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通用12篇）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1

　　王紅旭同志系重慶市大渡口區育才小學教師，奮不顧身救出兩名落水兒童英勇犧牲的感人事跡，王紅旭同志出身教育世家。秉承一家三代熱愛教育事業、從事教師職業的優良家風，把對教育事業的忠誠和對教師職業的熱愛，化作敬業奉獻，立德樹人的至誠行動，在平凡的教學崗位上創造出不平凡的業績。

　　王紅旭老師在教學工作中注重培養學生健全人格和強健體魄，他始終把學生放在第一位，關心關愛學生，及時為學生排憂解難，是學生的良師益友，深受學生喜愛，他心懷大愛，在兩名兒童落水的危難時刻，義無反顧跳進江中奮力施救，將生的希望留給孩童。王紅旭同志一腔赤誠愛黨愛教，以生命托舉生命、以大我彰顯大愛的事跡感人至深。

　　作為一名教師，我們應該以王紅旭同志為榜樣，堅定理想信念，厚植教育情懷，立足本職崗位，立志為祖國和人民貢獻力量。創造無愧于時代的一流業績;以王紅旭同志為榜樣，愛崗敬業、愛生如子，爭做黨和人民滿意的“四有”好老師;以王紅旭同志為榜樣，弘揚高尚師德，潛心立德樹人，努力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以王紅旭同志為榜樣，心懷大我，無私奉獻，不斷增強社會責任感和職業使命感，用模范行動踐行新時代人民教師的光榮職責和神圣使命。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2

　　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之際，中央宣傳部以云發布的方式，向全社會宣傳發布中國人民志愿軍老戰士孫景坤、徐振明的先進事跡，授予他們“時代楷模”稱號。

　　孫景坤是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農民，現年96歲。他先后經歷四平戰役、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海南島等戰役，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在戰爭年代，他沖鋒陷陣、英勇頑強，出生入死、屢立戰功，負傷回國后又堅持重返戰場，用熱血青春詮釋了革命戰士的赤膽忠心，曾榮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多次，被授予抗美援朝一級戰士榮譽勛章等榮譽稱號。在和平年代，他深藏功名、淡泊名利，幾十年如一日扎根鄉村，用執著堅守彰顯了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

　　徐振明是吉林省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園管理所首任所長，現年95歲。他先后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戰爭，轉戰大江南北，經歷戰斗無數，留下累累彈傷，從“娃娃八路”成長為“戰斗英雄”，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保家衛國舍生忘死、英勇戰斗，曾榮立多次戰功。他退伍不褪色，轉業到楊靖宇烈士陵園工作，父子兩代默默付出，守護英雄陵墓60余年，身體力行保護革命遺跡、講述英雄故事，弘揚革命文化、賡續紅色血脈，教育了無數青少年，感動了廣大社會群眾，20__年被評為“中國好人”。

　　孫景坤、徐振明同志的先進事跡宣傳報道后，在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廣大干部群眾認為，孫景坤、徐振明同志是中國人民志愿軍老戰士的杰出代表，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革命戰爭年代，他們經過血與火的洗禮，經歷生與死的考驗，為保家衛國、維護和平立下不朽功勛;和平建設時期，他們不改初心本色，堅守革命理想，保持優良作風，在平凡普通的工作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業績。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革命戰士英勇頑強、戰無不勝的英雄氣概，共產黨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忠誠品格，退役軍人永葆本色、接續奮斗的優良傳統。大家紛紛表示，要尊崇英雄，關愛楷模，學習抗美援朝老英雄的崇高精神風范，披荊斬棘、奮勇前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創造新的歷史偉業。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

　　“時代楷模”發布儀式現場宣讀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授予孫景坤、徐振明“時代楷模”稱號的決定》，播放了反映孫景坤、徐振明同志先進事跡的短片。中央宣傳部負責同志分別為孫景坤親屬代表、徐振明同志頒發了“時代楷模”獎牌和證書。遼寧省、吉林省相關部門負責同志和退役軍人代表、青年學生代表等，在本地云發布現場參加發布儀式。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3

　　從1983年工作起，肖文儒就與礦山結下不解之緣。

　　“老隊員塞給我一個氧氣呼吸器，能不能從事故里出來，全靠它了。”被分配到山西大同礦山救護大隊的頭半年，肖文儒天天苦練，最終能閉著眼用幾十秒把呼吸器裝好。

　　肖文儒難忘當時礦井救援的艱辛，“那真是冰與火的淬煉!”有一回，某礦區著火，肖文儒披上稻草編織的袋子，澆透涼水，冒死進火區打密閉墻。火區，是80多攝氏度的高溫;大巷，是徹骨的冷風，他和隊友抱著磚頭，頂著極限溫差，進出數十趟。

　　從業多年來，肖文儒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命懸一線。20多年前，肖文儒帶隊趕到一處積存煤粉、巷道自燃的煤礦現場，他剛用水沖開煤層，火光就“噌”地一下躥出來。

　　火、煤塵、狹小空間……短短幾秒鐘里，他快速意識到一個可能的危險——二次爆炸。“不好，快趴下!”一瞬間，火焰爆燃，吞噬了礦井。

　　盡管氧氣稀薄，肖文儒和隊友仍緊緊趴在地面上，舉起水槍，持續滅火。“要是當時沒果斷趴下，或停止滅火，可能我們就犧牲了。”肖文儒回憶，他時常會夢到那些穿行在火海邊緣的場景。

