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對強基達標提質增效的認識（精選3篇）

淺談對強基達標提質增效的認識 篇1

　　2019年，路局“兩會”將“堅持強基達標，全面提質增效，建設首善之局”作為全年工作主線。作為辦公系統的一份子，如何做到與全局辦公系統“強基礎、提標準、樹形象”全面提升工程有機結合，在自己的崗位上為北京局建設中國鐵路首善之局盡自己的綿薄之力，是我們每一個京鐵辦公人應該思考的問題。通過全局辦公系統“強基達標，提質增效，建首善之局”主題研討活動，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時刻要用更高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服務于中心，服務于全局，助力中國鐵路首善之局建設。

　　首先，思想認識標準要高。無論任何時候，都必須要按照“首善”的標準，把各項工作放在全中心乃至全局的高度，高標定位，精準發力，創先爭優。高標準的思想認識必須樹牢政治意識。綜合科是內外溝通、上下協調的主要部門，作為一名文秘信息人員，更需要具備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意識，緊緊圍繞中心工作寫文章、辦事情和干工作，注意言行，不該說的堅決不說，不該做的事情堅決不做，無論何時、何地、何事，都要把講政治作為首要任務，不斷提升自身的服務能力和工作水平。高標準的思想認識必須樹牢大局意識。綜合科作為綜合服務和后勤保障部門，身為其中一員更要樹立起后勤部門不管的事都是綜合科份內事的大局意識，時刻著眼中心整體工作、著眼于工作大局，把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放在他人利益和中心利益之后，始終站在中心的角度考慮問題，努力服務于中心工作。高標準的思想認識必須樹牢責任意識。有責任，才能有擔當。作為領導身邊的部門，我們的每一份材料、每一個言行、每一項工作、都需要責任感、責任心和責任力，要求我們不能出任何的閃失，必須要時刻牢記自己的崗位職責，練好看家本領，在工作講奉獻，講作為，發揮好自己的崗位作用，為中心工作作貢獻，為建首善之局盡全力。

　　其次，管理標準要高。管理就是“正確的做事，做正確的事”。作為管理人員，要堅持“三項原則”，盡職務之責，行不言之教。高標準的管理必須堅持嚴格化。自覺做到思想上從嚴、要求上從嚴、執行上從嚴，樹立“嚴”能提升管理水平的理念，通過從嚴的自我管理，實現工作管理的高標準。高標準的管理必須堅持規范化。凡事要本著嚴謹、細致、務實的態度，認真研究并順應路局、中心形勢變化，從有利于工作管理的角度出發，建立職責明確、運作順暢的工作標準和管理制度，依靠管理制度規范怎么做、由誰來做、不按規定做怎么辦的問題，實現制度化、規范化管理。高標準的管理必須堅持精細化。任何細小的工作漏洞和疏忽都可能造成管理上的大問題，對于綜合科特別是文秘組來講，就是要始終堅持服務于中心安全、經營重點工作，把手中的工作做實、做細，杜絕任何形式的粗放管理，做到精心想問題，精細定制度，精致干工作，實現全面的精細化管理。

　　最后，執行落實標準要高。沒有執行落實，任何工作都是空談，“首善之局”也無從談起。高標準的執行落實必須要善于領會工作意圖。高效的執行落實者善于站在全局的視角和高度看問題，站在領導者的角度考慮問題，從大局出發領會布置工作的深刻含義，進而在抓落實中能突出工作重點，確保付出與收獲成正比，達到事半功倍的工作效果。高標準的執行落實必須要善于把握工作重點。高效的執行落實者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能準確把握日常工作中的重點，特別是能將領導最關心、最關切、最關注的事情作為重點來展開調研，將影響安全、經營的事情作為重點來分析研究，準確把握抓落實的關鍵項點和環節，才能將關鍵的工作做對，把重要的事情辦好。高標準的執行落實必須要善于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高效的執行落實者既要事無巨細，還要彈好鋼琴。綜合科的工作辛苦繁瑣，甚至比較復雜，稍有疏忽，容易出現紕漏。因此必須要在自己心中有一把標尺，知道什么事可以辦，什么事不可以辦;什么事應該立即辦，什么事可以暫緩辦，尺寸拿捏恰當，事情處理妥當。

　　總之，綜合科的工作雖然很辛苦，但苦的有意義。因為付出的一點一滴都是值得的，今后我將會用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為全局工作，盡一己之力!

