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例研究心得體會（精選8篇）
課例研究心得體會 篇1
一、課例研究對您的專業成長在哪些方面發揮了哪些作用？試舉例說明
1、課例研究是對教學經驗的一種重新審視與重新構建的過程。在現實教學中，我們可能備完一次課就不會再進行修改，其實我們在每次上同一節課時，應該及時總結和反思，教學環節的設計是否符合學生的學，是否能激發學生的興趣，應該更加關注學生是否主動的參與到學習中，這些是我在平時教學中不會重新審視的問題，在今后的教學中，我會經常反思自己的教學設計和關注學生的學。
2、課例研究注重發掘教師的實踐智慧，可以促進教師從經驗型向反思型、專家型教師的轉變，促進教學行為的轉變。課例研究通過對一節課的全程或片段或細節的細致觀察和深入反思，探討問題產生的背后原因及影響，尋找問題解決的策略和方法。并且克服了常規教學研究的盲目性。教師專業的成長和發展，關鍵在于實踐性知識的不斷豐富和實踐智慧的不斷提升。開展課例研究，有助于發掘教師的實踐智慧。
3、課例研究培養我的問題意識，提高我的科研能力。在新課程的實施中，有時有新的問題和困惑產生。進行課例研究，為老師們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創造了條件。在研究課例的過程中，我將自己日常教學實踐接觸的大量感性材料、感性認識，經過理性的探索、認識和加工，并形成帶有規律性的教育、教學理論，這種理論不僅具有創造性、實用性和可行性，而且對于指導教育、教學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4、通過課例研究，能不斷不斷反思自己的教學行為，有意識地去嘗試著改變教學方法，在反思中嘗試，在嘗試中理解，在理解中深化，最終提高自己。
三、您對課例研究有哪些理解和思考？試舉例說明。
對課例研究，原來我不知道研究什么，通過這幾年的網絡研修，我逐漸有了清晰的認識，課例研究是對教學經驗的一種重新審視與重新構建的過程。在原來的課例研究中，我們只會精心的去設計教學環節，而很少精心的去考慮我為什么這樣去設計，而課例研究的學習讓我知道了要研究什么，課例研究就是要研究校本，研究教材，研究學生，研究學生怎樣學，研究老師怎樣以學定教。在今后的教學中我會增強自己的研究意識，多問幾個為什么。
課例研究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課例研究把教師的教學實踐活動與教學研究活動結合起來，讓教師一邊實踐一邊研究，在實踐中研究，在研究中提升。課例研究就是總結在課堂教學中成功之處，找出失敗點的原因，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和策略，再從宏觀上審視，看看這堂課哪些地方還需要突破，通過反復的研究修改，總結出精華。
通過課例研究，能不斷不斷反思自己的教學行為，有意識地去嘗試著改變教學方法，在反思中嘗試，在嘗試中理解，在理解中深化，最終提高自己。
課例研究心得體會 篇2
通過《課例研修》專題的學習，我對課例研修的操作流程及開展課例研修的價值意義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課例研修是一種提升教師專業水平的有效方式，同時也引發了我對今后師訓工作及教研工作的一些反思。課例研修是教師研修團隊的共同行為，他們在關注對真實教學問題的發現、研究與解決的同時，會將理論學習與備課、說課、授課、觀課、議課、反思等實踐結合起來，在這個過程中，主要呈現出以下四個特點：1、在常態課堂教學中，科學觀察、深度反思和持續改進教師教學行為，提高研修技能和實踐智慧;2、將日常教學與研修、培訓融于一體，重視理論與實踐的契合;3、課例研修要去“功利”、“表演”和“示范”，為教師的“發展”而研修;4、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尊重、民主和諧的研修文化。
教育是一種實踐的藝術。以往教師教育者所提供的專業學習方式，為了操作簡便、盡可能降低培訓成本，往往以專家報告為主、輔以學校教學現場觀摩或組織學員間討論交流，造成了學員“聽的時候激動、回去后沒有行動”，或者說沒有改善行動的能力。教師的教育專業工作，是一門源自實踐、運用于實踐的藝術，用演講為主的培訓方式教會教師如何行動，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正因為教育的實踐性極強，教師的專業學習不可避免地涉及：教師如何把培訓活動中來自教師教育者所提供的明確知識與默會知識轉化為教師自己的明確知識與默會知識。
以前培訓活動中所主要采取的單一的培訓方式有其弊端：專題報告式“只聽不做”;現場考察式“只看不做”;參與討論式“只說不做”。當然，這些列舉的當前主要采用的培訓方式各有其優勢所在，卻缺乏了對教師專業發展最為關鍵的實踐性默會知識的多種學習形式的強調。
由此反思我們的師訓教研工作，我們能為教師的專業學習做什么?