　　他的記憶中，有無數次親歷的生死關卡——20__年，遼寧某鐵礦炸藥爆炸。肖文儒當晚在井口附近指導救援，直到天亮后才發現自己被廢墟中散落的炸藥、雷管包圍著。

　　他的記憶中，有隊友英勇犧牲的遺憾——1987年，山西某煤礦火災，一位隊友在井下打密閉墻時，迷失在濃煙中，意外撞掉氧氣呼吸器，最終倒在井下。

　　然而，在井下焦急等待的礦工兄弟，以及在井口等待的礦工家屬，讓他不忍放棄這份工作。從大同礦務局礦山救護大隊，到國家安全監管總局礦山救援指揮中心，再到國家安全生產應急救援中心，一路走來，肖文儒對于應急救援的堅持從未改變，迎難而上、毫不退縮的斗志不減反增，“我多深入1米，就對井下多了解一分，營救成功概率就會大一分。”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4

　　華燈初上，杭州灣畔春風沉醉。物阜民豐的寧波慈溪，家家沉浸在“五一”假日團圓中。一位兩鬢灰白的中年漢子，放下筷子，挎上工具包，在妻子習以為常的目送下，匆匆消失在夜色中——就在剛才，一位老人打來電話說“家里燈爆掉了”，他只應了一聲“我馬上來”。

　　23年來，無論路途遠近，無論逢年過節，他接到老百姓的求助電話永遠只有兩句話，“我馬上來”“閑話一句”(方言，意為“一句話的事”)，而后便風雨無阻出現在求助人家中。

　　他的事跡被拍成微電影，他的名字被用來命名寧波、慈溪兩級志愿服務中心，1200余名志愿者在他的帶領下發起“千戶萬燈”困難殘疾人住房照明線路改造項目，足跡遍布浙、藏、吉、黔、川五省區，累計開展幫扶3萬余次。

　　錢海軍，國家電網寧波慈溪市供電公司一名普通電工，一名共產黨員，僅憑一技之長、一顆熱心，20多年如一日，利用業余時間為無數家庭通上了電、連上了心，守護著萬家燈火。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5

　　20__年11月29日上午8點半，全縣脫貧攻堅工作調度會在酃峰賓館召開，這是他生前參加的最后一個會議。

　　主持會議的縣委副書記饒祥明說——

　　開會之前，他的臉色很不好看。我勸他，你身體不舒服，今天的會就不要參加了。他說：“脫貧攻堅是頭等大事，我要參加。”

　　會上，相關領導作動員部署后，黃書記最后作總結講話時，與會同志都感到意外。因為平時，他講話充滿激情。但是大家發現，那天他的聲音很細很弱，坐在后排的同志幾乎聽不清，以為他前面的話筒沒打開，都扯長脖子往前看。這么重要的會議，他沒有發揮，只講了十來分鐘就結束了。

　　“黃書記今天怎么了?”大家用疑惑的目光互相詢問。

　　大家不知道，七天前，黃書記的身體就出問題了。

　　11月22日，縣委常委會會后，他的臉色不好，跟我說，胸口有點不舒服。我建議他休息一下：“抽空到市里做個檢查，市中心醫院消化科有位專家是我們炎陵人，我熟，我幫你聯系。”

　　他說：“年底事多，忙完了再說。”

　　后來我們勸了好幾次，他都沒答應。

　　一周下來，他吃不下東西，只能喝點湯，吃點稀飯，只是要求稀飯里面放點鹽。他說：“不加點鹽，沒力氣。”

　　食堂炊事員也覺得反常，背地里問我：這幾天我做的面條，黃書記都沒動，是不舒服了，還是嫌棄我做飯了?

　　我們都覺察到他身體不舒服，但是誰也沒想到竟這么嚴重。

　　最后這次會上，他講了什么呢?

　　他講，脫貧攻堅極端重要，我再強調四個問題。一是認識問題，全縣上下要進一步提神鼓勁，克服“疲勞、松懈、麻痹”情緒，把脫貧攻堅作為頭等大事抓實抓好。二是目標問題，確保不發生底線問題，全力以赴，爭取脫貧攻堅取得更好的成績。三是作風問題，落實政策、落實工作、落實責任，確保每一項工作落到實處。四是責任問題，按照“誰牽頭誰負責，誰管轄誰負責，誰聯系誰負責，誰失責誰負責”的原則，落實責任體系。希望大家堅守崗位、下沉一線、嚴守紀律，鞏固好脫貧攻堅成效。

　　最后他說：“總之，相信大家，辛苦大家，拜托大家，讓我們咬緊牙關再攻堅，共同把脫貧攻堅工作搞好!”

　　這是他參加的最后一個會議，這是他作為全縣脫貧攻堅“總指揮”，發出的最后一個脫貧攻堅動員令。

　　他用生命，展現了共產黨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譜寫了一位扶貧書記“為脫貧而來，為脫貧而去”的壯烈人生，炎陵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6

　　張桂梅老師因其關于全職太太的有關評論，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這本來可以是一個具體討論的問題，然而一些評論者撇開鄉村教育這個具體背景的抽象批評，實際上偏離了真實的語境和問題，帶偏了節奏和方向。我們有必要在這個脫貧攻堅的最后關頭，站在大山深處來想一想，張老師這番話背后的故事。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家喻戶曉的口號，它無比正確，更無比政治正確。然而現實就是這樣殘酷，實際上直到今天，教育與貧窮之間仍然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教育是斬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本路徑”，這不是一句空話。

　　按照截至20__年的絕對貧困標準，人均年收入超過4000元，就達到了脫貧的門檻。如果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能夠堅持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后還能更進一步去讀一個高中或中職，甚至再讀大學或高職，他們畢業后可能從事某個技術工種，考上公務員，當上教師，還可能自主創業、經營小買賣，他們的月收入會輕松超過4000元。而他們只需要每年拿出一點來接濟自己的父母，就能夠讓整個家庭脫貧。

