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李大釗誕辰130周年心得體會感想5篇

　　他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一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撰文號召全國共產主義者“急急組織一個團體”。，李大釗被反動軍閥殺害，年僅38歲。今天是李大釗誕辰130周年，這里給大家分享一些關于李大釗的學習心得，方便大家學習。

　　20xx李大釗誕辰130周年心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其言其行充分彰顯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是激勵李大釗前行的不竭動力。4月，李大釗被捕后，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總結：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可見，為民族謀解放、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生活就是李大釗為之奮斗一生、死而無悔的初心。，李大釗投考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之所以報考該校，就是因為，“釗感于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李大釗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習，“留東三年，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留日期間，李大釗積極投入到反對“二十一條”斗爭中，站在反袁斗爭的第一線。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亦是李大釗革命思想和實踐探索的靈魂所在。，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該文既是中國人比較系統地介紹和分析馬克思學說的開山之作，也標志著李大釗已經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實際，深刻地認識到中國落后、民族衰落的原因是外國列強的入侵。李大釗認識到，廢除不平等條約，求得民族解放只是走向民族復興的第一步。他進一步闡明，中國要走向復興絕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在他看來，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走社會主義之路。

　　李大釗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探究，絕不是書齋式的純學術研究，而是堅持以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取向。為“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李大釗以大無畏精神投入到國民革命的實踐活動中。

　　當前，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中，學習和繼承李大釗為堅守初心、踐行使命而進行奮斗和犧牲的精神，具有重大的現實啟示意義。

　　第一，堅定理想信念之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堅定的理想信念，必須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李大釗之所以能夠做到初心不移，首要原因就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有著深刻理解和認同，并在此基礎上通過深刻把握歷史發展規律，實現個人的理想信念與歷史發展規律相一致。從而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說的，為理想信念“勇往奮進以赴之”“癉精瘁力以成之”“斷頭流血以從之”。在實現偉大夢想進程中，廣大黨員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應學習李大釗精神，堅定理想信念之心。

　　第二，筑牢對黨的忠誠之心。對黨絕對忠誠是黨員首要政治本色和政治品質。在創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過程中，李大釗以奉獻精神表現出了對黨的忠誠。為解決黨組織經費緊張這一現實問題，他當眾宣布每月從個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為黨組織活動經費。在獄中，面對敵人的審訊，李大釗保守了黨的秘密，嚴守了黨的紀律，充分展現了他對黨忠誠的品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條件下，為了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全體黨員干部都應學習李大釗精神，筑牢對黨的忠誠之心。

　　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黨的領導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穩、靠得住，對黨忠誠老實、與黨中央同心同德，聽黨指揮、為黨盡責。

　　第三，修煉一塵不染的干凈之心。李大釗的一生雖然短暫，但他始終堅持修煉自己一塵不染的干凈之心。在物質生活方面，李大釗始終堅持過“簡易生活”。

　　不僅如此，李大釗更加注重修煉自己一塵不染的思想道德。李大釗一入北大即加入蔡元培發起成立的進德會。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年長他6歲，是其祖父為其包辦所娶。李大釗始終對夫人溫柔體貼。

　　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我們共產黨人更應該強化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塑造，在廉潔自律上作出表率。可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廣大黨員干部都應該學習李大釗精神，在物質、精神等方面自覺修煉一塵不染的干凈之心。

　　第四，永葆投身偉大事業、不斷奮斗的擔當之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首先就必須求得民族解放，即“打倒帝國主義，恢復平等地位”。當然，完成這一偉大事業是充滿危險的。為此，就必須永葆投身偉大事業的擔當之心。李大釗對于自己因此可能遇到的危險、受到的迫害，毫不在意，“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在新時代，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這在客觀上也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如李大釗一般，永葆勇于投身偉大事業的擔當之心。

　　李大釗為實現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付出了艱巨的努力，并因此獻出了自己生命，是廣大黨員干部永遠學習的榜樣和楷模。

