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寒假實習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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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x年1月15日至26日，我到市區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科進行見習。2周的見習中，我了解了人民檢察院的職能分工、工作流程，人民檢察院與人民法院、公安機關的協調配合以及偵查監督科的工作范圍和主要職權;學習并掌握了辦案軟件(正式版)的操作方法和使用技巧，并運用該軟件協助辦理涉嫌職務侵占罪案件1件、涉嫌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案件1件、涉嫌盜竊罪案件3件;前往看守所2次、強制戒毒所1次，計提訊犯罪嫌疑人4案5人，制作訊問筆錄4份;并大量閱讀了辦結卷宗，涉及罪名10余個。

　　2周的見習，許多書本上得不來的知識盡入彀中，極大地豐富了我對市法制現狀特別是檢調工作現狀的認識，窺一斑而見全豹，吾國法制之現狀亦可由此推知一二了。

　　應當講，書本上或曰法條上只能告訴我們高度抽象、富于共性、有決定意義的那些理論化、模式化的事實，卻不可能給我們一雙慧眼，穿透形形色色、錯綜復雜的表象直達問題的根源。而并人情世故的存在和人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律令所定之規章程式在操作中充滿了彈性，機械地或“按照常理”地對待，也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教科書說，每種犯罪都有4個共同的構成要件——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可教科書并沒告訴我們4個共同的犯罪構成要件與犯罪成立之間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具備4個共同的犯罪構成要件，犯罪的成立是必然還是或然?在一般人的意識里，只要有足夠的旁證證明犯罪事實的存在，逮捕起訴審判也是鐵板釘釘的事。可實際情況真是這樣嗎?

　　我協助辦理的案子中有一件是古涉嫌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本案中，雖然嫖客和賣淫女都承認了賣淫嫖娼的事實，店內幫忙煮飯做清潔的小工也指認古有容留、介紹賣淫的犯罪事實，且古犯罪情節也符合了逮捕條件，但偵查監督科會同分管檢察長討論做出的決定卻是不予批準逮捕。原因如下：一、嫖客和賣淫女在古涉嫌容留、介紹賣淫的場所發證賣淫嫖娼的行為和古本人涉嫌容留、介紹賣淫并無邏輯上的因果聯系;二、沒有證據可以確鑿證明犯罪嫌疑人古對公安機關查獲的這一起賣淫嫖娼案件事先知情并在其中起到了介紹作用;三、現場擋獲的上百個避孕套的具體用途無法查實;四、小工雖然指認古有容留、介紹賣淫的犯罪事實，也向公安機關提供了其進行犯罪的細節，但是這些事實及其細節盡管因賣淫女的招認沒有成為孤證，卻因缺乏現行不能被采用。從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上、從社會大眾的普遍感情上，檢調機關應該做出批準逮捕決定;但從證據細節上、從維護法律的公平正義上，檢方卻必須以不予批準逮捕宣告結案。

　　而基于我協助辦理并訊問筆錄的另一宗盜竊案及查閱的其它卷宗，我不得不驚訝于青少年犯罪數量的巨大。區是*省委、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該區東半部為市的中央商務區，中部為該市著力打造人居生活圈，西部則屬于城鄉結合部。由于人口廣、流動快，該區一直是市年案發率最高的地區之一，201x、201x連續2年公安機關呈請批捕案件超過1200件(最少的縣每年不過200余件)，主要屬于“兩搶一盜”性質。其中，青少年個體和團伙犯罪占了不小的比例。仔細考察，這些犯罪青少年多非本地人，無業或打零工，偶有賣淫，年齡17-22歲，最小的15歲，學歷一般是小學或初中，中專及高中鮮見，男性為主，基本為初犯。通過查閱卷宗和提訊犯罪嫌疑人，我發現大多數犯罪嫌疑人沒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過早踏入社會，找不到立錐之地，在想不到求生辦法的情況下才鋌而走險，邁出犯罪的第一步。在1月26日提訊1名因涉嫌盜竊罪而被羈押的16歲殘疾少年(腰及踝關節粉碎性骨折)時，我問到了他的犯意。他告訴我，實施盜竊當天，他們3人身無分文，又沒有吃飯，就想著偷點東西賣了換錢好回老家，否則恐怕只有倒斃街頭。至于專門針對城市生活無著落人員的救助站和旨在為傷殘人士提供保障的傷殘證，他連聽也沒聽說過。鐵欄之內，受著前所未有的公權力的高壓，我相信這并非謊話。可見，相關國家機關和社團法人真的到了應該對青少年犯罪這一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作一通盤考慮的時候了。

　　此外，從程序方面，區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捕的集體討論制度多少有些形式化。換言之，批捕與否，決定權完全掌握在分管副檢察長一人的手上。以一個經濟案件為例，案件承辦人認為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執行逮捕，偵查監督科集體討論也認為應當批捕，但分管副檢察長持相反意見，最終果然就沒有逮捕。這種一票否決的制度設計是否合理，其維護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意義何在，確值得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