　　高中教育，是目前貧困地區教育發展容易被忽視的盲區。我們看中西部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要比東部發達地區慢一個節拍。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全國的目標是“促兩基”，也就是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本世紀初到十八大這十年左右時間，是“促均衡”的階段，也就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間，叫做實現“基本均衡”的階段，這個基本均衡，就是貧困縣脫貧摘帽必須的一個前提條件：“縣域義務教育基本均衡”(有多項量化指標)。十九大之后，又提出了“優質均衡”的目標。實際上，貧困地區比全國的節奏總是要慢五到十年左右。

　　上面這四個階段的所有這些目標，都是指向義務教育的。但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在于，如果義務教育水漲船高之后，高中教育的源頭活水是絲毫不必發愁的。

　　貧困縣的高中最發愁的是兩件事：留不住好老師，招不來好學生。為什么非要強調好，因為高中教育本身并不是法定義務，理論上，高中有權力“挑肥揀瘦”、“嫌貧愛富”——我指的是偏好更好的生源。哪怕現實中的義務教育也在挑揀“學生”，但政策導向和道義上是不被支持的，因為它違背了義務教育要求適齡兒童少年普遍接受教育這種有教無類的基本定位。

　　按照貝克爾的理論，一對貧困的父母對子女的投資到了高中教育這個階段，就面臨非常艱難的選擇。因為他可能面臨因教返貧的境遇，義務教育階段的各類費用固然能夠減免，高中階段對于貧困縣的貧困生也有一些特殊政策，但畢竟還是會產生額外的不少開銷。所以一些貧困地區的父母傾向于不支持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完成后繼續讀書。

　　筆者前不久在國務院扶貧辦組織的一個研討會現場，聽到來自教育部門的一組數據，實際上貧困地區輟學的四個主要原因就包括：因學習困難而輟學、因外出打工而輟學、因早婚早育而輟學、因信教而輟學。早婚早育輟學而造就的“全職太太”，與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小布爾喬亞意義上的“全職太太”，恐怕是前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天壤之別吧?

　　張桂梅們做的是一件逆水行舟的難事。難處之一，是她要辦一所不收費的普惠型高中;難處之二，是她的第一屆學生完全是來者不拒、“敞開收購”，高中入學分數線之低、學生生源質量之參差不齊可想而知;難處之三，是她把生源完全鎖定為女生，矢志辦一所女高。迎三難而直上，真真好大的口氣!

　　我在沒看張老師的視頻之前，也先入為主地在心中提了一個視頻中同樣的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還要辦純而又純的女高，是否有些不切實際、追求女權主義的極端實現?

　　但張老師的回答很實在，只用了一個例子，就讓我信服。她講到去看一個高三的女生，因為家中重男輕女思想的作祟，寧肯給小學、初中的弟弟們補習，甚至任由他們給姐姐備考添亂，也不愿給高三的女兒投入一點點關愛。張老師爆了一句粗：“我說你腦子有病吧?”

　　妥了，要的就是這句話，爭的就是這口氣，就是要辦一所女子高中!

　　結果是，第一屆的畢業生90%上了大學，一本上線率到了40%。這個數字在很多人看起來覺得沒什么，但就我短短一年掛職扶貧期間對縣域高中教育的了解，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早幾十年，包括我們讀書的九十年代，每個縣的高中都有足夠的各自為戰的勇氣、底氣和絕活兒。時過境遷，今天不同了。今天的縣高中，特別是貧困縣的縣高中，面臨著自下而上的優質生源匱乏和自上而下的地市層面對于縣域教育的擠壓和虹吸。

　　教育是費錢的。要辦好教育，砸錢是必要條件。地市擁有得天獨厚的經濟優勢，又因為行政層級的有利條件而具有碾壓縣域的政策勢差，因此近年來經常出現這樣一類現象：往往是州市政府舉全市之力興辦一所新的高中，再在中招錄取批次上給予這所高中以更大的優先順序，在資金、師資隊伍、學校管理層引進人才等方面給以支持，假以時日，三年之后，一個新的教育高峰就能拔地而起。一所州市重點高中崛起的背后，往往是無數具有悠久傳統的老牌縣重點中學的每況愈下。

　　由此再反觀張老師20__年辦的這所女高，能從第一屆畢業生開始，連續至今保持這樣高水平的培養績效，實在是創造了奇跡。

　　有人會說，這有什么值得宣傳呢?甚至與今天官方一再倡導的減負和素質教育的導向都是相悖的。

　　這就是“何不食肉糜”了。

　　第一，用張老師自己在視頻采訪中的無奈回答，就是：“我們只能這么做，否則這些大山里的孩子考不上浙大、廈大、武大。”

　　我想大部分中國人都經歷過這種高考，也知道刷題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人心智的摧殘，但是對于貧困地區的孩子來說，在指揮棒規則和基本生態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之前，奢談素質教育都未免是“裝外賓”。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在貧困縣掛職的一年，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對于城市的孩子來講，素質教育真的十分有必要，因為整個城市的各個層級的招錄環節乃至入學后的很多場合，都十分注重一些綜合素質、口頭表達、思維邏輯等方面的能力。但對于貧困地區的孩子來說，我幾乎每次到一個山上的小學，都看到他們九點多開始上課，十一點多就下課吃午飯了，然后午休到兩點鐘繼續上課，五點出頭又下課了。你們掰著指頭算算，僅從學習時間來說，他們的負擔重嗎?還要減負?至少應該先拉平到和城市里的孩子同樣的學習時長吧!