淺談對強基達標提質增效的認識 篇2

　　基層黨組織是黨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依托，在這里扎營的黨員干部，既是踐行群眾路線的形象大使，也是具體為民服務的“操盤手”。黨員富于責任感，就能溫暖一片群眾;黨組織充滿戰斗力，就有萬家燈火的溫馨�？梢哉f，幾千萬名基層黨員、幾百萬個基層組織怎么表現，教育實踐活動就呈現出什么面貌。

　　以數量來衡量，基層是踐行群眾路線的主戰場。基層黨組織若拿不出好的表現，一切都無從談起。從活動部署角度講，這一段是“最后一公里”，如果底部破了，“一袋馬鈴薯”就會滾得滿地都是。就其功能而言，基層黨組織好比網絡接口：推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量工作在基層，推動黨和國家各項政策落實、落地的責任主體在基層，驅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工作在基層。這個接口如果運行不好，對整個系統的影響都很大。因此，推進第二批教育實踐活動，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是一個重要著力點，衡量活動成果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要看基層黨組織是不是得到了加強。

　　從總體上看，基層黨組織是有戰斗力的。但也應當看到，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成長轉型速度追不上時代腳步。有的干部只會用單純的行政或經濟手段，不知群眾的利益訴求多元、思想觀念多樣。一些基層組織習慣以地域和戶籍為界限開展工作，相對固化的工作方式滯后于社會的快速變化。群眾工作的環境復雜化了，但有的基層響應機制卻碎片化了，一個村、居委會掛十幾塊甚至幾十塊牌子，并不鮮見。鄉村社區要實現良性治理，基層黨組織的固本培元刻不容緩。

　　提升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需要內外同時發力。首先要補短板，加大力度整頓那些軟弱渙散的基層黨組織。要找準癥結、限期“補課”，什么時候整頓到位，什么時候進行下一步。其次要強核心，選好基層黨組織帶頭人。村莊、社區有沒有活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能否有一個好的“領頭羊”。第三要保純潔，切實做好不合格黨員處理工作，掌握政策，慎重處理，該說服教育的說服教育，該組織處理的組織處理。同時，還要強化服務群眾這個主題，讓黨員干部在服務群眾的實踐中轉變作風、受到教育。

　　對廣大群眾而言，基層干部和黨組織就是踐行群眾路線的溫度計。冷了、熱了，堵了、通了，病了、好了，群眾都能第一時間感覺到�；鶎狱h建抓好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就會加強，整個教育實踐活動就能善始善終、善作善成。

淺談對強基達標提質增效的認識 篇3

　　司法改革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一直以來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政協提案涉及的熱點。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視提案辦理工作，不斷完善提案辦理工作機制。在辦理提案答復工作中，找準四個結合點，嚴格落實分級負責制，努力提高辦理質量和效率，確保提案辦理工作落到實處、取得實效，讓政協委員在司法改革中充分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將“提案辦理工作”與“改革成果轉化”結合起來

　　接受政協的民主監督、辦理提案工作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職責。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視政協提案的辦理工作，自覺接受民主監督，拓展接受民主監督深度，提升接受民主監督質效。在辦理施中巖委員和杜惠平委員“關于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能力”的提案中，精心組織，周密部署，把提案辦理工作與推進司法改革工作有機結合起來。為落實xx屆四中全會決定精神和中央關于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結合各地法院的改革實踐，于20xx年6月28日發布了《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和《關于人民法院特邀調解的規定》兩個改革成果。該改革成果充分吸納了委員提案的建議，以指導意見和司法解釋的形式對提案中的很多問題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回應，實現了政協提案與司法改革成果的有機結合。

　　將“平日溝通聯絡”與“專門調研座談”結合起來

　　對人民法院工作提出意見建議，是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重要形式，也是察民情、聽民意、匯民智的重要途徑。最高人民法院在提案辦理工作中，及時與委員進行溝通，創新工作方式，將平日的溝通聯絡與專門的調研座談結合起來。20xx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開門”審委會，邀請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特約監督員、專家學者、基層調解員等列席審議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文件和特邀調解規定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強調，在司法解釋和司法文件的制定過程中，自覺接受人大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和社會各界監督，增強工作透明度，認真傾聽人民群眾呼聲，切實體現司法民主。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切實感覺到效果非常好。一是通過“開門審委會”，將代表委員一起請進最高人民法院列席審委會會議，充分體現了對政協委員的尊重和重視，讓司法更加貼近人民群眾。二是通過“開門審委會”，近距離聽取代表委員的建議和意見，并對代表委員提出的有關意見進行認真詳細的研究吸收，達到廣泛吸納民意的效果。三是通過“開門審委會”，積極回應社會關切，使司法決策更加科學，更加符合司法實際，更加符合法律精神，充分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民主和司法自信。在改革文件出臺后，及時與參會委員溝通反饋，介紹全國法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工作的進展情況，進一步贏得理解和支持。

　　將“答復提案問題”與“破解司改難題”結合起來

　　提案辦理，解決問題是關鍵。委員關注的問題也是司法改革的難點和法院工作的重點。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同類問題統籌研究、共性問題匯總研究、重點問題集中研究，探索破解難題的方法路徑。通過辦理提案答復工作，解決實際問題，發揮提案最大效用。20xx年，辦理涉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代表建議和委員提案有8件。針對這些建議提案，組織專門力量，研究辦理方案，制定落實措施。在辦理過程中，針對委員提案反映的問題，逐一進行分析，解答改進與落實的方案，提出了詳實的提案答復意見。例如：針對施中巖委員提案指出的“非訴糾紛解決手段弱化”問題，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改革措施：