　　20xx李大釗誕辰130周年體會

　　“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余的東西，什么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今天，是李大釗誕辰130周年。一百年以前，革命的炮聲響徹俄國，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帶著激動的心情，寫下了這番慷慨激昂的文字，從此，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華大地上廣泛傳播。如今，在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內，一座古樸而莊重的李大釗烈士陵園埋葬了這位改變中國革命的先驅者。

　　李大釗烈士陵園修建于1982年，是為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烈士而建立的。

　　從萬安公墓的大門沿著道路向前走，路旁的玉蘭正含苞待放，穿過一片輕松翠柏之后，便來到了烈士陵園的正門。陵園座西朝東，是在30年代萬安公墓主體建筑的基礎上改建的，牌樓式的園門，上懸掛李大釗烈士陵園匾額。對著園門是李大釗漢白玉立式雕像，雕像背后是李大釗烈士及夫人趙紉蘭墓地。墓碑上銘刻著鄧小平題寫“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背面題寫的是由中共中央撰寫的《李大釗烈士碑文》。

　　李大釗，1889年出生在河北樂亭縣。早期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回國后，他積極投身于新文化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隨后，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和演說，并積極籌劃組織建立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李大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負責中共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在他的奔走之下，國共兩黨共同組建了革命統一戰線，團結各界群眾，擴大革命勢力，促進了北方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政府統治運動的蓬勃發展。

　　由于革命形勢日益高漲，李大釗的名聲也越來越大。北洋軍閥多次通緝、抓捕他。3月底，李大釗等人接受蘇聯同志的建議，將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機關遷入位于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內，卻依舊沒能沒能逃脫奉系軍閥的追捕。4月6日，北京軍警突襲蘇聯大使館，捕去李大釗等人。在獄中，他受盡各種嚴刑拷問，始終堅貞不屈、大義凜然。

　　宣判后，李大釗視死如歸，首登刑架，神色不變，從容就義，時年38歲。李大釗壯烈犧牲之后，他的靈柩曾在妙光閣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直到1933年，在北大13位發起人的募捐之下，李大釗才得以在北平西郊的萬安公墓入土為安。

　　1982年，中共中央決定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在移靈的過程中，還發現了1933年一起下葬的一塊墓碑，如今，這面刻有“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字樣的墓碑，也被移到了陳列室中展出。

　　20xx李大釗誕辰130周年感想

　　10月29日，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誕辰紀念日。日前，紀念李大釗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重溫李大釗光輝的一生，最亮麗的底色是奮斗，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不怕困難犧牲。

　　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李大釗曾說，“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李大釗原名耆年，字壽昌，十幾歲時，他痛感日俄戰爭以中國領土為戰場，發憤獻身救國事業，于是改名大釗，字守常，意思是：對自己永恒鞭策，不求長壽，但求終身奮斗。為了革命，他放棄了書齋學者的安逸生活，在被敵人通緝時，親友們都勸他離開北京，但他為了工作堅持留下。被捕以后，他嚴守黨的秘密，獨力承擔全部責任，竭力掩護同時被捕的青年，最終英勇就義。生前，他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黨的事業，用于接濟他人，以致其“生時僅可供家食，歿后則一貧若洗，棺槨衣衾，皆為友助”。

　　革命先驅播下的火種早已在祖國的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他們的偉大人格和崇高風范則永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史冊。100多年前，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倡導會員以“奮斗、實踐、堅忍、簡樸”為人生信條。這八個字，值得后人永遠銘記傳承。

　　20xx李大釗誕辰130周年有感

　　李大釗精神，曾影響和感召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代人，在改革開放，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仍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需要我們去學習、研究、傳承和發揚。下面，從四個方面談談李大釗精神及其現實意義。

　　一、堅定共產主義信念

　　李大釗對共產主義具有無比堅定的信仰。李大釗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帝國主義列強肆意瓜分中國，反動軍閥統治暗無天日，中華民族處于危亡時刻。李大釗同志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百折不撓地苦苦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以極大的熱情對其進行研究和宣傳，呼吁同胞們歡迎“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⑴，注意傾聽來自新俄國的消息，把中國馳入世界進步的航道，“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⑵ 。 11月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更是給中國輿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中稱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之先驅”，預言將來之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通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認識到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一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到要實現國家的獨立、民族的振興，中國非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可。