　　第二，我想起去年學校主題教育期間，邀請原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童世駿教授來學校作輔導報告時，他講的一個觀點：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實際上，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成長，這種成長不是揠苗助長，而是一種自我激勵式的自生長。今年長得比去年高，明年長得比今年高，就是一種成長，就是一種通過好好學習而獲得的天天向上。必須看到每一個學生相對于自身的進步。張老師的第一屆學生，相對于他們進入高中時的成績而言，他們的高考成績，當然是一種飛躍。

　　陰差陽錯地，今年的七月又成了高考的日子。高考結束后，張桂梅老師成為新聞的熱點，其實這些年來她早就因為這些近乎完人的無私奉獻而名聲在外。

　　人的選擇是受到很多歷史際遇的偶然性影響的。如果當初她的丈夫沒有身患絕癥而離世，她也許不會離開大理這個傷心地而到麗江。如果她沒有在麗江那所縣城的高中身患重病，如果她的同事和全縣的老百姓沒有熱心地為她捐款治病，也許她骨子里的那種不向命運低頭的倔強和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的激情也不會被激發;如果她沒有走進大山親眼目睹那么多輟學女孩，也許她也不會燃起為大山里的姑娘辦一所免費的女子高中的想法。

　　張老師是一步一步活成今天在世人眼中近乎完人的樣子。完人，意味著無我，意味著執著，也意味著孤冷。實際上，她把數百萬的各類獎金全部捐資助學而沒有留給親人一分一毫，她沒有子女而又在福利院收養了不少兒女，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如果你仔細看采訪視頻，會發現20__年剛到麗江不久的張桂梅，膚色是鮮亮的，麗江的山水是養人的。然而今天的張桂梅，非但渾身傷病，眼角皺紋也十分明顯。那皺紋，是教育扶貧的艱辛道路上，這頭“老黃牛”負重前行十二年留下的“車轍”。那皺紋，也是為青青幼草遮風避雨十二載的“好大一棵樹”，逐漸老去而留下的“年輪”。

　　讓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是一頭扎進大山數十年的張桂梅畢生的使命和期望;而讓考上大學、走出大山的孩子們不必再回母校、不必感恩母校和老師，則是她“我將無我，不負初心”的寬闊心胸與博大情懷。

　　中國是一個腹地縱深的大國，南北、東西，存在發展的梯度、迭代的層次，不同地區面臨的發展態勢和人們的觀念意識都存在差異。當沿海發達地區特大城市里的父母們疲于奔命地希望學校教育能更多加壓的時候，貧困山區學校里的教師們還在為如何勸返輟學兒童、鞏固控輟保學成果而絞盡腦汁;而當后者剛剛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進而實現脫貧(這是脫貧的先決條件之一)的時候，前者已向著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的更高質量發展目標進發許久了。

　　要實現各地同此涼熱，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艱巨的工作要做，但目前這還不是同一個時空，所以我們最好也不要以同一把標尺來苛責他人、誤傷好人。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7

　　8月30日上午，全市學習李夏同志先進事跡大會召開。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陶方啟出席會議并講話，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孔曉宏主持，市及市級領導丁紹東、周密、王為明、于靜波、楊業峰、寧偉、朱邊疆、陶庭先、劉家和，市政府秘書長王華，市政協黨組成員、機關黨組書記孫廣東等出席。

　　陶方啟在講話中指出，李夏同志是抗擊臺風先進人物中的典型代表，在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受到重大威脅的關鍵時刻，他挺身而出、沖鋒在前，將寶貴生命永遠定格在抗災搶險的路上，以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基層黨員干部的忠誠、責任和擔當。我們要認真學習李夏同志先進事跡，對標先進、見賢思齊，像李夏同志那樣，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堅定理想信念、對黨絕對忠誠;牢固樹立勤政務實的事業觀，認真履職盡責、敢于擔當作為;牢固樹立一心為民的群眾觀，心系人民群眾、增進群眾福祉;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踐行“三嚴三實”、堅持真抓實干，為推進宣城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建設皖蘇浙省際交匯區域中心城市而努力奮斗。

　　陶方啟指出，典型就是旗幟，榜樣就是力量。全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要深入開展向李夏同志學習活動，把學習李夏同志先進事跡作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鮮活教材和重要內容，在全社會進一步營造學習先進、崇尚先進、爭當先進的良好風尚。要有力有序抓好災后重建工作，堅決打好打贏災后重建這場硬仗，奮力奪取抗災救災、重建家園的全面勝利。要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隊伍建設，發揮典型引領作用，堅持重實干重實績，關心關愛基層干部，著力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和黨員干部隊伍的戰斗力。要扎實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切實將學習成果轉化為干事創業、推動發展、服務人民的精神動力，堅持年初確定的工作目標不動搖，持之以恒地抓好工業發展、項目建設、招商引資、民生保障等工作，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確保圓滿完成全年目標任務。

　　孔曉宏在主持會議時指出，各地各單位要認真貫徹本次大會精神，把深入開展向李夏同志學習活動作為即將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引導激勵全市廣大黨員干部從中汲取精神力量，自覺對標找差距，不斷加強黨性修養，持續改進作風，認真履職盡責，為推動宣城高質量發展集聚正能量、作出新貢獻。

　　會前，陶方啟、孔曉宏、丁紹東等市領導親切會見了李夏同志親屬。會上，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監委主任王為明宣讀了《中共宣城市委關于開展向李夏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市委常委、組織部長于靜波宣讀了省、市有關表彰決定，績溪縣委介紹了李夏同志生前事跡，播放了《生如“夏”花——追憶優秀共產黨員李夏》先進事跡專題片。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8

　　關于女孩輟學再多的概念，都不如一個現實畫面來得直擊人心——

　　“一座高高的山上坐著一個小女孩，身旁放著一把鐮刀和籮筐，望著遠方發呆……這畫面到現在我都無法忘記。”張桂梅哽咽地說，當我下車詢問小女孩怎么了?她哭著說，想讀書，可家里窮，要讓她嫁人。

　　小女孩的話和渴望讀書的眼神深深地烙在了張桂梅的心里，她覺得應該給山里的窮孩子一個讀書的機會，讓山里的女孩子都能免費接受高中教育，不再陷入“低素質母親、低素質孩兒”的惡性循環中。

