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楷模朱有勇最新心得體會范文5篇_看時代楷模發布廳朱有勇有感5篇

　　朱有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云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云南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我國著名的植物病理學專家。在全國上下埋頭苦干、萬眾一心，決戰決勝脫貧攻堅戰之際，中央宣傳部2日在北京向全社會宣傳發布朱有勇的先進事跡，授予他“時代楷模”稱號。這里給大家分享一些關于時代楷模朱有勇的學習心得，方便大家學習。

　　20xx時代楷模朱有勇事跡學習

　　在大家眼中，朱有勇是云南省農業系統唯一的工程院院士，是云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但在瀾滄縣蒿枝壩村，提起朱有勇，拉祜族群眾會抿嘴笑著告訴記者：“他是來幫我們種洋芋的。”

　　“農民院士”朱有勇身上到底有什么氣質，讓拉祜族群眾覺得那么親?一切還得從他早年立下的志向說起。

　　讓農民過好一點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云南紅河州個舊市卡房鎮，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娃。兒時農田舊景，是最吸引他的景色。廣闊的田野使他對土地與農民產生了難以割舍的眷戀和熱愛。

　　高中畢業后，朱有勇與8位同學回到農村當了知青。當他看到自己和農民們辛勤耕作一年，得到的卻只是難以糊口的收成時，朱有勇在心底埋下了自己的初心：“一定要努力，讓農民過得好一點、農業變得強一點、農村變得美一點”。

　　1977年恢復高考，朱有勇如愿考入云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專業。1996年，在完成悉尼大學分子植物病理學有關項目研究后，朱有勇不假思索地謝絕了悉尼大學教授對自己的挽留，毅然回到了云南農業大學。和國外、國內先進發達地區相比，在云南搞科研或許會有一定局限性，但云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卻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擬的。

　　朱有勇緊盯農業科技發展的關鍵性技術難題，創新性開啟了不用農藥控制病蟲害的探索之路。他的“遺傳多樣性控制水稻病害”技術在全國10個省區市推廣了6000多萬畝，并榮獲聯合國糧農組織科研一等獎，“物種多樣性控制作物病害”技術在國內外應用于3億多畝旱地作物。這兩項技術讓農藥使用量減少60%，并能增產20%-30%。由于長期與農民和土地打交道，少數民族農民群眾親切地稱他為“農民教授”“農民院士”。

　　手把手帶著老鄉干

　　剛接到瀾滄縣扶貧任務時，雖有“扶貧就要到最窮的地方去”的思想準備，但到了瀾滄蒿枝壩村，朱有勇也被這里深度貧困的狀況震驚了。

　　瀾滄主要生活著“直過民族”拉祜族，這里自然資源豐富，但因為沒有技術、沒有產業，當地群眾素質型貧困問題極為突出，農業科技成了這里最大的短板。

　　“越是艱難，科技扶貧就越有大作為。”通過調研，朱有勇帶領團隊利用專業特長，科學制定了將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的發展措施，將實驗室搬到田間地頭，在當地建立了“科技小院”。

　　正當他們決定先拿冬季馬鈴薯作示范時，現實卻給了朱有勇當頭一棒，居然有很多村民不愿意。原來，瀾滄早年曾種過核桃，因氣候、品種等原因，樹倒長得好，核桃卻沒結幾個，光竹塘鄉就有7000畝擺在那里成了反面教材。這里也有種過馬鈴薯的，但最終只收獲些小疙瘩。這個院士又來“種洋芋”，農民們擔心萬一再失敗，一家人一整年的收成就打水漂了。

　　朱院士能把“天拉長”，一時難以把村民的眼光拉長。院士這個名頭，在這樣一個偏僻村寨并沒有多大作用。“這比發期刊論文可要難多了。”朱有勇感慨。

　　在當地政府和村委會的支持下，院士團隊將新研發的冬季馬鈴薯品種種進了100畝樣板田。朱有勇同樣扛起了鋤頭，與少數民族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把“家”安在了田間地頭。為了和少數民族群眾打成一片，朱有勇還學會了“你好”“吃飯”“干活”等拉祜族語。

　　第二年，看到樣板田的好收成，原來持反對態度的村民劉金寶將家里10畝地分出了2畝種馬鈴薯。每畝5000多元的收入，讓他第三年主動把全部地種上了冬馬鈴薯。

　　在瀾滄縣，農民種植冬馬鈴薯每畝收入平均可達9000元。在朱有勇院士團隊的努力下，目前瀾滄縣建立了林下三七、冬季馬鈴薯、冬早蔬菜等科技扶貧示范項目基地，還將依托中國工程院人才智力優勢，大力實施林下三七、冬季馬鈴薯、冬早蔬菜3個“一萬畝”工程，全力創建全省科技扶貧示范縣。