　　李大釗不斷尋求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真理。當他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真理后，便成了堅定地信仰和勇敢地捍衛這一真理的先鋒。當封建軍閥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洪水猛獸加以禁絕，一些社會名流也喋喋不休地宣揚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時候，李大釗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時代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 ⑶，也是拯救中國的導星。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李大釗傾其丹心碧血英勇奮斗，至死不渝。正如在《在李大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表述的那樣：李大釗對共產主義具有無比堅定的信念。為了實現這個崇高的理想，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說的，“勇往奮進以赴之”，“癉精瘁力以成之”，“斷頭流血以從之”。

　　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為之努力奮斗的最高目標，是克服一切困難爭取勝利的精神支柱，是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力量源泉。 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已經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李大釗等革命先驅為尋找中國富強之路所作的歷史選擇是完全正確的。當前，我國社會正處在又一個重大轉折關頭，隨著改革的日益深化，在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日益活躍和豐富的同時，一些落后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也乘機而入侵蝕人們的思想，給我們黨員和干部的思想帶來嚴重沖擊。這一切，都迫切要求共產黨員必須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堅固防線來抵御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始終保持政治上的堅定不移。

　　我們學習李大釗同志，就是要認真學習他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深入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深入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樹立科學發展觀，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增強黨性觀念，堅定理想信念，始終保持和發揚黨的先進性。

　　二、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

　　自古以來，中國的優秀知識分子就有關心國家命運的傳統。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李大釗正是繼承和發展了這個優良傳統。正如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所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對祖國的摯愛同對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命運的真切關懷結合在一起，是李大釗愛國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

　　李大釗關愛人民，對無產階級的認識高于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早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他便寫下了《隱憂篇》《大哀篇》等文章，發表自己的政見，對“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的黑暗現實感到哀痛和憂慮。以人民大眾代言人的身份來揭發舊制度的禍害并投身于爭取變革的斗爭。隨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和對中國革命實踐活動的思考和總結，他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⑷ 他不僅重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先鋒作用，直接從事工人運動，而且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積極發動和組織農民斗爭。在他開始向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時，他就寫過《青年與農村》一文，認為只有把黑暗的農村變成光明的農村，中國的民主主義才算有了根柢和泉源，因而號召革命的青年到民間去、到農村去。后來，他在《土地與農民》等文中，更對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與革命者深入農村的必要性等作過相當深入的論述。他說過，革命者要關心水深火熱中“倒臥著幾千百萬倒懸待解的農民”，要“去導引他們走出這個陷溺，轉入光明的道路”⑸。在領導北方工農革命運動的實踐中，李大釗經常深入鐵路、礦山、農村、牧區做群眾工作，使黨的影響在人民群眾中不斷擴大。

　　在短暫的38年人生歲月中，李大釗對于黨的事業始終是兢兢業業、踏踏實實、認真負責。雖然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常常要夜以繼日地工作，但并不因之而有所馬虎。他對于黨的重大決議的貫徹，必定要親自檢查以至親自參加。許多群眾的游行示威活動，他常常是親自帶頭。在“三一八”慘案中，他就走在群眾請愿隊伍的最前列。當慘殺發生之后，他雖然頭部受傷，仍然鎮定地指揮群眾轉移，堅持到最后才離開現場。在到間，北洋軍閥曾經幾次下令要逮捕他，環境日益險惡，但他仍然在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心——北京堅持領導人民的革命斗爭，拒絕了一些關心他安全的人勸他離開北京的意見。在敵人的監獄中，面對酷刑的折磨，他始終嚴守黨的秘密，維護黨和革命的榮譽，直至舍生赴死，從容就義，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寶貴的生命。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涌現了任常霞、牛玉儒、常壽祥等一大批新的時代先鋒，他們像李大釗那樣忠于黨、忠于人民，在平凡的崗位上創造出非凡業績，也為人民所愛戴和敬仰。但是在當前社會中，也有部分人依然存在“在崗不愛崗，就業不敬業，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不良現象和脫離人民、講求享受的壞風氣，這些壞風氣對當今和諧社會的建設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我們學習李大釗精神，就是要學習他那種對黨和人民群眾的赤子情懷，要始終牢記黨的宗旨，按照“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要求，切實解決好“為誰執政、怎樣執政、靠什么執政”的問題，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千方百計實現好、維護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我們的宗旨，像李大釗那樣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無限忠誠。