　　于是，這個15歲便跟著姐姐來到云南參與“三線建設”的外鄉人，經歷了生死一線間的重病教師，創辦起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云南華坪女高。建校12年，張桂梅和她的教師們帶領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走進了大學的校門。“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要站在講臺上。”張桂梅說。

　　1800多名貧困女孩走進大學

　　20__年高考成績出爐后，張桂梅有些不滿意。

　　盡管，這所免費女子高中，已連續10年高考綜合上線率100%，1800多名貧困女孩從這里走出大山、走進大學。

　　“今年華坪女高的高考成績‘兩頭’比較突出，600分以上的相對歷屆較多，但今年達到專科成績的學生也多，達9人之多，往年就兩三個。”張桂梅說。

　　作為在云南待了大半輩子的東北人，張桂梅對待學生成績時的“苛刻”，一如她一生的倔強和堅韌。

　　1974年10月，張桂梅響應黨的號召，隨姐姐從東北來到云南，支援邊疆建設，此后的時間里，她把全部身心獻給了祖國西南邊陲貧困山區的教育事業。

　　1996年，張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后張桂梅放棄了大理優越的工作環境，申請調到深度貧困山區華坪縣。她放棄進入全縣條件最好的華坪一中，選擇在全縣師資最弱、條件最差的民族中學任教，并承擔起4個畢業班的語文和政治課教學任務。

　　1997年4月，張桂梅被查出患有子宮肌瘤，需立即住院治療。但為了不耽誤初三畢業班的教學進度，她偷偷把檢驗結果藏起來，直到7月份把學生送進中考考場后，才住院接受手術。

　　得知張桂梅身患重病，縣婦聯主席和工委女工委主任同時看望了她。幾天后的縣婦代會上，全體代表為這個“外來的姑娘”捐款。有人借錢捐款、有人把給孩子買衣服的錢捐了、有人捐了自己回家的路費……縣領導說：“張老師，你放心，我們再窮也要把你的病治好。”

　　手捧著這山鄉的情義，張桂梅的淚水奪眶而出：“華坪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想為華坪做些事。”這一堅持，就是20多年。從那時起，張桂梅的生命就和華坪、和教育扶貧連在了一起。

　　丈夫去世后，張桂梅沒有再組建家庭，沒有親生兒女，全身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業。20__年，她一邊在民族中學當老師，一邊兼任“兒童之家”院長，成了眾多孤兒的“媽媽”。20__年，維持“兒童之家”的資金面臨短缺。為緩解窘境，張桂梅到華坪各部門籌措資金，“求人很丟人，但如果孩子們生活得不好，我這個義務院長更丟人。”

　　20__年至20__年的寒暑假，張桂梅在昆明為孩子們籌措到兩萬多元。對此她說，一切辛苦都值了。

　　打破女孩缺失文化的惡性循環

　　“每一個孤兒背后都有一個悲劇性的母親，有殺死家暴丈夫獲刑的母親，有因重男輕女陋習導致分娩死亡的母親，有與丈夫感情不和離家出走的母親。”在擔任“兒童之家”院長過程中，張桂梅對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認識得愈發深刻。

　　這讓她意識到，貧困的女孩成為貧困的母親，貧困的母親又將養育貧困的下一代，“惡性循環一直存在。”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張桂梅發現，總有女孩讀著讀著就不見了，她去大山里找，發現有的女孩十幾歲就嫁人了。

　　“只要母親的素質高，孩子的素質就高。要解決偏遠山區的貧困問題，就必須從提升婦女素質入手。”由此，張桂梅萌發了創辦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從20__年起，她開始為這個看來“根本無法實現”的夢想而四處奔走。

　　“要辦一所免費女子高中?你是不是有神經病?”張桂梅的“宏偉藍圖”遭到不少人的質疑，但張桂梅沒有放棄，為此飽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辛酸。

　　為籌集資金辦學，張桂梅求過很多人。一次，張桂梅到昆明某企業尋求幫助，未等她把辦女子高中的構想說完，企業的領導就叫保安趕她走，“見我不走，保安就放狗咬我。”看著被狗撕破的褲腿和流血的腳，想到自己的委屈，張桂梅坐在地上放聲大哭。更多的時候，疲憊、無助的她坐在街頭，靠著墻根睡了過去，醒來時已是萬家燈火……

　　“20__年1月7日，姐姐從哈爾濱打來電話，說哥哥病危，一直喊著我的名字，盼著見我最后一面。恰好當時宣傳部通知我9日到中央電視臺錄制節目。我想北京離哈爾濱近，可以去看看哥哥了。”但到了中央電視臺后，熱情的編導找了位企業家和張桂梅對話，爭取幫她解決女子高中的困難。

　　一邊是山里的娃，一邊是彌留的兄，張桂梅艱難抉擇。當她把節目錄完，等來這位企業家承諾給女子高中提供50～100萬元資助的同時，也等來了哥哥已經火化的消息……

　　那種錐心之痛，張桂梅至今難忘。

　　在省、市、縣各級黨委的支持和社會各界的捐助下，張桂梅的辦學夢想最終實現。20__年8月，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級中學建成。9月1日，來自麗江市華坪、永勝、寧蒗等深度貧困縣的94名貧困女孩走進了女子高中的校園。

　　要對得起肩上的責任和使命

　　學校是建起來了，如何留住孩子卻成了難題。

　　為留住這些學生，家訪成了張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去有些學生家的路太難走，連車都租不到，只能徒步前往。一個假期甚至兩個假期，即便馬不停蹄，張桂梅也只能走訪完一屆學生的家庭。盡管如此，她依然堅持，“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親自到每一名學生的家里去看看。”

