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精選16篇)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1
土坯墻上,紅軍留下的標語蒼勁有力,黃詩燕神色凝重,久久沉思。
炎陵,這個地處湘贛交界的老、少、邊、窮縣,20__年6月25日,迎來了第30任中共縣委書記黃詩燕。
小雨氤氳,山路泥濘,木橋搖晃……黃詩燕來到大山深處、小溪邊邊的廖成運家。
土坯房,家徒四壁,每當山洪暴發,房子就會遭淹。
走啊走,黃詩燕眉頭緊鎖往前走,走到全縣最后一個無電村,走進農民的生活里……調研一個多月,黃詩燕的步履越來越沉重。這片埋葬忠骨英魂的紅土地上,貧困還是最大的敵人。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全縣貧困發生率很高。
出路在哪?——黃詩燕提出:建設農字號“一帶八基地”(生態休閑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無公害蔬菜、炎陵白鵝、茶葉、油茶、筍竹林、藥材、花卉苗木基地)。
“農業見效慢,從種子到票子,少則三年,多則六年啊!怎能快速致富?”有人質疑。
“農業做好了,農民才能真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堅持。
炎陵縣有30多年種植黃桃的歷史,而20__年前,全縣黃桃種植面積不足萬畝。黃詩燕發現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他請來縣農業局專家,請教大力發展黃桃的技術經驗,對黃桃種植采摘、品質品牌、銷售物流及成立黃桃協會等各個環節親自監管督辦。
上萬噸的黃桃金燦燦掛滿山頭,可短期內賣不出就會爛在樹上。黃詩燕主張舉辦黃桃大會,主動站臺賣黃桃。
“你是縣委書記,公開為產品站臺代言,恐怕招來非議。”有人提醒。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么。”他坦然。
見到同樂村農民在地里忙著為黃桃套袋,黃詩燕下車,與大家攀談起來,幫忙套了30多個袋子。那是20__年春天,事后大家才知道這位投緣的“老鄉”原來是縣委書記。
為讓炎陵黃桃走出去,黃詩燕發動征集廣告語,他自己也冥思苦想。一天中午,黃詩燕在縣委宿舍搓洗衣服。“炎陵黃桃,桃醉天下”8個字搓了出來。評委投票,這8個字從6000條里脫穎而出,成為炎陵黃桃的對外推廣詞。
黃桃樹在貧困戶朱圣洪家門口生了金。女兒幫忙網上賣桃,年收入超過10萬元。20__年,朱圣洪主動申請脫貧。
像朱圣洪一樣,全縣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實現穩定脫貧。
黃桃享譽華夏,走出國門。
9年來,黃詩燕翻山越嶺,腳步遍布全縣120個村莊、3900余戶貧困群眾家里。
果農張福明說:“書記在我家住,臨走要給餐費,他說這是紅軍的傳統。”
按規定,一人餐費40元,倆人,黃詩燕付了200元。
張福明手機里存著不少與黃詩燕通聯的短信。得知他家的橘子口感不好,黃詩燕立即請專家引進新品種,指導高位換冠。得知老張要來縣委坐一坐,黃詩燕在樓梯口迎接。
張福明:“你不像個當官的。”
黃詩燕:“我本來就是農民。”
黃詩燕對女兒黃心雨說:“這副銅鈴是爺爺留給我的,你小的時候我把它戴在了你手上腳上。它是傳家寶,提醒我們是農民的后代。”
溫和的黃詩燕,這次也發火了:“炎陵的百姓是我們炎帝陵的守陵人,怎么能這樣對他們呢?”20__年,炎帝陵景區里,一位叫賣土特產的大娘被保安攔下,兩人互相推搡。黃詩燕撞見,叫人上前制止。
“發展旅游要平衡好景區管理與周邊貧困群眾的關系,要優先吸收他們在景區工作。”
于是,30多位貧困農民經過培訓后在景區上崗。
20__年至20__年,全縣10435個農村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7436個,占比71.3%。20__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__年的2970元增加到20__年的7362元,全面小康實現程度達92.2%。
黃詩燕把最偏遠的廖成運一家定為結對幫扶對象。
20__年1月,廖家從深山林里搬到了異地安置新房。這天,一家人被送來的大大小小十幾件桌椅板凳嚇了一跳。家里沒訂這些東西啊?