　　三、鑄造崇高的道德情操

　　在李大釗的身上，凝結著中華民族的許多美德，體現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這一切更得到了升華，達到了新的高度，他為人忠厚、謙和、質樸，為士林所公認。同時，他又有很強的原則性。在危急關頭，從不退避，總是挺身而出。在遭敵人通緝時，親友們曾勸他離開北京，他為了工作，堅持留下。被捕以后，面對敵人的酷刑，他不僅嚴守黨的秘密，而且獨力承擔全部責任，竭力掩護和解救同時被捕的青年。李大釗認為大丈夫“道義可守，節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氣，利祿不能動其心，處固能安其樸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間，全無愧怍也。”⑹他一生自奉儉約，生活刻苦，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黨的事業，用于接濟他人，以至北京大學發薪水時不得不預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于他的夫人，以免他的家庭斷炊。他“生時僅可供家食，歿后則一貧若洗，棺槨衣衾，皆為友助”⑺。正因為如此，不管是同志、朋友還是敵人，對他的人品，都不能不由衷地佩服。凡是與他接觸過的人，都給予他極高的評價。他與孫中山接觸后，孫中山說李大釗“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是他“特別欽佩和尊敬”的人。一些同時代人也說李大釗是“宅心長厚之良友”，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完人”，“不論他的思想，他的行動，他的為人，他的待友處家，都是無可訾議的”⑻。 1933年，即在李大釗就義6年后，他的生前好友，北京大學教授王烈、何基鴻、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適、馬裕藻、馬衡、傅斯年、蔣夢麟、樊際昌、劉復、錢玄同等，為公葬這位英烈募資立碑。劉復(劉半農)撰寫的碑文稱李大釗“理致謹嚴，思度宏遠，見者稱道”;“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為學不疲，誨人不倦，是以從游日眾，名滿域中”。

　　李大釗曾親筆書寫過一幅對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送給他的親人和朋友。這幅對聯的原作者是明朝的楊繼盛，原文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楊繼盛是嘉靖進士，曾任兵部員外郎，因彈劾奸相嚴嵩下獄，受盡酷刑后被殺，是明朝的著名志士。李大釗出于對古代仁人志士的景仰特地選擇這幅對聯，并巧妙地將原聯中的“辣”字改為“妙”字，使其別具韻味。這幅對聯，可以說是李大釗一生的生動概括和真實寫照。有人借這幅對聯把李大釗稱為“道德文章之楷模”。對于李大釗的高尚道德情操，曾這樣評價：“在李大釗的身上，充分地體現了共產主義者的偉大的獻身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的偉大的人格，永遠是一切信仰馬克思主義、立志為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而獻身的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學習的楷模。”⑼

　　現代社會，受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金錢至上、拜金主義等腐朽思潮沉渣泛起，嚴重影響和敗壞了社會風氣。少部分人內心深處的羞恥感和罪惡感逐漸淡化以至消失，沒有了負罪感、內疚感、懺悔意識，不講公德也不講私德。在許多時候，甚至愛憎不明，善惡不辨，是非不分的現象還存在。與此同時，損人利己、見利忘義、違法亂紀、驕奢淫逸等惡劣現象被一些人引以為時尚，而對于廉潔奉公、為人民服務、艱苦奮斗等優良傳統作風有些同志卻“羞于啟齒”。面對這種是非、榮辱顛倒的現象，重溫李大釗崇高的道德精神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學習李大釗精神，就是要學習他這種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質，要不斷加強人格錘煉和道德修養，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利于人民的人。始終牢記“兩個務必”，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四、弘揚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

　　對于生命的意義，李大釗看得非常透徹。在《犧牲》一文中，李大釗指出：“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短短的幾句話，反映了李大釗無產階級的人生觀和為高尚事業敢于壯烈犧牲的革命氣節。