　　一次家訪，到了山下，司機告訴張桂梅，車上不去了。學生的家在山頂，僅有一條不到半米寬的山路，路的一邊是萬丈懸崖，走路的話需要6個小時。為了節省時間，張桂梅搭乘鄉政府工作人員的摩托車上山。“當時坐在車上，我都不敢低頭，摩托車稍微歪一點，就會跌入懸崖粉身碎骨。”想起當時的場景，張桂梅至今心有余悸。

　　學生下山來接她，在半山相遇時，張桂梅第一句話就問她，“你為什么要回這兒來啊?你怎么還老想回這兒啊?這地方你怎么回來的啊?”女孩低著頭淡淡地說，“老師，我不回來，我上哪兒去啊?”張桂梅無言以對。

　　這樣的家訪已持續11年，覆蓋學生1345名，行程近11萬公里，張桂梅摔斷過肋骨、迷過路、發過高燒，還舊病復發暈倒在路上……可正是這一次次的家訪，更加堅定了張桂梅將女子高中繼續發展下去的信念。她不希望山里的孩子因為沒能接受教育，在不到15歲的年紀就結婚生子，然后將缺失文化帶來的無知和貧困又一代代傳下去……

　　學校創辦初期各方面都很艱難，整個學校只有一棟教學樓，沒有食堂、廁所，學生和女教師擠在教室里睡覺，男教師睡在樓梯間。由于學校的院壩沒有硬化，風一吹，整個校園滿是灰塵，老師每天下午五點半還得清掃校園。

　　女子高中建校半年時，17名老師，9人辭職，只剩下8人。

　　張桂梅坐在學校的旗桿下抹淚：“怎么辦?學校是不是辦不下去了?”哭完后，她回到辦公室去整理學校的檔案時意外地發現，留下的8名教師中，居然有5名是黨員，加上自己，學校有6名黨員。

　　“只要有黨員在，就沒有辦不成的事。”張桂梅心中暗想。“我說咱們開始重溫入黨誓詞。我們沒有錢，就在二樓畫了一個黨旗，把誓詞寫在了上面。我們宣誓，沒宣誓完，全哭了。”

　　從那之后，學校開始了軍事化管理，每件事都被張桂梅嚴格限制在規定時間內。看似有點殘酷，但她們對得起自己肩上這份責任和使命。

　　她播撒的愛在流動和傳遞

　　“起床嘍，姑娘們，快點唄，還有兩分鐘上課了。”

　　每天，天還沒有亮，張桂梅就佝僂著瘦弱的身子，爬上學校頂層，開始一天的工作。從起床到出操，再到課間休息，以及晚上睡覺前，小喇叭的聲音一直在校園里回響。

　　從初建校時的94名學生，到18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支撐女子高中的是照亮黑暗的那道“光”。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高一剛進校的第一課，校長并不直接談高中階段的專業學科，而是讓我們抄寫黨章。”就讀于南方醫科大學的畢業生鄧婕回憶，“經過高中三年紅色文化的熏陶，我變得堅強獨立、吃苦耐勞、勤奮勇敢了。”

　　這是張桂梅的“特殊教育”。

　　張桂梅在探索中制定了“唱紅色歌曲、憶紅色歷史、讀紅色著作、記紅色名言、看紅色影視、塑紅色課堂、辦紅色校報”等教育教學方針，堅持每周開展“五個一”黨性教育活動(一律佩戴黨徽上班、每周重溫一次入黨誓詞、每周唱一支革命經典歌曲、每周開展一次黨員理論學習、每周觀看一部具有教育意義的影片)，她努力“讓教育走得更深更遠”。

　　“有人說我愛崗敬業，有人說我瘋了，也有人說我為了榮譽。有人不理解，一個人渾身是病，卻比正常人還苦得起。支撐著我的，是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使命，讓我直面這片熱土時，心里不愧。”張桂梅說。

　　一個叫何先慧的女孩，對11年前的那一幕記憶猶新。

　　20__年，華坪縣中心鎮河東村，張桂梅來到學生何先慧家里家訪。看到何先慧的媽媽衣著單薄，在地里割韭菜，張桂梅把身上穿的新棉衣脫給了她。知道這件事后，何先慧的眼眶濕潤了。她家境貧困，初中畢業后沒錢上高中，是華坪女高接納了她。

　　現在，何先慧已經是一名中學教師。每到周末，她就會去華坪縣兒童福利院幫忙。只要張老師打一個電話，她就會無條件支持。因為她知道，張老師播撒的愛，在流動和傳遞……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9

　　原先在電力小草志愿服務隊時，唐潔就時常聽說錢海軍。20__年，唐潔被調往錢海軍團隊，如愿以償地和“偶像”共起事來。如今，志愿服務中心在冊志愿者達1200余名，累計開展服務超3萬余次，服務時長超21.3萬工時，從一個錢海軍到“人人都是錢海軍”。

　　胡群豐，團隊里第一個登記人體器官捐獻，全國捐獻編號是410;周豐權，義務捐血10多年，累計獻血量60000毫升，相當于12個普通成年人的全身血量;王軍浩，總是第一時間認領任務，就連孩子高考期間都能隨叫隨到……

　　隨著規模擴大，錢海軍主持制定了標準化管理手冊和服務手冊，對團隊組織建設、服務內容、服務流程、管理程序和考核評比等進行細化、量化和標準化，提高公益慈善內部治理水平。志愿服務中心除了“千戶萬燈”，還推出了“星星點燈”未成年人社會體驗、關愛空巢老人“暖心行動”“燈亮萬家”表后線維修服務等6個志愿服務項目。

　　“我服務過的一位新四軍老戰士曾說，當年他是扛著槍沖在前面打鬼子。”錢海軍說，“現在我是拎著工具箱沖在前面為人民服務。”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10

