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全面放開二胎

　　近期生育政策的調整方案應該是在全國分步實施放開“二胎”。第一步，在城市地區和嚴格執行一胎政策的農村地區即刻放開二胎;第二步，20xx年，在實行“一胎半”(即有的地區第一胎為女孩的夫婦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區放開二胎，實現全國全面放開二胎的目標。下文是20xx年最新放開二胎政策，歡迎閱讀!

放開二胎 首要減除生育二孩的后顧之憂

　　全國政協委員劉大鈞說，他此前提出的“全面放開二胎”提案得到采納，這次他帶來了有關二孩的細化提案。“目前很多家庭由于經濟困難無法養育二孩，所以我建議給予生育二孩的家庭進行補貼，減少他們的經濟負擔。”

　　劉大鈞對民情的體察是精準的。過去，人們迫于高昂的社會撫養費不敢生二孩，可全面二孩放開了，許多人要么因為錯過了生育年齡生不了二孩，要么迫于經濟壓力不敢生二孩。生養孩子的過程是很具體的，最重要的還是教育。據央視財經的報道，一對北京夫婦稱養孩子到7歲要花費260萬元，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這么高的生活質量，但“甚愛必大費”，孩子是家長的心頭肉，無論哪個階層，養育孩子的費用都會占收入的很大比重。在上海中等偏下的二孩家庭中，養育二孩的支出一般會占到家庭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

　　二孩政策的貫徹實施需要完善配套措施，減除民眾的后顧之憂，才能充分釋放政策效果。因此，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議，通過調整稅收制度、合理分配教育資源以及落實生育保險等措施，進一步鼓勵二孩生育。全國政協的一號提案則聚焦學前教育，建議將學前三年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與九年義務教育相比，學前教育仍是教育體系中的薄弱環節。學前教育的投資少、資源總量不足、師資短缺、辦園水平參差不齊、“入園難、入園貴”問題突出。此外家長們憂心忡忡的還有學區房，北京數十萬一平米的學區房令人咋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對此坦承，老百姓(603883)對于擇校和學區房不滿意，原因是教育資源不均衡，唯一出路就是教育均等化。掃清教育方面的顧慮，對于刺激生育意義重大。

　　日本長期以來走不出低生育率的陷阱，一定程度上表明，對于鼓勵生育的政策措施不可太樂觀。20xx年前，日本就已實施刺激生育的政策，比如建立育兒休假制度，普及對傷病兒童的護理休假制度，擴增托兒所等育兒設施以及加強嬰幼兒和孕產婦保健服務等。甚至出臺《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等法律鼓勵生育。從20xx年4月起，日本撫養15歲以下孩子的監護人每月可獲1.3萬日元兒童補貼。日本各級地方政府還會普遍發放生育和入學祝賀金，第一個孩子一般為數萬日元，第二個孩子則增至數十萬日元，孩子越多祝賀金越高。至于幼兒園的費用，則孩子越多收費越低，甚至免費。有的公司為鼓勵員工生育實行3年產假制度。然而，這些措施收效甚微。即使有政府支持，養孩成本仍然高企。日本工會總聯合會曾稱，40%懷孕女性的育兒休假落實不了，不要說生育率了，連結婚率都很低。最要命的是，低生育文化已經形成，只能眼睜睜看著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便利店的老人紙尿褲堆積成山。

　　全面二孩可以緩解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但由于上述原因，它的力度其實有限。中國應當吸取日本的教訓，避免走同樣的彎路。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自20xx年至20xx年，中國平均生育率只有1.2，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在這樣的情況下，想扭轉人口結構恐怕需要更大的手筆和執政智慧，更宜群策群力，匯集民智。因為少子化一旦成為常態，逆轉極其困難。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建議全面放開生育，允許夫婦自己決定生育孩子數量。這種建議并非泛泛之談，值得關注。黃細花還建議降低法定婚齡到18歲，以保護低齡事實婚姻群體的合法權益。世界各國法定結婚年齡各有不同，16歲和18歲是普遍的節點，中國的法定結婚年齡男22周歲、女20周歲，確實可以重新審視。

　　總而言之，在低生率與老齡化的夾擊之下，減除生育二孩的后顧之憂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多途徑多角度想辦法提高生育率，是接下來中國人口工作的中長期目標。

全面放開二胎背后

　　兩個政協委員的20xx年接力

　　20xx年春天，當時71歲的葉廷芳在兩會期間發出了“盡快停止執行獨生子女條例”的提案，轟動一時，甚至被命名為“葉廷芳提案”。

　　那是身為著名作家、翻譯家的葉廷芳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最后一年，但他卻聯合了其他28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了這份在當時聽起來有些刺耳甚至帶有挑戰性的提案，成為當年網上最受關注的一份提案。

　　誰能料到，在從這份提案發出，到十年后的今天，“只生一個”的獨生子女政策已成歷史，隨著“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正式實施，有不少家庭迎來了第二個小生命。

　　葉廷芳十年前的發聲，并不是孤獨的。在卸任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之后，他把“放開二胎”的發聲筒交到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手中。

　　正是在這兩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努力之下，去年1月1日，“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終于開始正式實施。

　　十年的堅持，最終變成現實。

　　現年81歲的葉廷芳，他的名字曾經和卡夫卡聯系在一起。

　　作為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的研究員，他曾經翻譯了多部卡夫卡的作品，是中國最權威的卡夫卡研究者。對于十年前自己那份在當時看來有些令人震驚的建議，葉廷芳的記得十分清晰：“我覺得獨生子女政策是有不科學的地方的，說實話我是有抵觸的。”葉廷芳說，當時提案的時候，當了十年的全國政協委員的他已經是最后一次履職了，他希望最后一年自己可以說一些思考了很久并且想說的話。

　　“生命的繁殖規律總是從少到多，如果人為減少，是有違科學的。”葉廷芳是家中的老四，在中國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之前，葉廷芳和妻子也只育有一個女兒，而獨生女如今也只帶給他一個外孫。讓葉廷芳憂慮的是，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們除了沒有兄弟姐妹，之后會孤獨到沒有姑姑舅舅，社會關系極為單調，情感系統也單調化了，“就像一個房子，空空蕩蕩的，根本不堅固。”

　　20xx年，葉廷芳決定要趁自己履職的最后一年把內心思考了很久的想法變成公開的聲音。他決定提交這份在當時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的提案。在他以前，幾乎并沒有人公開對于計劃生育國策提出不同意見。“我已經那么大歲數了，也沒有什么可擔心的。”

　　除了擔心獨生子女們面臨的精神孤獨，葉廷芳更擔心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在那份提案中，他寫到：發達國家經過120xx年形成的“老齡化社會”，我們只用了20xx年。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超過了國際公認標準，預計到本世紀中葉，這個年齡段的老人將達4億。

　　葉廷芳在年幼時因為摔傷導致失去了左臂。20xx年的兩會期間，他就一只手拿著那份“盡快停止執行獨生子女條例”的提案，穿梭在會場中間，希望找到委員可以和他共同聯名。葉廷芳所在的社科界別有60多人，大多數委員都不認同葉廷芳的觀點，“你這是挑戰國策，我不能簽這個字。”

　　“那你仔細看看我寫的是什么，再看看我說得有沒有道理嘛。”當時已是古稀之齡的葉廷芳就這樣，一個委員一個委員去做工作，最終讓28位政協委員同意聯署這份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