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余秋雨名譽官司敗訴說開去

　　前些時候，國內許多媒體刊載了學者余秋雨名譽官司敗訴的消息。官司起源于《北京文學》雜志社編輯蕭夏林2000年在《書屋》雜志上發表的《文化中的文化》文章。文中，蕭認為余在擔任深圳市文化顧問期間，對深圳文化進行不切實際地吹捧，并稱其“做深圳文化顧問，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華別墅。文化在這里已是具體的名利”。今年初，余秋雨以蕭文中15字“為深圳揚名，深圳奉送一套豪華別墅”侵犯名譽權為由，將他告上法庭。9月5日庭審駁回了余的訴訟。這結果讓許多關注中國司法改革的人們歡欣鼓舞。

　　　　這消息總讓我不快，撇開司法層面而言，在我眼里，蕭的行為就是十足一文儈所為。一是貌似公道，以敢于揭露文壇黑暗的斗士形象自居；二是偏聽偏信，一點點傳言就當成了事實，言之鑿鑿。這種行為，是不折不扣的誹謗，不公道、不正派。

　　　　公道正派，是人類社會所要共同遵循的道德準則。任何法律法規都要建立在道德準則的基礎上，也就是說，任何法律法規的內容規定都要體現公道正派的精神。然而法庭的審判結果卻讓人費解，既然已經認定蕭是無中生有，為什么還認為不構成侵權？不主持公道，不維護正派，這將為那些違背事實、對他人進行誹謗的言行大開法律之門。

　　　　而更為可悲的是許多媒體對此事件都作著“客觀公正”的報道，即使象中央電視臺、《中國新聞周刊》這樣的國家級權威媒體也不愿意薄此厚彼，不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好像怕被官司糾纏上。甚至還有一些媒體認為，因為余是名人，理所當然地應承受比普通人更多的監督，法律上對公眾人物和普通人的不平等恰恰是一種更好的平等。那么蕭的做法是一種監督嗎？不應該為世人所譴責、所唾棄嗎？法庭和媒體的做法給人的印象恰恰相反，似乎是應該要予蕭以肯定。媒體的受眾是全社會，媒體負有引導全社會正確輿論的神圣職責，那么對此事的報道又做得如何呢?主持公道了嗎？維護正派了嗎？讓人懷疑。更象是嘩眾取寵。

　　　　余秋雨名譽官司敗訴，那是文壇上的事，有感而發，姑妄言之。回過頭來想說說干部使用的問題。時下各地都在開展以“公道正派”為主要內容的“樹組工干部形象”活動，公道正派，既是全社會要共同遵循的道德準則，也是組工干部隊伍自身建設的核心內容。文壇上少點公道正派，打打嘴仗，也許為害不大。若組工干部缺少了公道正派，就為禍不淺了。

　　　　組工干部若不公道、不正派，就會導致用人上的不正之風，難免會犯錯誤，甚至是大錯誤。難免會作風漂浮，辦事主觀臆斷，不切實際，導致官僚習氣嚴重；難免會拉幫結伙，講江湖義氣，禮尚往來，大搞宗派主義；難免會吃拿卡要，跑官要官，腐敗之風盛行；難免會群情激憤，基石不牢，我們的黨最終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在中國古代漫長歷史中，佞臣當道，賢良報國無門，導致百姓涂炭、國家滅亡的慘痛教訓多矣。前車之轍，難道不應為后車之鑒嗎？

　　　　組工干部做到公道正派，首先要堅持實事求是。認識問題，處理問題，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事實，尊重規律。評價黨員干部、基層黨組織，做到不偏聽偏信，不單憑主觀印象臆斷，不一棍子打死，要深入實際，了解實情，集思廣益，客觀反映。既要做到堅決執行黨組織的決定，不打折扣，不拖泥帶水；又要做到不盲從，通過合理的途徑向黨組織提出正確的意見和建議。要富于正氣，堅持真理，勇于批評和抵制不正之風和錯誤行為，遇到黨員干部和基層組織受到不公正待遇時，要敢說公道話，不怕擔風險。

　　組工干部做到公道正派，要堅持任人唯賢，唯才是舉。要做到作風清正、廉潔，不唯親、不唯利、不唯色，為　　人處事都要出于公心，堅持原則，嚴格遵守政治紀律，不該拿的東西堅決不拿，不該去的地方堅決不去。任用考察干部，要做到知人善任，人盡其才，不摻雜個人的好惡；要堅持“五湖四海”，不搞親親疏疏，拉拉扯扯；要善于挖掘和發現人才，培養和鍛煉人才；要注重提高整體效能，合理搭配班子結構。既要當好伯樂，善于發現千里馬，又要為人才施展才能提供良好的環境，還要為干部提高才干創造良好的條件。

　　　　組工干部做到公道正派，還要有寬廣坦蕩的胸襟。要做到海納百川，謙虛謹慎，平等待人。要以誠待人、以禮待人，辦事光明磊落，不遮遮掩掩，不神秘兮兮。要塑造組工干部特有的人格魅力，以此來感化干部，凝聚人心。要勇于承擔用人失察之責，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及時總結干部工作中的失誤和教訓，努力在今后的工作中去改正提高。要正確對待和分析怪話牢騷現象，對批評，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批評者，要一分為二，認真剖析其思想根源，幫助其改進提高，切忌態度粗暴，以勢壓人，或打入冷宮，不理不睬。

　　　　組工干部做到公道正派了，其實就是為全社會樹立了一面旗幟，也可以說引領了一方風氣。這本該是新聞媒體做的事，組工干部去做了，又何嘗不是履行自己的職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