　　“農民院士”扶貧有招

　　朱有勇深知，技術缺、產業弱，是瀾滄拉祜族自治縣貧困的重要原因。從示范村蒿枝壩村的情況來看，農村技術型人才的多寡才是帶動產業發展和貧困地區脫貧致富能否如期完成的關鍵。

　　于是，朱有勇在職業學校開辦了院士班，這可是全國首創。這個技能培訓班，是朱有勇扶貧計劃中的更為重要的一步。

　　其中短期培訓班不受年齡、學歷等條件限制，教學過程為4個階段100天，由中國工程院院士和專家親自授課，采取邊學習邊生產的辦學模式，理論講授和田間實操緊密結合，用學員聽得懂的語言講解專業知識，用學員看得懂的方式手把手教授，課堂在田間，學習在地頭，考試評價看收成。

　　酒井鄉酒房村坡頭老寨小組的哈尼族農民培訓班，作業是種一畝馬鈴薯。畝產2噸為合格，2.5噸為良好，3噸為優秀。去年3月，當馬鈴薯班的農民馬正發請全小組現場觀摩他的“考試成績”時，大家看到田里收獲的碩大馬鈴薯，非常震撼。這一期，養雞能手張忠玲、林下三七技術員付美剛、馬鈴薯班農民馬正發等優秀學員受到表彰并獲得5000元獎學金。

　　在馬正發的帶動下，去年冬季，坡頭老寨28戶人家種植馬鈴薯100畝，其中15戶建檔立卡貧困戶種植了37畝。今年2月，坡頭老寨的冬季馬鈴薯陸續收獲，平均畝產2.7噸，每公斤售價2元到4元，整個小組的馬鈴薯收入51萬元，人均收入3825元。馬正發種植了10畝，收入7萬元，在全小組最高。

　　除了林下三七、冬季馬鈴薯，朱有勇院士和團隊還開設了冬早蔬菜、茶葉種植、林業、豬牛養殖等培訓班，前后共計開設了24個技能班。

　　今年是朱有勇院士在瀾滄扶貧的第5年，他帶領團隊結合貧困地區實際，走出了一條嶄新而富有實效的精準扶貧之路，實現了從深度貧困的“民族直過區”到“云南省科技扶貧示范縣”的跨越，為全國科技扶貧做出了有力的示范。朱有勇說：“我承諾過，要把貧困山區的農民帶富。蹲在農村當個農民，帶著農民脫貧致富，心里很高興、很有意義，也很欣慰。”

　　20xx時代楷模朱有勇事跡學習心得

　　我校名譽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同志，是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模范教師、全國農業科技先進工作者、全國著名植物病理學家。他扎根云嶺大地，幾十年如一日，用崇高信仰、淵博學識、辛勤汗水書寫了立德樹人和強農興農的時代華章。為引導和激勵全校師生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更好踐行教育報國初心、擔當筑夢育人使命，中共云南農業大學委員會決定在全校開展向朱有勇同志學習活動。

　　一、向朱有勇同志學習，就要學習他堅定信仰、情系農村、躬耕農業的為民初心和擔當精神

　　他出生于農村成長于農村，對農村滿懷深情，“讓農民過得好一點、農業變得強一點、農村變得美一點”是他最樸素的追求。從異國他鄉到彩云之南，從大學校園到田間地頭，他渴望在家鄉的土地上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他把“用自己的付出實實在在解決一些農民的問題”當作自己最大的快樂。

　　二、向朱有勇同志學習，就要學習他愛崗敬業、明道信道、筑夢育人的師者仁心和奉獻精神

　　教育改變了他，他也堅持用教育改變人。他銘記教師這一第一身份，嚴謹治學、教書育人，能把高校的優秀學子培育成教授和學術帶頭人，也能把邊疆的民族兄弟培養成行家和致富帶頭人。他淡泊名利、育人育心，用自己的收入設立獎學金，幫扶和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師生。

　　三、向朱有勇同志學習，就要學習他潛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創新的科研匠心和奮斗精神

　　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創新意識和實踐意識，他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田間地頭，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把汗水灑在田野里，把幸福種在農民的心坎上。他年過六旬，卻毅然投身脫貧攻堅最前線，用奮斗精神既扶智又扶志，把愛國情、強國夢、報國行鐫刻在邊疆民族致富路上。