根據教師培訓目標和要求，培訓宜采取“六結合”的方式：1、專題研討與案例分析相結合;2、教學觀摩與評課議課相結合;3、教法探討與能力訓練相結合;4、微格訓練與實踐訓練相結合;5、教學實踐與研討反思相結合;6、專題教學與團隊輔導相結合。使培訓體現以下特點：一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資源。培訓集中優勢教學資源，實現資源共享和優化，教師獲得的是有針對性和實效性的信息。二是雙向互動，全方位的交流。輔導教師與學員、學員與學員之間，通過面對面、全方位的交流，拉近了輔導教師與學員的心理距離，增加輔導教師與學員的交流機會和范圍。并且通過學員在交流中的發言，使教師了解學員在學習中遇到的疑點、難點和主要問題，使指導更加有針對性。三是個性化教學。充分滿足學員個性化的要求，給學員以更大的自主權，學員可以根據自己選擇的方式去學習以提高學習效率，從而使被動的學習變成主動的接受。四是培訓更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授課教師站在課改的前沿，時代的高度，以廣闊的視野，抓住核心問題，高屋建瓴地擊中問題要害，給予全方位的學習指導，用生動鮮活的案例，深入淺出地解讀課程，解決教師們在工作生活、教師成長、課堂教學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和困惑，使所有內容都非常貼近教師，貼近教學。
教師教育者的工作不僅僅是事務性的組織工作，更不能在事務性中迷失了教師教育的方向。今后在師訓及教研工作中我們應通過開展有效的研修活動，始終圍繞課堂，放在方法的引領上，而方法是教師離開一個研修活動后可以應用在日常教學研究中去的，以此提升我校教師及參訓教師的專業素養和實際教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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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例研究心得體會 篇3
課例是關于一堂課的教與學的案例，課例研究是指圍繞一堂課的教學在課前、課中、課后所進行的種種活動，包括研究人員、上課教師與他的同伴、學生之間的溝通、交流、對話、討論。
校本教研是“建立以校為本的教學研究制度”的簡稱，校本教研以新課程實施過程中學校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為研究對象，著眼于在真實的學校情境中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從而推動新課程的順利實施，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這是一種“基于學校”、“在學校中”、“為了學校”的教學研究。校本教研的核心三要素：“自我反思”——教師個體對自身教學實踐的反思;“同伴互助”——教師集體在教學研究中的平等交流、經驗分享和學術互助;“專業引領”——專業研究人員對校本教研的專業指導和支持。課例研究完全具有這三要素，是校本教研的一種形式，目標指向解決課堂教學中出現的問題。
我校在認真學習外地經驗的同時，在課例研究方面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以下兩種研討形式：
1.一人同課多輪
2.同課異構
我們在“同課異構”的課例研究方面做了很好的嘗試。該校采取的方式是：分年級商定出相同的課文，采用不同的構思、不同的切入點、側重點進行設計，各自闡述自己的教學設計意圖，聽完課后集體進行分析研討，通過這樣的活動旨在引導教師不要“唯教材、唯教參”，要把主要精力用在課程設計、分析學生特點、學習方法以及學生的真正需要上，打破傳統的教學模式，真正做到教師適度指導、學生主動參與。
第一輪的聽課、評課在熱烈的氣氛中進行，一輪課下來，在教學同一篇課文的過程中，不同的教師雖然教學風格各異，教學特點不盡相同，但都體現了新課程理念在教學實踐中的應用。在課后的研討中，老師們通過比較、分析、肯定、否定，不斷思考自己和他人的教學，從而揚長避短，各取所需。同時也提出值得關注、探討的問題，例如：“怎樣做到關注、尊重每一個學生?”“識字教學的游戲活動很多，但什么樣的游戲策略更有效?”老師們在這樣的基礎上出謀劃策，尤其是研究人中同提供有效的策略，為第二輪聽課、評課夯實了基礎。接下來的再次設計、聽課，主要針對第一輪聽課中提出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采取改進策略，促使教師行為進一步改進，以解決教學中出現的問題。
這樣的課例研究形式從比較教學設計、課堂試銷、到研討反思教學出現的種種問題，到提出改進策略并付諸行動，再次實踐，再次反思，老師們在設計——行動——反思——行動——反思中，經歷了先實踐，再反思，再進行理論升華，再實踐的過程，不斷提升了自身的教學水平，增強了實踐智慧。
課例研究心得體會 篇4
我有幸聽了河南省基礎教育教學研究室的申宣成博士《教師如何做課例研究》的報告，申博士用幽默風趣的語言將深奧枯燥的理論知識講解的淺顯易懂，讓我們興趣盎然的同時，深刻反思自己的言行，對所學內容回味無窮。
在我們平時的教學工作中，通過各種途徑讀了不少課例，自己也寫課例，但卻沒有深入地對課例進行研究，缺乏理論的指導。聽了申博士的講解，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曾認為很驕傲的課例，發現自己曾有多嚴重的不足而不自知，明白了今后的課例研究該如何做起：課例是課堂教學的實錄，是關于一堂課的教與學的案例;課例研究是以教師的教學實踐為基礎，通過對一節課或其中若干教學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在互助與反思中提高教學水平的教研活動。
我們做課例研究可以用專題分析法、情景填空法、結構復盤法三種方法，結合自己課堂實踐進行。申博士結合大量生動、具體的課例來為我們解析這些理論，如拂面春風、如甘露入喉，我迫切地認識到自己思考、反思自己課例的需要。
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教師的成長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能讓自己不斷提高的，是自己不斷的研讀與反思，明確了努力的方向，倍感動力百倍!