原來是黃詩燕委托同事送來的禮物。
“以后生活好了,房子還會加層,要按兩層樓打地基,留樓梯。”設計易地扶貧搬遷住房時,黃詩燕向上級爭取。
“去年政策才放開,可以為群眾留一些基本生活配套物資。炎陵的易地搬遷房如果不是黃書記堅持,老百姓就沒這么方便了。”副縣長盤曉文說。
幾年來,黃詩燕帶頭,在全縣120個村莊選派了120支幫扶工作隊,實現“微心愿”1.52萬個。3年來,全縣1250戶易地扶貧搬遷戶住進了新房,2543戶農村貧困對象實現安居,6122戶農村危舊土坯房得到改善。
廖成運的兒子廖建文到離家不遠的九龍工業園上班,每個月收入近4000元。
園區企業發展遇到困難,一度愁壞了工委主任周橋梁。一天晚上,周橋梁將遇到的困難編成短信發給黃詩燕。
“要克服一切困難,及時幫助解決。”收到短信回復,周橋梁一看時間,零點十五分。
第二天上午,黃詩燕立即召開有關部門協調會。針對企業在擴產中遭遇用工難題,他派員帶著招工啟事,送往9個鄉鎮,招來500多名工人,解了燃眉之急。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民營500強企業等不斷涌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每當老百姓說謝謝書記、謝謝政府時,黃詩燕回答:“不要謝我,是大家一起干出來的。”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2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時任湖南省炎陵縣委書記的黃詩燕,卻倒在了沖刺的道路上。
20__年11月29日上午,開完全縣扶貧工作會,回到縣委住所,黃詩燕突發心臟病,不幸殉職,年僅56歲。
在株洲市,在炎陵縣,相識的、陌生的,在朋友圈發詩文,在網上建紀念館,人們紛紛悼念這位炎陵縣的領頭雁。不少人感嘆:產業強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詩燕書記卻走了。
蹚出一條產業路
他力主發展黃桃,20__年全縣近六成貧困人口因此穩定脫貧
去年11月23日晚,黃詩燕乘車3小時,從株洲家中趕到縣里,感覺異常胸悶。24日上午,他在縣醫院檢查身體,發現心電圖異常。同事和妻子都勸黃詩燕回株洲做檢查。
“縣里事多,來來回回耽誤時間,先挺一挺再說吧。”黃詩燕說。
從上任起,黃詩燕就一直這么拼。為了趕上長沙、深圳兩地招商引資活動,他一天工作16個小時;為了推廣炎陵黃桃,他跑遍每一個城市推廣點、每一個鄉村展臺……
20__年6月,組織選派47歲的黃詩燕到炎陵縣任縣委書記。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難啃的骨頭:炎陵地處井岡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區,又是欠發達地區;貧困人口比例高,到20__年全縣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6761人,貧困發生率達16.57%。
分析縣情后,黃詩燕鮮明提出守望“兩座山”:守“綠水青山”,望“金山銀山”;農業發展重點抓好生態特色產業,比如特色水果、茶葉、藥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態山水自然資源,發展全域旅游;以特色種養產業和旅游產業推動精準扶貧。
“后來看,黃書記主抓黃桃產業,抓對了。”分管農業的炎陵縣副縣長盤曉文說。20__年炎陵黃桃只有5000畝,學農出身的黃詩燕認為,炎陵縣黃桃優勢種植區與貧困村高度重合,縣里高寒山區,海拔高、氣溫低、空氣濕,多沙質土壤,種植農作物“十種九不收”,卻適合黃桃生長。
從20__年開始,黃詩燕始終如一為炎陵黃桃站臺,大大小小的活動不知道參加了多少場。
終于,黃桃從炎陵的深山溝,走向各地。當地目前種植8萬多畝,20__年產值11億元,黃桃有關收入占到全縣農民農林牧漁業收入的40%;4784戶14152名、近六成貧困人口靠種植黃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實現穩定脫貧。
鞠躬盡瘁抓脫貧
8年多時間,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個村
20__年8月,炎陵縣在湖南省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中第一批脫貧,不少干部直呼“沒想到”。
“炎陵脫貧摘帽,是我們向20萬老區人民兌現的一個莊嚴承諾。”黃詩燕說。
20__年起,黃詩燕幫扶大源村,幾乎一個月進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見黃書記到村里來!”曾昭華老人說。
道路硬化、電網改造、路燈安裝、自來水,圖書室……幾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產生活上的困難,黃詩燕都盡力去協調解決。如今,大源村青山環繞,新居白墻黛瓦掩映在綠樹叢中,水泥路直通農家院,果樹遍布山間,猶如一幅山水畫。這個霞陽鎮最偏遠、最落后的大村,成了遠近有名的風景村。