　　一是搭建訴調對接平臺、整合解紛資源，建立調解工作室，推動調解、仲裁、公證等非訴訟方式的發展，發揮社會力量參與化解矛盾，破解大量糾紛涌入法院的問題。

　　二是完善訴調對接機制，探索建立家事糾紛、相鄰關系、小額債務、消費者權益保護、交通事故、醫療糾紛、物業管理等適宜調解的糾紛先行調解制度，不斷強化非訴訟方式分流糾紛功能，破解“案多人少”矛盾。

　　三是加強調解員隊伍建設，建立特邀調解員名冊制度，作為法院附設法院調解人員，及時化解矛盾糾紛。為了加強對特邀調解員的培訓，最高人民法院在湖南湘潭大學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研究基地”，著力培養特邀調解員的調解技能，規范調解員的職業道德，提高調解員的業務素質。

　　四是建立立案前的委派調解和立案后的委托調解工作，充分調動社會各界的糾紛解決資源，最大限度地為當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調解服務。

　　針對杜惠平委員提出的“各種糾紛解決組織各自為戰，銜接不暢”的問題，建立了人民調解、行業調解、商事調解、仲裁與訴訟相銜接的糾紛解決機制。在道路交通糾紛、醫療糾紛、物業管理等領域，建立“一站式”糾紛解決平臺，有效地整合各方資源，為當事人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服務。例如，杭州余杭區法院創新交通事故糾紛“網上數據一體化”處置平臺，搭建交通事故糾紛一鍵預判、一鍵確認、一鍵開庭、一鍵理賠、一鍵鑒定“五個一”機制，實現司法行政、行業協會、鑒定機構、保險單位等部門的系統對接和數據共享，實現起訴、繳費、送達、鑒定、調解、開庭、案款支付等全程網上進行。20xx年1-10月前置調解交通事故糾紛1896件，調解成功1767件，司法確認1462件，快速化解了糾紛，減輕了當事人訴累。

　　將“提案辦理質量”與“提升改革實效”結合起來

　　政協委員的合理化建議已經成為人民法院加強和改進工作的重要參考依據，有的直接轉化為重大改革事項的決策意見。將提案辦理工作與提升司法改革實效結合起來，用提案辦理促進改革工作，用改革實效驗證提案辦理質量，找到切入點，摸準結合點，抓住著力點，獲得了落實提案內容和推進司法改革工作的“雙贏”。

　　一是強調提案辦理質量是工作的核心。提高提案辦理質量，尤其要在“嚴”字和“實”字上狠下功夫，嚴把交辦關、辦理關、督辦關，做到辦出效率、辦出質量、辦出成果。不能將提案停留在紙面上，而要讓提案建議實實在在地落地，融入到司法改革方案和文件中，逐漸成為法院和社會各界的共識。施中巖委員提出，近年來法院民事案件總量持續攀升，大量糾紛主要通過案件形式提交法院，相當多的當事人“一步到位”愿望迫切。但是司法資源的有限性，注定了訴訟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因此，適應糾紛的多元屬性和解決糾紛的多元訴求，及時轉變糾紛解決的理念，努力提供個性化“私人訂制”“量身定做”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切實滿足人民群眾的多元需求，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

　　二是切實找準提案辦理與提升改革實效的著力點。為了讓改革措施落地，切實抓好每項改革措施的落實。據統計，截至20xx年年底，全國法院建立專門的訴調對接中心2388家，建立和規范入冊的特邀調解組織近2萬個，特邀調解員達6萬多名，化解分流了大量訴至法院的糾紛。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對科學分流各種糾紛，緩解社會矛盾，節約司法資源十分必要和迫切。在北京市委、首都綜治辦、北京市高級法院的共同指導下，成立了北京多元調解發展促進會。截至目前，促進會共吸引35家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入會，各調解組織幫助北京法院訴前分流案件10萬余件，承辦法院委托、委派案件2192件，調解成功案件標的額達2億8千余萬元，為及時化解社會糾紛、緩解北京法院系統“案多人少”矛盾發揮了重要作用。20xx年1月至10月，安徽省法院在立案前委派調解案件共計23173件，調解成功11556件，調解成功率為49.9%，一定程度上對緩解“案多人少”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淮南市兩級法院20xx年案件增幅首次同比回落8.1%。上海浦東法院作為全國受理案件數最多的基層法院，20xx年共受理各類案件13多萬件，通過訴前調解和速裁共解決民商事糾紛44448件，以不足10%的民商事審判資源解決了49.4%的民商事案件，改革成效十分明顯。

　　三是促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地方立法，為建立中國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打下法律基礎。四中全會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部署，立法建設必須同步進行。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視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地方立法。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協助和推動下，20xx年5月1日《廈門市經濟特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促進條例》正式實施，成為中國第一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促進的地方立法。20xx年10月1日，《山東省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正式實施，成為第一部省級促進多元化解糾紛的地方性法規。

　　目前，四川、安徽、福建、黑龍江等省也在積極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地方立法進程，為最終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奠定法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