課例研究心得體會 篇5
課例是關于一堂課的教與學的案例，課例研究是指圍繞一堂課的教學在課前、課中、課后所進行的種.種活動，包括研究人員、上課教師與他的同伴、學生之間的溝通、交流、對話、討論。
校本教研是“建立以校為本的教學研究制度”的簡稱，校本教研以新課程實施過程中學校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為研究對象，著眼于在真實的學校情境中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從而推動新課程的順利實施，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這是一種“基于學校”、“在學校中”、“為了學校”的教學研究。校本教研的核心三要素：“自我反思”——教師個體對自身教學實踐的反思;“同伴互助”——教師集體在教學研究中的平等交流、經驗分享和學術互助;“專業引領”——專業研究人員對校本教研的專業指導和支持。課例研究完全具有這三要素，是校本教研的一種形式，目標指向解決課堂教學中出現的問題。
我校在認真學習外地經驗的同時，在課例研究方面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以下兩種研討形式：
1.一人同課多輪
2.同課異構
我們在“同課異構”的課例研究方面做了很好的嘗試。該校采取的方式是：分年級商定出相同的課文，采用不同的構思、不同的切入點、側重點進行設計，各自闡述自己的教學設計意圖，聽完課后集體進行分析研討，通過這樣的活動旨在引導教師不要“唯教材、唯教參”，要把主要精力用在課程設計、分析學生特點、學習方法以及學生的真正需要上，打破傳統的教學模式，真正做到教師適度指導、學生主動參與。
第一輪的聽課、評課在熱烈的氣氛中進行，一輪課下來，在教學同一篇課文的過程中，不同的教師雖然教學風格各異，教學特點不盡相同，但都體現了新課程理念在教學實踐中的應用。在課后的研討中，老師們通過比較、分析、肯定、否定，不斷思考自己和他人的教學，從而揚長避短，各取所需。同時也提出值得關注、探討的問題，例如：“怎樣做到關注、尊重每一個學生?”“識字教學的游戲活動很多，但什么樣的游戲策略更有效?”老師們在這樣的基礎上出謀劃策，尤其是研究人中同提供有效的策略，為第二輪聽課、評課夯實了基礎。接下來的再次設計、聽課，主要針對第一輪聽課中提出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采取改進策略，促使教師行為進一步改進，以解決教學中出現的問題。
這樣的課例研究形式從比較教學設計、課堂試銷、到研討反思教學出現的種.種問題，到提出改進策略并付諸行動，再次實踐，再次反思，老師們在設計——行動——反思——行動——反思中，經歷了先實踐，再反思，再進行理論升華，再實踐的過程，不斷提升了自身的教學水平，增強了實踐智慧。
課例研究心得體會 篇6
在華師大學習的第二周，又陸續領略了幾位“名師”的風采，其中15日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 楊玉東教授向我們主講的“教師如何做課例研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通過上午三個小時的講解，使我對課例研究有了重新的認識。
“課例”是一個課堂教學改進的實例，是對教學改進過程中的問題和教學決定的再現和描述。以前我沒有認識到“課例”在教育教學的重要性和價值，平時把它當成一個負擔，更談不上在管理中指導教師進行“課例研究”。課例研究的價值在哪里?就參與教師來說，可以聚焦課堂、聚焦學科，促進學科教學內容知識發展，是傳統教研活動的精致化研究。優秀教師積累的豐富的“實踐智慧”需要通過課例加以傳遞;同伴的經驗可以通過課例讓大家共享;大量的教育教學案例成為教師專業成長的階梯。
課例研究起源于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最早產生于醫學領域，后來哈佛商學院將案例研究引入教學領域來培養和教育學生，每年每位哈佛商學院的學生都要研究300多個案例，因此而獲得巨大成功，并為其它領域所借鑒。中小學教育教學借鑒案例的模式而形成今天的“課例研究”。
回到學校， 我要“學以致用”，要開展課例研究的探索，首先發現問題、確立主題、設計方案：要對教師的需求進行調查，在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統計分析，了解大多數教師的實際需求，摸清教師的認識和行為現狀，然后據此確定課例研究的主題和形式。入口要小，便于深入研究，盡量避免“大”而“空”的主題。然后觀察課堂、研究課例。課例研究需要先進的理論和課改理念做支撐。在課例研究過程中，有些教師缺乏理論底蘊，在自我反思、課堂觀察、課例研討等環節，僅僅停留在經驗層面上，不善于對課堂中發生的問題做出理性的分析和深刻的反思，致使課例研究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理論學習是課例研究走向深度的關鍵。圍繞主題學習理論，使理論學習與實踐有效對接。最后行為跟進、持續研究。在課例研究活動的最后階段，要集中大家的智慧，要對問題解決的多種策略加以比較和甄別，從中篩選出解決問題的可行性辦法和有效策略，供大家在今后的教學中自主選擇。當然，歸結總結，達成共識，不是為了追求單一的、權威的改進建議，而是為了教學策略對于實際問題的解決更具有建設性，更容易被教師認同和理解。