“山高不如腳背高,路長沒有腳板長。”這是黃詩燕經常說的一句話。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時間,黃詩燕走遍每一個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個村他都去過,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周,他在村里走訪貧困戶。”縣民政局局長吳集會說。
脫貧攻堅傾注了黃詩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貧產業選擇、重大文件制訂、重要舉措出臺,小到貧困戶建檔立卡手冊,他逐一梳理、逐一審定。
“黃書記很早提出來,要化繁為簡,把各種表格整合成一本簡潔明了的扶貧手冊。”縣委辦副主任陳德望說,“扶貧手冊完成后,從20__年到現在,炎陵一直都在用這本手冊,國家、省里來評估考核,都說這本冊子做得好。”
20__年—20__年,全縣累計脫貧6647戶22907人,54個貧困村全部退出,貧困發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過脫貧攻堅湖南省檢查驗收,在全省5個同類縣中,貧困發生率最低(0.6%)、群眾認可度最高(98.49%);當年6月通過脫貧攻堅國家檢查驗收,錯退、漏評“零反饋”。
以身作則好作風
他的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每個星期走基層在1000公里以上
走進黃詩燕在炎陵縣委的辦公室和宿舍,記者很驚訝。
辦公室是上世紀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員多次要求進行簡易裝修都被他拒絕。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里的東西,都是上一任領導留下來的,黃書記上任后沒有添置一件新家具。”縣委辦副主任劉明華說,“平時除了接待外,一有時間書記就在走基層,每天都排得很滿。”
“作為黨員干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祿全放下、一心只為千萬家的境界。”黃詩燕多次在講話中這樣說。
“擔任炎陵縣委書記近9年,黃書記為炎陵發展不辭辛勞,每個星期走基層來回車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黃建中說。
“黃書記在炎陵沒有私交圈。”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楊紅兵說,“他常說‘人和人之間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持,在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于常年在縣里工作,離家遠,黃詩燕對妻子女兒都照顧不上。平時工作忙,也很少有時間打電話。黃詩燕心里總感覺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視頻聊聊天,“等忙完這陣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縣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黃詩燕的事跡還在傳頌著。他用8年多始終如一的奮斗,踐行了一名共產黨員的莊嚴承諾,詮釋了人民公仆的深刻內涵。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3
“這么好的書記,突然就走了,哭都來不及。”說起黃詩燕,湖南省炎陵縣霞陽鎮大源村村民廖建文,悲傷地抹眼淚。20__年起,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對口幫扶貧困戶廖建文一家。“他那么忙,每個月都來看望我們,幫我家建起了新房,幫我安排了工作,還給我張羅媳婦。現在我家一年的收入有兩萬多元,生活越來越好了,感謝的話都不知道找誰說。”
20__年11月29日,湖南省炎陵縣脫貧攻堅的“一線總指揮”,原株洲市政協副主席、炎陵縣委書記黃詩燕,因多日勞累,驟然倒下,年僅56歲。
8年5個月零4天,老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貧書記”黃詩燕,用生命兌現了“脫貧功成,必定有我”的莊嚴承諾。
20__年6月25日,47歲的黃詩燕走進炎陵縣委大院,成為這個20多萬人口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此前,他是株洲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辦主任。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頂草帽下鄉去了。
他去了離縣城最遠的策源鄉梨樹洲村。這里地處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游資源豐富,卻是當時株洲唯一的“無電村”。
