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牛玉儒的三個“辯證法”

　　牛玉儒是帶著對自己未盡事業的不甘和對人民群眾的深深眷戀之情離去的。人雖逝、名永恒，牛玉儒已然化為一座高聳的豐碑屹立于人民群眾的心中。觀看了牛玉儒的先進事跡專題片，我們深受感動，特別是他關于“在家接待”、“有情無情”和“訓斥責罵”的三個“辯證法”，對我們今后更好地實踐“三個代表”，加強作風建設、推動糧食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牛玉儒關于““有情無情””的辯證法 在有些人的眼里，牛玉儒是個“無情”的人。他多次告誡家人不能打著他的旗號辦事，對親戚朋友的請求他總是回答：“這事兒我不能管，你們要自己克服困難。”但在大多數老百姓的心中，牛玉儒卻又是那么的可親，那么的充滿深情。對貧困群眾，他會伸出援助之手；對意外喪生的孩子，他會熱淚盈眶；對上訪的普通群眾，他也總是說：“群眾既然找上門來，不知道想了幾天，下了多大決心，千萬不能冷了他們的心。”牛玉儒的“無情”，恰恰是他堅持原則、不講情面，立黨為公、不徇私情的表現。正是這種“無情”，折射出一名廉潔勤政、無私奉獻的領導干部的高風亮節，展現出一名新時期共產黨員的政治操守，凸顯出牛玉儒對不良風氣的深惡痛絕以及對人民群眾的深切關愛。這“無情”，使牛玉儒在人民群眾心中樹起了不朽的豐碑。牛玉儒對黨和人民的感情是深厚的。生命垂危仍在堅持工作；彌留之際還惦念“不知老百姓……對這個廣場滿不滿意……”還有什么比這些更能表達他對人民群眾的深情呢？“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牛玉儒的“無情”恰恰是有情，他把滿腔熱情無怨無悔地、全部地獻給了他深愛著的黨和人民。學習牛玉儒，既要學他的“無情”，也要學他的有情。遺憾的是，時下我們有些領導干部卻不能像牛玉儒那樣愛憎分明。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非但不能堅持原則，還到處講情面、放任自己的親人及身邊工作人員以權謀私，更有甚者，對前來行賄者，來者不拒，對于跑官要官者，熱情接待；而對來訪的群眾卻面目可憎，避之猶恐不及。這些人與牛玉儒相比，差距何其之大！二、牛玉儒關于的“在家接待”的辯證法。黨和人民的好干部牛玉儒，為官多年給家里定下這樣一條規矩：凡干部來家拜訪一律不接待。他曾向機關各部門宣布：“找我牛玉儒有事，不論公事私事一律辦公室談，不準到家里。”很多人報著試一試的想法走到他家門口，但最終沒能走進牛玉儒的家，以致在牛玉儒追悼大會上，很多干部和企業家才第一次見到牛玉儒的妻子。 但是，牛玉儒對上訪普通群眾又特別例外。凡家中來客，對一部分群體全部拒絕，對另一些人則“網開一面”，在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尚未徹徹底底凈化的今天，這種既“固執”又“靈活”的做法，令人肅然起敬。這條態度鮮明的“家規”，折射出一名廉潔勤政、無私奉獻的優秀領導干部的高風亮節和可貴品質，讓我們從中看出牛玉儒對腐敗現象的深惡痛絕和對人民群眾的深切關愛。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大小官員特別是一些主要領導的下屬，或從事其他行業的人，不管公事私事或者無事，總是要往領導家里跑。有的是想“聯絡感情”，天長日久博得領導及其家屬的“青睞”，以便日后在職務提升或工作、生活等方面受到“照顧”，最起碼不會吃虧。此類善“跑”者不一定花很多錢，但另一類善“跑”者就不同了。他們或攜帶厚禮或懷揣重金，是要來辦“大事”的。不是跑官要官，就是達到其他通過正常渠道達不到的目的。作為領導者，如果對此毫無戒備，甚至熱情待之，半推半就地“笑納”，對于領導者本人的工作和我們的整個事業都是極為不利的。鑒于此，為了防微杜漸，清白做人，“概不接待”不失為上策。同樣是到領導家里去，上訪普通群眾去則是另一回事。他們往往是迫不得已，走正常渠道行不通或難度很大，才不得不求救于“大”領導的。正是因為牛玉儒特別理解上訪者這一舉動，才對他們“特別例外 ”，真誠相待。干部家中迎來普通百姓，予以平等對待，熱情傾聽，不僅不會使這個家“黯然失色”，反而會讓民眾對這樣的領導干部充滿敬意與信任。 時下，并不是所有領導干部都能立下牛玉儒這樣的“家規”的。既做不到“概不接待”，也做不到“特別例外 ”。與牛玉儒的“家規”相比，與牛玉儒對待不正常辦事程序和對待群眾到家里上訪的態度相比，相距甚遠，值得反思。牛玉儒雖然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給自己立下的“家規”卻依然在感動著人們，值得我們效仿。他廉潔奉公、心系百姓的高尚品德和模范行為，永遠值得我們機關和全體同志學習。三、牛玉儒關于“訓斥責罵”的辯證法  在先進事跡錄像片中，有一則關于“罵”的故事發人深省。