課例研究是提升教師教學實踐智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與教師的專業成長密切相關。從日常聽課、評課到主題課例研究的開展，是一種課堂研究方法的改進，更是一種學習文化和研究文化的重建。
課例研究心得體會 篇7
作為一名英語教師的我，面對著七年級中兩個班的126個的學生，感覺壓力特別大，常常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雖然在教學實踐中，我也常常琢磨著應對各種問題的措施，不斷地從書籍、網上學習前沿理論，但是總覺得有點茫然，覺得它離我們很遙遠。研修期間，專家們精彩的講座和耐心的講解，使本來枯燥無趣的理論深入淺出，是那么地貼近我們的課堂教學實際情況。
最新教育信息就像一盞明燈，給我們這些迷茫趕路者指明了方向。他對當前英語教育的狀況，及新課標的修定進行詳細的闡述，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了英語課程定性為體現人文關懷的人文性;同時，又是以視覺形象感知，理解和創造為特征的課程。也讓我們進一步明確了小學的美術教育是學科本位與教育功能并重的。英語課程除了傳承本學科知識與技能外，還必須以獨特的方式發揮教育功能，包括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等等。因此，傳統的英語教學過于強調學科中心，過于注重英語專業的“裸課”是一種極端，顯然是不可取的;然而，完全不注重學科本位，在“裸”的基礎上加得太多，上成純文化課，也是要一種極端的做法;在“裸”的基礎加上或多或少的人文關懷，應該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在這半年的英語教學中，我一直都被一些問題困擾著，教材的內容太多了，真不知道該教什么、怎么教。在課堂教學中，我常常將課本的每一點知識都教到，唯恐言之不盡，所以常常會出現時間不夠的情況，導致學生自主表現的時間變得太少;有時則嘗試只把教學重點放在一個內容上，卻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學生也學得輕松。可是，所做的這些嘗試讓我在心中反問自己——這樣行嗎?聽了教授們的講座，我豁然開朗。如何創造性地使用教材與駕馭課堂，把教材教活，這正是教師需要擁有的“資本”——課堂智慧與教學智慧。
用“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來形容精彩講座，一點不為過。教授們鮮活的實例和豐富的知識內涵及精湛的理論闡述，給我的心靈帶來了極大的震撼，使我恍然大悟，原來課堂教學還有這么多學問啊，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如何在教學中讓評價更有效呢?老師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根據教學目標，運用英語語言進行評價”——“教什么就評什么”。作為專業老師就要說專業術語，而不能簡單地使用“good，verygood”這些泛泛而談的空洞語言。這些永遠正確的“廢話”，不能讓學生明確自己到底好在哪里，非常好在哪里……通過他深入淺出的解讀，我充分地領悟到了教學的精髓;讓我對今后怎樣設計有效的課堂教學有了清晰的思路與方向，也讓我對課堂教學方法有了新的認識。
短短的幾個星期研修時間太短了，也許大家并沒有學到太多的理論知識，但卻產生了很多思維與感觸的碰撞。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延伸!我深深地認識到，作為一名教師應該不斷學習，一步一個腳印，將所學的知識運用到教學實踐中，學會從教材中挖掘素材，設計出高水平的教學環節，上出高效率的課，并在課后不斷反思，盡快摸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切實可行的教學路子，形成自己的.教學風格，做一個與時俱進的英語教師。
課例研究心得體會 篇8
《古典文學知識》編輯部來函讓我介紹治學經驗，根據我的具體情況，我想就古代文學的綜合研究談自己的一些體會，與讀者朋友交流。
我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發表論文，1987年出版第一部專著《興的源起——歷史積淀與詩歌藝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__年出版最近的一部專著《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20世紀詩經研究史》（學苑出版社出版），二三十年來，綜合研究一直貫穿著我的全部研究歷程。