60多公里崎嶇山路,黃詩燕花了3個多小時。村黨支部書記伍英華向他訴苦:村民自己裝的小型發電機電壓不穩,由于用電強度大幾次把發電機給燒了。全村共25戶80余人,年人均純收入僅1000余元。
他去了中團村的一戶果園,和正在忙碌的市農業科技特派員譚忠誠聊起了炎陵的黃桃。20世紀80年代,當時的縣農業局從上海引進了100株芽苗。雖然炎陵有適合栽種黃桃的獨特地理條件,但歷經近30年的發展,還是規模不大,質量不高。
黃詩燕短時間內先后走訪了全縣11個鄉鎮(場)、54個貧困村。他越走心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圖景在心中揮之不去:船形鄉水垅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屋”里,逢雨必漏;下村鄉坳頭村村民好不容易種出來的水果,因山路閉塞,一公斤兩塊錢賤賣給商販……
一個多月的調研下來,黃詩燕摸清了家底:20__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2970元,分別相當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的52.8%、38.8%,貧困發生率很高。
通過深入調研與論證,黃詩燕與縣委、縣政府班子成員形成共識:打造炎陵生態休閑農業風光帶和特色水果、有機茶葉、無公害蔬菜、筍竹、油茶、酃縣白鵝、花卉苗木、藥材八大“農字號”特色產業,鼓勵村民“量體裁衣、宜養則養、宜種則種”。
“一帶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里?黃詩燕將目光盯準了炎陵的黃桃。20__年,炎陵縣將黃桃產業納入重點扶持,重點推廣良種“錦繡黃桃”,財政每年投入500萬元獎勵扶持種植戶。
對此決定,贊成的有,反對的也不少:財政本來就困難,黃桃產業看不到稅收預期,每年拿錢去“貼”,值嗎?一家一戶分散種植,品質如何保證?都種黃桃,果賤傷農怎么辦……
黃詩燕不為所動。在他的主導下,全縣砍掉劣質黃桃苗,培育5個優質高效示范點,扶持171個科技示范戶;建立“合作社+基地+農戶+電商”模式,及時提供良種苗木、技術培訓、農資供應、銷售渠道等服務……
黃詩燕成了炎陵黃桃的頭號推銷員。每年的桃花節、黃桃大會,黃詩燕都出面“站臺”吆喝;北京、廣州等地的供銷對接會,黃詩燕現場促銷;央視推廣炎陵黃桃,黃詩燕琢磨出推廣語:“炎陵黃桃,‘桃’醉天下”。每到黃桃成熟季節,黃詩燕還會到路邊水果店轉一轉,要求有關部門兩天報告一次全縣黃桃銷售信息。
黃詩燕為炎陵黃桃的品牌推介不遺余力,有人好心提醒:“領導干部為產品站臺代言,不妥。你是縣委書記,更容易招來非議。”
“為老百姓脫貧站臺,我怕什么?”黃詩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黃桃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炎陵黃桃”獲頒國家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出口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炎陵全縣8000多戶種植黃桃8萬多畝,近6萬人進入黃桃產業鏈,近60%貧困人口通過種植黃桃穩定脫貧。
要實現高質量脫貧,關鍵是提升產業發展能力,增強“造血功能”。除了綠色農業,發展文化旅游和生態工業,也是黃詩燕緊緊抓住的大事。
為了引進一批優質項目,讓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安心就業,黃詩燕下足了功夫。聽說企業老總來炎陵,他連夜從鳳凰趕回來;一家企業訴苦說招工難,他要求相關部門開著車,帶著招工信息直接進村入戶……
幾年間,全縣首個年納稅過3000萬元、首個年銷售收入過10億元、首個落戶炎陵的企業等不斷涌現,被外界譽為貧困山區招商引資的“炎陵現象”。
20__年,炎陵縣成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貧困發生率從20__年底的16.57%下降到20__年的0.65%,實現高質量脫貧。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4
陳法羽一輩子也忘不了在華坪女子高中入學時那張貼在床邊、寫著自己名字的小紙條。她是女高的第二屆畢業生,如今是麗江市永勝縣一名民警。
20__年,陳法羽初中畢業,中考沒達到高中錄取線。父親對她說:“自費讀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過幾年找個好人家嫁了。”
那一年,陳法羽16歲,心有不甘。此時有人告訴她,華坪建了所免費女子高中,專門招收貧困山區初中畢業的女孩,想讀高中可以去試試。這對陳法羽來說,無疑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
開學報到,宿舍的床已經鋪好了。被褥嶄新整齊,床位上貼著名字。陳法羽輕撫寫著自己名字的字條,忍不住哭了:“這張小床讓我感到安全和溫暖,這張紙條為我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
