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日經濟關系研究

　　中日經濟關系不斷擴大

　　在貿易方面，中日貿易額從1972年的10.4億美元增加到20xx年的877.5億美元，20xx年間增長了80多倍。從1993年至20xx年，日本已連續九年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其中，在日本的進口方面中國將在近期成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最大的進口對象國;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對中國(包括香港)的出口將在20xx年首次達到對美出口的一半左右。從貿易結構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等資源和農副產品等初級產品，以換取日本的機械設備、汽車、家電、鋼材等。進入90年代后，工業產品出口占中國對日出口的比重持續上升，在20xx年達到81.8%，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占31.5%，機械、儀器儀表占27.2%，在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工業品中，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產品占了相當大的比重。

　　在直接投資方面，截至20xx年日本向中國投資企業達22370家，累計協議金額約441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約327億美元，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對華直接投資國。日本企業擴大對華直接投資，直接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對華出口。在華日資企業產品大量返銷日本，又促進了中國價廉質優的紡織品與服裝、機電類工業品的對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費者獲得實際利益。這種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早在90年代前中期就已形成，隨著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恢復增長，這種良性循環再次在更高層次上展現。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的對日直接投資也開始有所增長。

　　截至20xx年7月底，日本政府累計向中國承諾提供日元貸款28292億日元，安排建設186個項目，中國實際使用日本政府貸款約19000億日元，約90個項目已建成投產。日元貸款一方面促進了有利于兩國貿易和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對擴大兩國經貿合作起到了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又通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國內市場擴大而對推動兩國經貿合作作出了間接貢獻。既然發展經貿合作是給雙方帶來好處的“雙贏”事業，日本對華ODA顯然也是對中日雙方都帶來好處的“雙贏”事業。

　　中日經濟關系意義重大

　　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充分證實了中日經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和“互需性”(互有需求)。目前，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紡織等輕工業品和一般耐用消費品等，而日本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主要是高技術產品，這說明雙方相互出口的品種依然處在不同的附加價值層次上。至于在第三國，比如美國的市場上，中日兩國對美出口中形成競爭關系的產品比重大約只有16%。

　　由于這種互補性的存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也首先成為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機遇，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和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產品以及轎車等耐用消費品的對華出口正在明顯增長。例如今年1～5月日本的轎車對華出口比上年同期增加59%，攝像機增加72%，食品增加23%。事實正在應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預測，即日本是除中國外、由于中國加入WTO而獲得好處最大的國家。與此同時，在西部大開發和20xx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的背景下，日本的建設材料對華出口也有所增加，例如今年1～6月日本的水泥對華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長37%左右。

　　從歷史變遷看，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正是周恩來所說的從“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到“工業中國，工業日本”這個歷史轉變過程的生動反映。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進展，盡管中日在部分工業品方面形成了競爭關系，但中日間貿易量不是縮小了，反而在迅速擴大，這正好印證了周所說的，“假如永遠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那么關系是不能搞好的”，“只有中國工業化和日本工業化，才能和平共處，‘共存共榮’”。

　　從兩國經濟關系發展的效果看，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有利于促進兩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擴大兩國先進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增進兩國廣大人民的利益。總之，立足于“三個代表”理論的中國人，積極肯定中日經濟關系發展已經取得的成果和進一步發展兩國經濟關系的重要意義。

　　從地區乃至全球范圍看，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是經濟全球化潮流在中日兩國間的具體體現，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中日經濟關系已發展成為該地區日趨興起的網絡型經濟與國際分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在“中國制造”的最終產品中，包含著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術零部件等中間產品。作為世界上最大鋼鐵生產國(按產量計)的中國每年仍要從日本進口大量高級鋼材。中國信息化的進展也導致日本生產的中間產品對華出口的增加，例如20xx年度東芝在中國銷售額的大約40%是面向中國家電企業的半導體等電子器件。在電視機領域日本專門生產高清晰度電視機，而中國專門生產標準型電視機，其單價相差懸殊。而作為中國大宗出口產品的標準型電視機當中，占電視機成本一半以上的顯像管幾乎都是由日資企業生產的。而日資企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就要向日本總公司支付紅利、利息及專利使用費等，這又成為日本企業開發新的、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重要資金來源。從宏觀經濟看，在日本經濟低迷的形勢下，對華出口動向正在成為左右日本景氣的重要因素。如果日本面向中國的出口年均增長15%，那么，到20xx年日本對中國(包括香港)的出口將與對美出口持平，這意味著支撐日本經濟增長的“外需”當中的“中國因素”的分量將日益接近“美國因素”的分量。總之，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已給中日雙方都帶來了巨大好處，中日經濟關系已經成為整個中日關系中最活躍、最有理性的部分，中日經濟關系發展這個事實本身成為對所謂“中國威脅論”最有力的駁斥。

　　還需指出，如果不是拘泥于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經濟全球化的視野放眼東亞大地，那么，一幅世界性的工業密集地帶的生動畫面便清晰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它既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還包括韓國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這意味著在歷史上作為特殊國家的特殊現象的、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工廠”到了當今經濟全球化時代已經過時。在生產力方面，東亞工業密集地帶的形成與在生產關系方面東亞各國產業國際分工的深化，正在形成為奔向東亞經濟機制性合作的兩大潮流。

　　中日經濟關系的今后課題

　　現在，IT業界的人們喜歡講solution(解決方案)，如何使中日經濟關系在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成為兩國經濟各自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今后中日經濟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其中，發展兩國間的金融、貨幣合作以促進日本雄厚的民間資金與中國豐富的事業機會的結合(這被稱之為“中日經濟互補性的最突出方面”)，緩解匯率波動對兩國經貿關系的負面影響并預防潛在的金融危機;在加強兩國大企業之間的合作的同時重視加強兩國中小企業的合作;共同開發兩國民間企業能充分取長補短的實業模式;設計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與民間企業的對華直接投資的巧妙組合等等，有可能成為促使中日經濟關系發揮“雙贏”效果的一些重要思路。同時，也要將中日經濟關系放到東亞地區之中來考慮，通過發展兩國合作共同推進東亞地區合作，不僅要力爭“雙贏”，而且要力爭“多贏”。

　　如果說，迄今的中日經濟關系主要還是“工業化時代型”的關系，那么，當前的課題是如何發展“信息革命時代型”的中日經濟關系，這包括加強信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中日合作，加強中日軟件業的合作，提高電子商務在中日貿易途徑中的地位等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日兩國都是“改革中國家”，今后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兩國改革的進展：改革的滯后可能對兩國經濟關系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成為引發貿易摩擦的誘因;改革的進展則可能導致兩國經貿與兩國改革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從而對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發揮更大作用。(作者為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