　　李大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這種奉獻不僅僅是節衣縮食、無私助人，也不僅僅是拿出自己的薪水做黨的活動經費，而是絞刑架前用生命捍衛真理的大無畏，是“大節凜不辱”“浩氣貫長虹”⑽的革命氣節。李大釗被捕后在獄中二十多天，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堅貞不屈;對敵人的各種利誘，嚴詞拒絕;對同時被捕的妻女，絕口不提家事，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

　　我們學習李大釗精神，就是要像他那樣，樹立無私奉獻的理念。不怕困難，不畏艱險，不計較個人得失，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要以高度的事業心和責任感，牢牢把握第一要務，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全身心投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要深入學習貫徹黨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政策，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不斷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順應時代潮流，擔當歷史重任，開創改革和建設的新局面。尤其是共產黨員，更應該堅守我們對黨許下的諾言：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李大釗同志離開我們已經整整80周年了，但是他宣傳馬列、誨人不倦的音容宛在，他的思想和業績已成為革命史上的豐碑，他的精神將成為鼓舞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不竭動力。前不久，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書記趙勇同志到李大釗故鄉調研時指出，要大力弘揚李大釗精神，以大釗同志氣吞山河的氣概來激勵我們更快地發展, 要以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謀劃和推進樂亭跨越式發展，把樂亭建成全國一流的工業強縣、全國一流的農業富縣、全國一流的海洋經濟大縣、全國一流的文化名縣。 新的時期，黨和人民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今天，我們紀念、緬懷李大釗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對共產主義具有堅定的信念，學習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無限忠誠的赤子情懷，學習他的革命氣概和高尚品質，學習他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大公無私的獻身精神，繼承和發展他的思想遺產，從中汲取強大的精神力量，萬眾一心把大釗的故鄉建設得更繁榮、更美好。落實科學發展觀，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推向新的更大的勝利。

　　20xx李大釗誕辰130周年學習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李大釗對中華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與思考，努力探求中華文化繼承與發展的路徑。他關于傳統文化的價值、對于中華文化的自信、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辯證關系等認識，是黨的歷史上的寶貴思想財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

　　李大釗自幼年始即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對中華文化有著深刻的認知。自會說話始祖父李如珍便教其讀《千字文》《三字經》等啟蒙讀物。1895年李大釗入私塾，開始接受正規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前兩位塾師皆以博學聞名鄉里，第三位老師是出自國子監的鴻儒黃玉堂。他們的悉心教導使李大釗成為頗有名氣的“文童”。李大釗熟讀《四書》《五經》等儒學典籍，“寫的一手好詩文”(許全興：《李大釗哲學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打下了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清政府實行新政后，各地紛紛創辦新式學堂。李大釗進入新式學堂永平府中學。在這里，他開始接觸西方科學知識，同時也繼續研習儒學典籍，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認知不斷加深。

　　正是由于長期系統的學習和對中華文化的深刻認知，奠定了李大釗文化觀的基礎。在李大釗看來，中華文明對于世界文明“已嘗有偉大之貢獻”(《李大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312頁)。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無論是儒家思想和完善的制度體系，還是科技發明和中醫藥學，都成為世界文明寶庫中璀璨奪目的珍寶。中華民族有著自強不息的文化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雖歷經劫難但中華文明從未中斷，正如李大釗所說“天道未改，種姓猶存”(《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244頁)，其中飽含著他對中華文化深深的自信和褒揚。

　　深受傳統文化濡養的李大釗一生踐行中華民族仁愛忠信的文化價值觀。他曾為北京師范大學一名學生梁容若題寫著名的“橫渠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56頁)李大釗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青年時代，面對多災多難的祖國，他便表現出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辛亥革命后，面對封建軍閥篡奪政權、共和政體有名無實的現狀，他奮力發出自己的“隱憂”和“大哀”。他憂國之所憂，哀民之所哀，始終把自己的學識與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下定決心為挽救“神州陸沉”“再造中華”而努力奮斗。