　　20__年8月，湖南省政府批復同意炎陵縣等5縣脫貧摘帽。炎陵縣為全省第一批脫貧的縣，不少干部直呼“沒想到”。

　　“炎陵脫貧摘帽，是我們向20萬老區人民兌現的一個莊嚴承諾，是向長眠在這片紅土地3萬余名革命先烈英靈奉上的一聲真情告慰。”黃詩燕曾說。

　　脫貧，黃詩燕帶著大家干。20__年起，黃詩燕聯點幫扶大源村，幾乎一個月進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見黃書記到村里來。一個七品官，每個月都進來村里，不容易!”村民曾昭華老人說。

　　道路硬化、電網改造、路燈安裝、自來水，圖書室…幾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產生活上的困難，黃詩燕都盡力去協調解決。如今，大源村青山環繞，新居白墻黛瓦掩映在綠樹叢中，水泥路直通農家院，果樹遍布山間，猶如一幅山水畫。這個霞陽鎮最偏遠、最落后的大村，成了遠近有名的風景村。

　　村民們沒想到，黃詩燕最后一次下村，竟是他們與黃書記的最后一面。“這樣的書記，少見，難得!”村民們說。

　　扶貧攻堅是黃詩燕眼里的頭等大事。山高不如腳背高，路長沒有腳板長，這是黃詩燕經常說的一句話。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時間，黃詩燕走遍每一個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個村他都去過，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周在村里走訪貧困戶。”炎陵縣民政局局長吳集會說。

　　黃詩燕帶著同事們，堅持以發展產業、增加收入作為脫貧的關鍵，圍繞特色農業、生態工業、文化旅游“三大支柱產業”持續發力。吳集會給記者算賬：黃桃、白鵝、菌類等特色農業帶動6548戶21701名貧困人口戶均年增收6800元;綠色工業帶動2692名貧困人口人均年增收2.5萬元;39個全國鄉村旅游扶貧重點村、48家休閑山莊、354家“農家樂”帶動2112名貧困人口人均年增收1.8萬元……

　　脫貧攻堅傾注了黃詩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貧產業選擇、重大文件制訂、重要舉措出臺，小到貧困戶建檔立卡手冊，他逐一梳理、逐一審定。

　　縣委辦副主任陳德望說，在脫貧攻堅戰場上，黃詩燕既是一線總指揮，又抓鐵有痕，踏石留印。連一本扶貧手冊，他都細致入微研究設計。

　　過去為壓實扶貧干部責任，表格較多，包括扶貧手冊、收益核算卡、貧困戶退出確認書等，加重了基層扶貧干部的文案負擔。黃詩燕很早提出來，化繁為簡，把多如牛毛的表格壓縮為一本簡潔明了的手冊，涵蓋脫貧攻堅方方面面內容。扶貧部門完成手冊初稿后，黃詩燕和相關部門一起，一行一行對照檢查，字斟句酌討論每項內容。“從20__年到現在，炎陵都在用這本手冊，國家、省里來評估考核，都說這本冊子做得好。”

　　20__—20__年，炎陵全縣累計脫貧6647戶22907人，54個貧困村全部退出，貧困發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過省核查評估，在全省5個同類縣中，貧困發生率最低，為0.6%，群眾認可度最高，為98.49%;當年6月，炎陵縣通過國務院專項評估檢查，錯退、漏評“零反饋”。

　　8年多時間，炎陵解決了15000多戶農村居民住房安全保障的問題，新修或改造800多公里道路，全縣群眾都用上了安全的飲用水。

　　如今，在炎陵，最舊的是縣委大院，最漂亮的是學校、醫院。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11

　　有一名四年級學生平時聰明活潑，課堂表現也很積極，但始終對學習提不起興趣。老師們通過數據分析和課堂觀察發現，他做題時會出現長時間的停頓，原因是思想開小差，注意力不集中。找到問題后，老師告訴這名學生，老師觀察發現他很適合學射擊，鼓勵他去上射擊課。

　　射擊十分有利于注意力訓練。經過一個學期的射擊課程，這名學生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得到了極大改善。

　　在盧灣一中心小學，像這樣被“云課堂”改變的學生還有很多。

　　吳蓉瑾愛學生，關心他們的健康成長，也重視培養他們的家國情懷。

　　20__年，帶領學生們去中共一大會址參觀學習時，吳蓉瑾發現，“學生的眼色是散的”。她感覺，如果一個中國孩子不能了解中國的歷史，甚至于對中國共產黨都不熟識，是一件可悲的事。

　　吳蓉瑾因此決定創辦一個講的內容學生能聽得懂的紅色小講解員社團。她還特地請專業講解員到校教第一批的15名小講解員篩查信息、寫講解稿。同年暑假，小講解員們迎來了自己在中共一大會址的第一次單人講解。

　　吳蓉瑾至今還記得，那天天氣炎熱，中共一大會址沒有空調，小講解員的額頭冒著汗，后背也濕了。現場有位老先生一邊拍照，一邊贊嘆，“這很好，這樣的故事可以一代代傳下去，祖國江山未來有人”。

　　16年來，孩子們的講解已從普通話版擴展到了滬語、英語、快板書、連環畫等方式。這個以孩子之口、從孩子視角講故事的社團，至今已在近千場的講解中服務數萬人次，紅色種子已然在孩子們的內心生根發芽。

　　談及自己為什么當老師時，吳蓉瑾回憶，6歲上小學時，父母由于單位比較遠常常不能按時接她放學，無數個傍晚是老師給了她母親般的關懷，她也因此學會了呵護和愛。16歲進師范，是老師教會了她寬容和鼓勵。26歲在工作中，校長教會了她細致和尊重。她就像花蕾一般汲取著養料，生長并綻放。

　　“從當年到今天乃至將來，我想我每天能如此不知疲倦、永葆激情地投入工作，那是因為我知道，身為人師，哪些事情是我必須做的。這是我的一份責任，而這份責任已經融入到我的血液里，并且化作一腔的熾熱情感。”吳蓉瑾深情說道。