所謂綜合研究是指以大文化為背景，運用多種學科知識對文學作品進行綜合性的考察，以揭示其演變規律、總體特征、內在精神、感情心理乃至藝術審美及其與各種意識形態的復雜聯系，力求在與文化的統一中對作品做多層面的較深解讀。顯然，綜合研究不但超越了傳統的字句解讀和五十年代以后的歷史社會學分析，而且通過揭示作品“生態環境”的文化還原，把作品真正地歸還給了它的時代。這極大地提升了研究方法的適應力和穿透力，為深化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的保證。
例如，“興”的研究是“詩經學”乃至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古今論著不可勝數，但從來沒有人從發生學的角度考察“興”的起源。事實上，這是一個存在很多疑問且具有廣闊開發前途的重要論題。朱熹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既是詠其“所詠之詞”，為什么不去直詠，偏要繞彎子來先言“他物”？有人從審美或實用的角度來解釋這個問題，都不符合實際，因為在“興”起源的原始時代，先民根本就不具備那樣的審美能力和表現能力。事實上，原始先民以“他物”起興既不是出于審美動機，也不是出于實用動機，而是出于一種深刻的宗教原因。不同的原始興象具有不同的宗教根源，80年代初期發表的《鳥類興象的起源與鳥圖騰崇拜》、《魚類興象的起源與生殖崇拜》、《樹木興象的起源與社樹崇拜》和《虛擬動物興象的起源與祥瑞觀念》等論文（這些論文都是《興的源起》的組成部分），就是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可以看出，研究“興”的起源實際就是研究那具有審美特征的“他物”的前身的歷史性質，這不但有助于認識“興”起源的本質、早期藝術與宗教的關系，而且促進了文學的文化研究的發展。
又如，戰爭詩本應描寫雙方戰斗的場面，但《詩經》中的戰爭詩卻一無例外地只寫兵強馬壯、儀仗威嚴以及對于文德教化的宣揚，而從不直接描寫廝殺格斗的場面，這只要與希臘史詩《伊利亞特》的戰斗場面描寫做一對比，就會看得十分清楚。局限于文學自身是根本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而必須從周代的政治、軍事思想中尋找答案。我在《詩經研究反思》一書和有關論文中指出我國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義，垂裳而治，理想的戰爭則是“勝殘去殺”，戰勝于廟堂。這一思想在《尚書》、《周易》和《論語》以及兩漢典籍中多有反映。《詩經》戰爭詩正是以這一思想為靈魂。這樣從大文化的背景下去審視《詩經》戰爭詩，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再如《詩經》中的宴飲詩，上世紀50年代以來，有關論著多以其反映統治階級的腐化享樂生活、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和價值而加以徹底的否定，顯然這是一種簡單的形而上學的批評方法。如果從綜合研究的角度深入到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將宴飲詩與周代禮樂文化聯系起來，就會看到其巨大的文化價值。我在《詩經研究反思》和有關論文中指出，宴飲詩通過表現賓主從容守禮的道德風范與和諧融洽的人際關系，不但突出反映了禮樂文化的道德實質，而且活生生地展現了禮樂文化的外在風貌和內在之美，以及古代東方人際關系特有的“人情味”。宴飲詩這方面的價值是其他任何詩歌都不能代替的。
綜合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夠提出和解決一些重要的難題，深化和拓展古代文學研究，與它的獨特的優長有直接關系。大體說來，綜合研究的優長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充分注意文學作品與其文化環境的統一，從而較好地解決了文學與其產生的環境、背景之間的關系。
文學作品與其歷史背景的關系問題，表面看來似乎很簡單，實際不然，我們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對于環境、背景的理解，質言之，也就是究竟是環境、背景中的什么因素在制約和影響著文學的性質和特征。
上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對于文學產生的環境、背景的認識很狹隘，認為就是圍繞作者的小天地，即作者的生活范圍，如家庭環境、社會關系等等。這種觀點把文學產生的原因僅僅歸結為偶然的個人的因素，而徹底否定了文學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五十年代以后，庸俗社會學盛行，認為文學是社會政治、經濟的集中反映，而政治、經濟又被簡單地歸結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這兩種觀點表面看來恰好相反，實際卻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根本忽略和否定文化對于文學發展的制約和影響。