牛玉儒任呼和浩特市委書記時，一次檢查道路鋪裝，發現僅鋪一個月的地磚出現裂痕，他對城建部門的領導說：“這可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啊，這樣的質量怎么向市民交代？與其讓老百姓罵我們，還不如我罵你們。” 這里說的“罵”是一種批評，其中4個關鍵詞含意頗深：“我”，指上級領導；“你們”，指下級領導；“我們”，指作“我”和“你們”一起構成的黨的組織；老百姓，當然是“我們”一起要服務的對象。  “我”為什么要“罵”“你們”？是因為“你們”工作有明顯的過失。百年大計，質量第一，這是工程建設的一條原則，可“你們”鋪的地磚才一個月就出現裂痕。為盲人修了一條盲道，可“你們”為什么不及時清除盲道中間的那根電線桿。一個下水道井蓋不見了，“你們”為什么不及時補裝，難道非要等到掉進孩子才猛醒嗎？凡此種種，引來了牛玉儒的“罵”。有人說，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但作為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對關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就是不能因責任心問題而出現種種疏漏。 這是對“你們”負責。黨的各級干部，理應把群眾冷暖、百姓疾苦掛在心間，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或者做得不夠好，上級就要提醒，甚至批評。這既是對工作負責，也是對下屬負責。有的上級領導對下屬不敢批、不愿批，致使矛盾越積越多，問題越來越大，最終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損失。諸如此類的事，就是要追究責任。這也是對老百姓負責。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人民是我們國家的主人，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我們黨的各級干部，都要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都要時刻對老百姓負責任。不對老百姓負責的干部，對上不是好下屬，對下不是好上級，對黨和人民不是好干部。所以，牛玉儒對下屬的“罵”，不是上級對下級“發威”，而是對人民群眾真正負責任的體現。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老百姓就要“罵”“我們”，到那時，我們黨和人民的事業損失就大了。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擁護不擁護”，是衡量我們工作的一條重要標準，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一環。如果“下級領導”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做得不好，就會冷了群眾的心，傷了老百姓的感情，讓群眾非議，失去對我們的信任。作為上級領導，當然要及時指出甚至嚴厲批評。這種批評是“預防針”，是“清醒劑”，是“免疫藥”。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牛玉儒才用急切、真誠、嚴肅的語調告誡部屬：“與其讓老百姓罵我們，還不如我罵你們”。 有的同志說，領導之間批評少了，群眾對我們的批評就多了；領導之間批評多了，群眾對我們的批評就會少了。這話確有一定道理，也可以理解為是“罵”的一種辯證法。 曾幾何時，人們對于“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理解總是遠之若離、近之若幻，總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是人民群眾對黨的干部一種理想化的期待，總懷疑自己身邊是否存在像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那樣的干部。平民書記牛玉儒的出現，讓人民群眾再一次看到了“孺子牛”的存在，也使人民群眾相信了在牛玉儒的身后還站立著千千萬萬個人民的“孺子牛”。  在今后行政管理部門“服務于全社會”的全新挑戰面前，我們將以牛玉儒“在家接待”、“有情情”和“訓斥責罵”的三個“辯證法”為指導，努力加強機關作風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推動糧食經濟更快更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