時代楷模王紅旭事跡個人心得 篇12

　　清晨，陽光灑滿房間，晨光的映照下，一件老式軍裝上閃耀著金色。那一枚枚熠熠生輝的獎章、紀念章，陪伴了老人數十年。這里是遼寧省丹東市光榮院的特護區房間，也是96歲的志愿軍老戰士孫景坤的“新家”。

　　退伍以來，孫景坤曾一直把沉甸甸的軍功章壓在箱底，60多年扎根鄉村，帶著村民改變家鄉貧困面貌。后來，孫景坤的英雄往事才逐漸被人了解。這位默默無聞的老人，曾在戰火紛飛的朝鮮戰場上立下了赫赫戰功。

　　南北征戰

　　留下20多處傷疤

　　“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剛從海南島戰場撤回的孫景坤和戰友們星夜兼程，集結安東(今遼寧丹東)待命。

　　部隊駐地離家鄉不到2.5公里，步行也就20分鐘，已經兩年沒見親人的孫景坤卻從未提出回家看看。直到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初期，孫景坤與敵人激戰受傷后被送回國內治療養傷期間，他才告假匆匆回了一趟家。隨后，孫景坤不顧腿傷尚未康復，再次奔赴前線。

　　回憶起自己一生中最難忘的戰斗，孫景坤眼噙淚花。老人說：“那場激戰下來，好多戰友都犧牲了，陣地上最后只剩下我們4個人。”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后，孫景坤所在部隊人員傷亡慘重，陣地三面處于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

　　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上手榴彈和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前去增援。幾次反撲失敗后，敵人開始逃竄。孫景坤便趴在交通溝的麻袋上，擊斃了21個敵人。整場對戰中，敵人一共組織了6次反撲，都被志愿軍戰士們打退下去。

　　陣地穩固下來了，可參加戰斗的志愿軍戰士傷亡慘重。孫景坤說，這么多年，他最懷念犧牲在戰場的戰友。

　　孫景坤用行動踐行了誓言。戰爭在他身上留下20多處傷疤。“現在腿上還有一顆子彈沒取出來。”孫景坤指著腿上一塊已經變黑的皮膚說，“有一次戰役，我中了兩槍：一槍打在手上，一槍打在腿上，后來腿連帶腳上的肉都爛了。”

　　南北征戰，孫景坤立下赫赫戰功，先后榮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并被授予解放東北紀念章、解放華北紀念章、解放華中南紀念章、解放海南島紀念章和抗美援朝一級戰士榮譽勛章。

　　回鄉務農

　　深藏功名造福桑梓

　　1955年初，孫景坤復員后主動放棄到城市工作的機會回鄉務農。他將組織關系交給村黨支部，退伍手續交給地方民政部門，對自己的功績只字未提。回鄉第三天，孫景坤就拿起農具到生產隊勞動。

　　回鄉務農后，孫景坤從不主動向別人提及自己的榮譽，更沒有借著榮譽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就連他的兒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只知道父親是一名老戰士、上過戰場，對他所獲的榮譽一無所知。“當年那么多戰友在他面前倒下，他不愿回憶那段經歷，那是他心里永遠的痛。”大女兒孫美麗在與父親的交流中，逐漸理解了老人的心思。

　　從戰斗英雄到普通農民，變化的是身份，不變的是堅守。經歷過戰場的孫景坤，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后來，孫景坤當上丹東市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生產隊隊長。“別小看這個職務，這需要極好的口碑和群眾的信任。”山城村黨支部書記邱大鵬說。那時候，村民們并不知道孫景坤曾立下赫赫戰功，可大家都覺得，他是黨員，上過戰場，政治上過硬、靠得住。

　　英雄卸甲，心底的沙場氣概卻從未褪去。孫景坤帶領鄉親發展農業生產，建設鄉村，并組織村民先后成立了共同致富小組、扶貧致富小組，徹底改變了家鄉的面貌。

　　山城村的一條河常年發水，孫景坤與鄉親一起攔河造田，改造耕地，建起了簡易大壩。“當時，沒有機械化設備，孫景坤就帶頭用土籃挑、用肩扛運送土石，每天起早貪黑，一干就是幾個月。”山城村婦女主任劉玉慧回憶說，雖說是簡易壩，但在當時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農田，也保住了集體財產。

　　淡泊名利

　　從不計較得失

　　戰爭年代，孫景坤征戰沙場，經常幾天幾夜吃不上一頓飽飯，患上了嚴重的胃病，每次犯病，他只是吃兩片藥頂一頂。幾十年間，孫景坤都按規定數額報銷藥費，從沒提過其他特殊要求。

　　孫景坤之前住在大女兒孫美麗家。他們住的房子年久失修，每逢外面下大雨，家里就會下小雨。房子冬冷夏熱，老人歲數大不扛凍，夏天有時還需要穿棉襖，但他常說：“和當年在坑道里相比，現在的苦又算得了什么。”

　　“按理說，父親有能力為我們兄弟姐妹安排好一點的工作，可他卻從不向組織開口。我在生產隊干活，隊里見我勤快，把我的工分從4分漲到了7分。他知道后，專門開會批評了組長，并要求把我的工分降下來。”孫美麗說，年輕時她對父親有很多抱怨，可隨著年歲漸長，她漸漸明白：經歷過生死的父親，總想回饋社會更多。

　　多年來，孫景坤主要靠參加生產勞動獲得的收入養家，除了政府每年發放的優待撫恤金，他一分錢也不向國家多要。

　　村里有人說：“老孫，你參加革命帶回一身傷疤，卻沒有得到什么好處，太吃虧了。”孫景坤回答：“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沒想過什么叫好處，什么叫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