事實上，真正對文學產生巨大而深刻影響的是文化，特別是文化通過歷史積淀而形成的文化傳統。因為恰恰是文化及其傳統影響和決定著人們的行為習慣、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如哲學觀念、宗教信仰、生活理想、倫理道德、審美趣味以及有關的制度、風尚、習俗等等。所謂社會環境和背景對于文學的制約和影響，實際上正是這些因素起著關鍵的作用。
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從文學與其文化環境的統一去把握作品的。例如《詩經》中的祭祀詩一般認為共有17首，通觀這17首詩歌會發現兩個有趣的問題：一是這17首詩歌以祭祀祖先的為最多，共13首，約占76%；二是在祭祀祖先的13首詩歌中又以祭祀文王和武王的'為最多，共有9首，約占69%。如何理解這兩個問題？我在《關于〈詩經〉祭祀詩祭祀對象的兩個問題》一文中運用綜合研究的方法，從文學與文化的統一中尋找原因：原來在周人的各種宗教信仰，如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中，以祖先崇拜最為發達和盛行，《詩經》祭祀詩中祭祀祖先的詩歌最多，正是高度強化的祖先崇拜的反映。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在祭祀祖先的祭祀詩中為什么又以祭祀文王、武王的詩歌為最多，則是因為在他們身上集中了更多的觀念內容和價值。原來，文王、武王是周代新的天命觀念（相對于殷商時代的天命觀念而言）的最早的實踐者和體現者，祭祀他們固然是緬懷他們的豐功偉績，更重要的是通過祭祀他們來肯定和強化天命觀念，而肯定和強化天命觀念也就是肯定周人代商的現實，強化新王朝的統治。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社會政治、經濟因素以及個人家庭、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但它們都是通過文化的中介在起作用，文學作品的內容絕不是它們在作品中的直接投影。
二、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由于多學科的交叉容易形成廣闊的學術視野，因而便于從宏觀上把握研究對象的性質特征。學術視野是否廣闊不只是知識含量多少的問題，也不只是論題大小的問題，在本質上是長期學術積累所形成的知識系統和學術空間的縱深感，有了這種縱深感才可能有學術的深度和廣度。從宏觀上深刻把握研究對象的性質特征，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近三四年來，我在做20世紀《詩經》學術史研究。在正式動筆之前，曾反復考慮這樣兩個問題：一是學術史為什么會發展，也就是學術史發展的原因和動力是什么；二是20世紀《詩經》學術史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也就是20世紀《詩經》學術史與古代《詩經》學術史的根本區別是什么。對這兩個問題有沒有正確認識和深刻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上述課題能否較好地完成。
作為對于學術研究反思和總結的學術史，不是學術研究實例的總合，也不是學者及其論著的簡單排列，而是梳理和總結學術發展演化的歷史及其發展規律。學術史的性質決定了它本身即帶有某種綜合性，文學研究史也是如此。也就是說，解決文學研究史的問題必然要涉及其他諸多學科，局限于某一學科自身的狹隘范圍，是不可能真正解決該學科研究史的問題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只有運用綜合研究的方法才有可能完成學術史的研究任務。
從綜合研究的角度出發，在考察不同歷史階段的一些學科的學術史之后，認識到任何時代、任何學科的學術史之所以不斷發展，都是該學科的學術傳統與時代學術文化思潮“對話”的結果，也就是說，時代學術文化思潮才是學術史發展的原因和動力，是它通過學術傳統推動著學術史的發展。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學術史都是如此，只不過由于古代社會發展緩慢，學術文化思潮的變化不像現代社會那樣劇烈和迅速，而不太引人注目罷了。
處于社會歷史和學術文化思潮激變背景下的20世紀《詩經》學術史，不同于古代學術史的根本特點，恰恰在于它與時代學術文化思潮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受到的影響和制約更加明顯和深刻——我國現代歷史上出現的一些重要的學術文化思潮總是很快就被“詩經學”吸納，并在新的研究成果中反映出來，《詩經》研究也因而成為20世紀古代文學研究中最為開放和活躍的學科之一。
“五四”時期，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是從疑古辨偽開始走上《詩經》研究道路的，他們的《詩經》研究不但是疑古辨偽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它的延伸和深化，而疑古辨偽正是提倡科學和獨立思考的“五四”精神的體現。