　　二

　　1913—間，李大釗到日本留學。此時的日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響，他也由此對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悟。李大釗認為東方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這是東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之點”。在他看來，博大精深的東方文明能夠融會注重物質的西方文明，“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對中華文化發展前途表現出極大的自信。

　　即使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猛烈地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封建“君學”，但他和很多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都沒有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李大釗主張“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盤否定孔子，他反對的是被歷代封建帝王塑造成“專制政治之靈魂”(《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429頁)的孔子形象，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建立現代新國家。他對孔孟學說也沒有一概否定，而是辯證地看待，以求解決中華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問題。他認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個人修養和符合建設現代新國家的部分，應繼續發揚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實踐”主張及“自重”的個人修養精神。“但學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274頁)。他也推崇儒家忠恕思想，甚至將其與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提并論，認為根據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學說來修身養性、謹慎自持，最終就可以“養守法循禮之習慣，而成立憲紳士之風度”(《李大釗全集》第1卷，第520頁)。盡管李大釗為著“科學”“民主”的目標迫切要求破除孔孟之道的桎梏，但他仍然認為總的來說東方這種海納百川的“靜”的文明能夠使西方人變得更深沉、更有，“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觀察”(《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

　　新文化運動時期，關于東西文化的論爭逐漸分為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派主張“全盤西化”，一派主張東方文化優于西方文化并堅持用東方文化來改造世界。李大釗則科學地規避了他們的片面性、機械性。他既不贊成激進的全盤西化論者的主張，又不贊同拘泥于傳統文化的保守派，而是理性地認識到兩種文明雖性質不同，但具有互補性。東西方文明一主動一主靜，“正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東方文明應該吸收西方文明的優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7頁)。同時，東方文明又能使西方文明除“物質”之外，增添“精神”氣質，“宜斟酌止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2頁)。他還指出，有志之士應使西洋之“動”的文明融會于東洋“靜”的文明之中，“使之變形易質于靜的文明之中，而別創一生面”(《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2頁)。李大釗對融會、調和西方文化充滿自信，這是因為他對東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認識，也與他客觀、理性的態度和辯證、科學的方法有關。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科學萬能論”也受到廣泛質疑。著名哲學家杜威(美國)和羅素(英國)都主張用東方文明抑制西方文明中的物欲、暴力和戰爭，以期“有所貢獻于世界的文明”(《學問的新問題》，《新學潮》9月)。中國許多文化界名人亦紛紛提出用東方文明來療救西方文明，例如梁啟超、梁漱溟等。梁啟超寫了《歐游心影錄》，抨擊西方文明和“科學萬能論”。梁漱溟則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了名言“世界文化的未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李大釗指出，西方這種“疲命于物質之下”的文明“不無趨于自殺傾向”(《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

　　隨著十月革命的爆發，馬克思主義迅速在中國傳播。李大釗以敏銳的眼光，深刻認識到這場革命將對二十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也從中看到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和中國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他提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俄羅斯無產階級文明”是世界“第三新文明”，且是拯救世界的憑借、法寶，“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李大釗全集》第2卷，第311頁)。李大釗在深入研究“第三新文明”后，對根據中國社會“實境”吸收、應用這一新文明解決中國的問題充滿信心。他于《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23、24頁)民族文化是“實境”的構成要素之一，只有從“實境”出發根據中國獨特的社會文化土壤、民情風俗傳播馬克思主義這一先進思想，才能真正使其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才能真正使其成為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改造中國社會的有效武器。為此他號召“把三五文人的運動”變成“勞工階級的運動”，也十分重視農民，號召知識分子去做“開發農村的事”。

　　李大釗由一位對民族文化有著深刻認知的傳統讀書人到理性地主張融會、調和西方文化，再到根據中國“實境”吸收俄國十月革命代表的“第三新文明”，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并且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不是抽象的學理和不變的教條，研究馬克思主義必須研究它“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并在這個過程中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強調正確認識國情非常重要，考慮中國的問題，是不能置國情于不顧的。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他更加重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情況下的實際運用。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社會主義“用以為實際的運動”時，它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發生“適應環境的變化”，是要在運用中加以發展的。這些思想不僅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獨特的革命道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于我們今天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