　　20xx時代楷模朱有勇事跡學習體會

　　朱有勇同志是一名黨員干部，他堅定信仰、情系農村、躬耕農業，以強農興農為己任，用滿腔熱血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為民初心和使命擔當

　　他出生于農村成長于農村，對農村滿懷深情。“讓農民過得好一點、農業變得強一點、農村變得美一點”是他最樸素的追求。朱有勇1955年11月出生于紅河州個舊市卡房鎮，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娃。兒時農田舊景，是最吸引他的景色。廣闊的田野在帶給他諸多歡樂時光的同時，更使他對土地與農民產生了難以割舍的眷戀和熱愛。1974年8月，高中畢業后的朱有勇，積極響應時代號召，與8位同學奔赴個舊市卡房公社茍街大隊對門山生產隊當知青，由此邁入了社會的第一站。他干活賣力，犁地、砍柴、挖石頭，什么活計一到他手里，都能干得好，當地的苗族群眾都很佩服他。苗族農民李明生如今已60多歲，提起40多年前在對門山生產隊當知青的朱有勇時，卻一下子就想了起來：“當時他們那批來的知青，數朱有勇干活最厲害，最能吃苦耐勞。”如今，回憶起當年的知青歲月，朱有勇感慨地說，那是對他人生影響最大的一段經歷。四年的知青生活，使他成為農活樣樣在行的青年，更讓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耕作的艱辛、農民的不易。當他看到自己和農民們辛勤耕作一年，得到的卻只是難以糊口的收成時，朱有勇內心一陣陣酸痛。他為農村的普遍貧窮感到不安，也在心底埋下了自己最樸素的人生追求：一定要努力，讓淳樸的老鄉們走上富裕的路子。

　　從異國他鄉到彩云之南，從大學校園到田間地頭，他渴望在家鄉的土地上做自己喜歡的事情。1977年，朱有勇考入云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專業。當他靜下心來鉆進農學的大天地，探尋到農業世界的萬千奧秘后，年輕的朱有勇不可抑制地愛上了自己的專業。1994年7月，懷著對專業的熱愛，他又遠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研修分子植物病理學。進入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朱有勇研究的是棉花病害，表面看上去似乎和他在國內研究的生物多樣性區別很大，但試驗方法和技能卻為他以后的植物多樣性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科研基礎。而且，從做分子遺傳學實驗的國外同事那里，他還學到了很多先進的實驗方法。兩年的異國求學生涯，不僅為朱有勇打開了眼界，也為他日后的科研提供了更開闊的思路。1996年，在完成悉尼大學分子植物病理學有關項目研究后，朱有勇未加思索就謝絕了悉尼大學教授對自己的殷切挽留，帶著家人回到了云南農業大學。對于自己毅然選擇回國工作的原因，朱有勇是這樣解釋的：“賓館再好也不是家。國外條件再優越，我做得再多、再好，也是在別人的土地上為別人做事。回國后，我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母校，按照自己的思路，做我想做的科學研究，為這片土地、為家鄉人民做事，比在外國更有意義。”和國外、國內先進發達地區相比，在云南搞科研或許會有一定局限性，但朱有勇熱愛這方水土，他堅信自己從事領域的一切未解之謎都能在這方山水中找到科學答案，并造福一方百姓。

　　他是一名共產黨員，是黨培養的知識分子。他把“用自己的成果實實在在解決一些農民的問題”當作自己最大的快樂和滿足。1982年初，朱有勇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朱有勇看來，自己的每一步成長和發展，都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人才、培養人才的結果，尤其是云南省委、省政府長期給予他的研究團隊大力支持，為團隊開展工作提供了良好平臺和研究環境。1992年至1995年間，云南建設了10個省級重點實驗室，每個重點實驗室投資都上千萬元，包括朱有勇后來領銜的云南省植物病理重點實驗室在內的3個重點實驗室都建在了云南農業大學。在朱有勇的心目中，個人的前途必須與黨的事業、國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緊密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實現人生價值。他說：“在工作中，我很在乎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要想把實驗室的工作搞上去，出成績，出效益，我作為一名組織者、一名共產黨員，就必須身先士卒，起好帶頭作用，在困難面前要上，在利益面前要讓。自從入黨那天起，我始終這樣對自己說，你已經是這個組織的一員了，你必須珍惜她的榮譽，維護她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