二三十年代唯物史觀被引入《詩經》研究領域，使《詩經》研究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詩經學”的重點和強項在于考據和訓詁，而唯物史觀引入《詩經》研究領域，則致力于作品的解讀和闡釋，這極大地彌補了傳統研究的弱項，提高了《詩經》研究的深刻性和科學性。
50年代末到70年代，由于極“左”思潮的干擾，《詩經》“研究”完全喪失了學術獨立性，而聽憑政治的需要，胡亂杜撰，把荒謬、愚昧、落后的東西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80年代以后，以對傳統文化反思為先導的“文化熱”，不但從整體上推動了文化研究的發展，而且為《詩經》研究提供了觀念和方法論的支持。由于文化意識的普遍建立，學者們開始注意從文化的心理的層面（如思維方式、審美情趣、民族性格等）和有關的觀念、制度、風俗、習尚與文學關系的角度研究《詩經》，形成了《詩經》的文化批評模式。新的批評模式促進了對《詩經》的新一輪闡釋——《詩經》的文化闡釋。
開放意識促進了80年代以后《詩經》研究的海內外學術交流，其深度和廣度都遠遠地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極大地促進了“詩經學”的發展。
可以看出，隨著20世紀新的學術文化思潮的不斷涌現，《詩經》研究也“與時俱進”，異彩紛呈，這一切都是“詩經學”傳統與現代學術文化思潮“對話”的結果，就像歷史是“昨天”與“今天”永無休止的“對話”一樣。
從以上所說的根本特點出發，在《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一書中，我沒有采用那種學者生平簡介加論著分析評論的“列傳式”的學術史建構模式，而采用了一種全新的“開放式”的學術史建構模式，即從《詩經》研究與現代學術文化思潮的內在聯系的視角切入，具體考察現代學術文化思潮如何影響和決定《詩經》研究的方向、重點和方法，以及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內在聯系、具體特征、成績和不足，簡言之，也就是在時代學術文化思潮的大視野與“詩經學”自身傳統結合的框架內，把握傳統“詩經學”在現代條件下的嬗變過程。
這本書的大膽嘗試，不但比較深刻地揭示了20世紀《詩經》學術發展史的基本特點和規律，給各個時期的學者及其著作以實事求是的評價和定位，更為重要的是打破了多年來“列傳式”學術史建構模式一統天下的局面。從此以后，學術史研究有了兩種不同的建構模式可供選擇，這當然有助于學術史研究的深入發展。這一點不只是對《詩經》研究史，而且對全部古典文學研究史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上述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的兩大優長的結合，形成了它的第三個優長，即增加了對于考察對象的審視視角和研究的切入點，因而有助于形成更多的論題。這無論是對于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還是加強研究的深度，都有重要的意義。
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多有這樣的體驗：有時，面對研究對象一片茫然，不知如何下手。這種情況的出現，原因在于找不到合適的視角和切入點。尋找和確定研究視角和切入點的目的就是為了深入到研究對象的內部，尋找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因此研究者應當主動去發現，這就要求他必須有一雙“先見”的眼睛。而給人以這種“先見之明”的恰恰正是他的學識和知識積累。綜合研究所涉及的學科多，知識范圍廣，因而找到的視角和切入點也就相對較多。
例如，上世紀50—70年代運用歷史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屈原，一般都局限于文學研究的范圍（今天看來，那時對于文學的理解也不全面），很難再有其他的發現。而運用大文化背景下的綜合研究方法，則有很多的視角和切入點可以選擇，我在80年代進行屈原研究的時候，除了從文學的角度寫了《屈原在詩歌藝術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之外，還分別從美學、思想史和神話學的角度發表了《屈原的美學思想和創作主張》、《屈原思想與中國思想史上的“儒法合流”》以及《屈原在神話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貢獻》等論文，這些論文后來都成為《屈賦研究論衡》一書中的重要章節。
