺的命運，激烈地批判了中國民眾的愚昧。

　　90年后的現在，中國社會正在與腐敗和網絡謠言進行戰斗。(政府)本想著把腐敗怪責為不受監督的封建權力的產物，然后把管制謠言作為防止擴散不滿社會言論的一種措施。但是反觀而言，這說明了現在民眾還是存在著魯迅當時所揭發那種，無法抵抗的社會星的封建愚昧。

　　所以中國似乎擔心著，作為受到封建壓迫的代表的阿Q，是否會轉而成為對于體制的一種抵抗。魯迅紀念館副館長的一席話讓我印象深刻。“(這些)不能寫，不能說的話，對于學生而言，是否在其中存在著國家的未來呢。這就是魯迅的精神。”

魯迅自我評價 篇14

　　民國元年，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帶著魯迅以及其他人，專門前往了總統府，拜見袁世凱，這時的袁世凱是中華民國大總統，可謂是春風得意。

　　魯迅先生說：“這是我和袁世凱的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后一次，袁世凱和自己并不熟，但我對袁世凱的印象非常深，他和其他軍閥完全不同”。

　　那么他們作為同代的歷史人物，魯迅是如何評價袁世凱的呢?“只有袁世凱才知道，怎么樣對待知識分子，才能更加鞏固統治，其他統治者見識太過短淺，不值一提”。

　　仔細看看這段評價，不僅僅是肯定袁世凱，褒獎之意也是非常明顯。值得一提的是，魯迅晚年說出這句話后，很多人都表示非常吃驚。

　　實際是不止是魯迅對袁世凱有高度評價，魯迅老師章太炎也曾公開評價過，“袁世凱作為一個統治者，我戳著他的眼珠子罵他，他都熟視無睹，換了其他人恨不得弄死我”。

　　似乎歷史上和袁世凱同時期之人，對其評價都非常高。如果仔細去了解歷史，你會發現袁世凱是非常杰出的，他在民國時期的所作所為，任何人都無法比擬。

魯迅自我評價 篇15

　　我到帝大去，在參考室內，遇到幾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同學，有的人在翻閱魯迅先生的遺著《中國小說史略》的增田涉的譯本。他們看見一個中國人的我，仿佛想慰唁似地說：

　　“魯迅様死了，留著這些寶貴的遺作的魯迅様死了;這是可悲的事情呀!”

　　我到考古學教室去，史學教室去，遇到的熟人都是這樣表示著嘆惋的意思。而文哲學系中的護手江泰君、大中臣君、齊藤君，幾個平時特別歡喜研究魯迅先生的著作者，更加流露著悲戚，這些悲戚是發自內心的。

　　這之后，我很留心去搜集關于哀悼魯迅先生的文章。在《改造》、《中央公論》、《日本時論》等較大的雜志中，都登載著哀悼的文章;《中國文學月報》并且出過一個特輯。有些畫報中，印有先生的遺照和手跡的，我也買得來。如新居格、增田涉等，都出其平時藏先生的遺墨刊布出來。在國人中，有郭沫若先生的一篇哀悼文字，登在《帝大新聞》上。這一些統計來不下二十幾篇文字吧!搜集來的雜志畫報和剪貼的報紙，現都已經散失了。

魯迅自我評價 篇16

　　實秋(即梁實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點恩惠。《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 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錢我是想要的，因為沒有錢便無法維持生計。可是錢 怎樣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 黨去領盧布，這一套的本領，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許事實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經有可能領金鎊或盧布的資格了，但是我實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領去。關于這一點，真 希望有經驗的人能啟發我的愚蒙。”

魯迅自我評價 篇17

　　①古大勇，《一個學術命題的“前世今生”——大陸與港臺學者對“魯迅與自由主義”命題的言說》，《上海魯迅研究 20xx年 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xx。②③諶旭彬，《魯迅當年，如何痛罵胡適?》，短史記第519期。④胡適，《日本人應該醒醒了!》，原載1933年3月19日《獨立評論》第42號。⑤胡適致蘇雪林，1936年12月14日。⑥⑦胡適、蘇雪林，《關于當前文化動態的討論(通信)》，收錄于《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 2 1936-1939》，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P689-693。⑧1999年7月31日，旅美學者周策縱為祝賀胡適思想國際研討會召開，曾作詩云：“‘錚錚如鐵自由身，魯迅終為我輩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萬世定新猶。”詩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訴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今言猶在耳，恍如昨日也。”見：林曼叔，《文學歲月》，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20xx，P159-160。⑨魯迅，《論“第三種人”》，原載于1932年11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一期。⑩胡適，《致吳相湘》，1959年3月4日。(11)胡適，《致雷震》，1956年4月1日。(12)1957年7月26日，胡適致信趙元任，胡適如此解釋自己返回中國臺灣：“這大半年來所謂圍剿《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圍剿的一個人就是我。所以我當初決定要回去，實在是為此。(至少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個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個責任，可能留在國內比留在國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國內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13)魯迅，《無聲的中國》，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魯迅自我評價 篇18

　　在三十年代，胡適也已不再將魯迅視為思想上、政見上的同路人

　　對于魯迅的攻擊，胡適鮮有回應。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11月，蘇雪林致信胡適，痛斥“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胡適在回信中為魯迅辯護：“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論一人，總須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適還替魯迅辯誣，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并非抄襲之作。⑤

　　當然，胡適也未將魯迅視為自己的同路人。蘇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視胡適為右派，指責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并非出于誠意，無非借此沽名釣利罷了。但左派卻偏恭維他是什么‘民族戰士’，‘革命導師’，將他一生事跡，吹得天花亂墜，讀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惡。”主張“取締魯迅宗教宣傳”。⑥對于蘇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適雖不贊同(“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卻也表示“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顯見在左、右立場上，胡適自認為與魯迅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