又如，文學史在講神話的時候，往往會涉及它與哲學的關系，講寓言的時候又往往會涉及它與神話的關系。如果沒有必要的學識和知識儲備給你“先見”的眼睛，這個問題往往會一帶而過，不可能引起特別的注意。其實，這里就隱藏著很好的切入點。我在《莊子哲學觀念的神話根源》一文中從神話與哲學關系的角度考察了莊子哲學的性質和特征，指出莊子的一些哲學觀念，如時間觀念、生死觀念和主客觀關系的觀念，都直接繼承了原始神話，與原始神話所體現的原始哲學觀念具有明顯的淵源關系和某些一致性。莊子從建立自己哲學體系的需要出發，把蘊涵于神話故事中的原始哲學觀念加以提煉和概括，使之升華和哲學化，成為自己哲學觀念的一個組成部分。關于寓言與神話的關系，一般文學史和有關論著中都認為寓言起源于對于神話的繼承，這個觀點很片面、籠統，是錯誤的。我在《試論中國寓言的起源》一文中通過對于“畫蛇添足”、“魯侯養鳥”和“葉公好龍”等寓言的分析，指出這些寓言都是把往昔的那些以傳統的宗教觀念為基礎的行為和心理，如為蛇添足使其成龍、祭祀圖騰神靈和刻畫圖騰形象等等，放在春秋時代的新的歷史背景下，用實踐理性的觀點予以否定和批判，使宗教的荒謬和傳統的乖違充分暴露在人們面前，從而徹底否定了傳統的宗教世界觀。所以，寓言的起源在本質上正是先秦時代理性精神對于神話、巫術所體現的宗教觀念批判的結果。以上兩篇論文后來也都收入《先秦神話思想史論》一書中。
總而言之，是以大文化為背景的綜合研究使我擺脫了學術研究中的局促、狹隘的局面，憑借著更多的視角和切入點，開拓出較為廣闊的闡釋空間。
最后，再說一說我在具體論證過程中，特別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注意宏觀考察和微觀剖析的結合。
有些問題，例如“興”的規范化形式的形成、神話的歷史化、神話向物占和寓言的轉化等問題，都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甚至是跨時代的產物。要考察這類問題，必須放眼宏觀，把握整體，把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有關現象貫通起來，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和特征。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要把具體問題放到宏觀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局部透視，如對于某些原始興象、寓言以及莊子哲學中的“無待”的分析，都是如此。又如，對于20世紀《詩經》學術史發展規律的探索，也是建立在大量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具有充分的事實根據，并注意觀點與材料、理論與歷史（學術史）實際的統一，力爭做到既有宏觀的視野和理論概括，又有典型例證的微觀證明。
二、注意歷史發展的動態考察。
對于研究對象，重要的是把它放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之中，“瞻前顧后”、“左顧右盼”，進行全方位的動態考察，努力避免孤立靜止和簡單化的方法。同樣一個問題，從動、靜兩種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會得出完全不同的兩種結論。例如屈原在《天問》中大膽懷疑和抨擊神話的荒誕和乖謬，對神話作了徹底的否定。如果孤立地就此一點來看，對神話的發展似乎是不利的。但如果把它放到人類認識神話的整體進程中，就會看到這種懷疑和否定是人類認識神話本質的必經歷史階段（世界各民族在認識神話的歷史過程中都經歷過對于神話的否定的歷史階段），是人們后來肯定神話價值的前提，因此，屈原對于神話的懷疑和否定，是對人類認識神話的重大貢獻，在神話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三、注意從時代歷史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出發，對問題進行具體的歷史分析。
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問題，必須結合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具體的時代特征，有針對性地進行具體的研究。例如，對于中國古代神話的分類，《先秦神話思想史論》一書沒有采用通行的西方神話學理論的分類原則，而是根據中華民族早期歷史發展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國神話的特殊性進行分類。西方神話學理論的以神話所體現的人類意識和精神成長歷程為根據的神話分類原則，適用于在自然崇拜基礎上產生且有主神和內在統一的普遍神系的希臘神話，而不適用于主要是在祖先崇拜基礎上產生且缺乏主神和內在統一的普遍神系的中國神話。所以此書從中國神話的特點出發，按主要內容和基本精神對中國神話進行了分類。又如，寓言的起源，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途徑，中國古代寓言的起源不同于古希臘和古代印度寓言的起源，不能照搬它們的理論。本書認為，從春秋時代理性精神對于傳統宗教、巫術觀念的批判和否定中，催生了神話向寓言的轉化，這是符合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發展的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