幾乎每個從華坪女高畢業的學生,都有和陳法羽相似的感動,她們對張桂梅的敬重無以言表——有什么比改變命運更重要?
張老師對學生的愛真摯熱烈,又一以貫之。拖著病體,她堅持為畢業班的孩子上課;節衣縮食,她把省下來的錢捐給學生……有人曾說,張老師快枯竭了,人的愛是有限的。張桂梅聽后說:“不會的,因為有源源不斷的愛奔向我、鼓勵我!”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5
李桓英,一位98歲的老人,在麻風病防治的道路上,還在繼續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絕世衛組織續簽5年的合同,瞞著定居美國的父母,毅然回到國內。“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1978年,李桓英調到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57歲的她將全部精力奉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個“拼”字來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風病是人類古老的疾病,曾經是深受歧視的“不治之癥”,不但給患者帶來極大痛苦,還給社會帶來莫大的恐懼。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這種錯誤觀念斗爭——病人家的水她仰頭就喝,飯捧起就吃;為病人診治,從不把自己嚴實地包裹起來。
1980年,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李桓英,被派到世衛組織做訪問學者。她了解到,世衛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由一種藥物的治療改為多種藥物聯合化療。藥物的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床實驗。為了爭取到世衛組織免費的藥物支持和試驗項目,李桓英開始在全國進行走訪調查。
當時,世界治療麻風病基本都采用終身服藥的辦法,醫學界普遍認為,一旦停藥就會復發。為了縮短療程,使有限的藥物能夠治療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帶著聯合化療藥物在云南省的一個村子開展試點,將麻風病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這種短程聯合療法為麻風病治療開辟了新天地。后來,原衛生部將其在全國進行了推廣,全國麻風病人數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萬和每年發現4000余名病人,分別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經過10年監測,復發率僅為0.03%,遠低于世衛組織規定的1%的標準。這一經驗得到了世衛組織的高度評價,1994年開始向全世界推廣這一做法。
正是由于對我國麻風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屆國際麻風會議1998年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具有紀念現代麻風防治100周年特別意義的大會期間,李桓英被推選擔任大會的輪值執行主席。
多年來,李桓英不斷優化治療方案,消除社會對麻風病的歧視。她解決了該領域的重大策略和技術上的關鍵問題,為我國政府制定控制和消滅麻風病的整體規劃,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目標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據。她在麻風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6次獲得省級科技進步獎,20__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項;20__年9月,第19屆國際麻風大會授予她“中國麻風病防治終身成就獎”。
20__年,95歲高齡的李桓英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她這樣寫道:“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黨員的身份為麻風防治事業奮斗終身!”當年12月,李桓英莊嚴宣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作為李桓英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北京友誼醫院黨委書記辛有清說,從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科學的執著,對事業的追求!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6
溫煦的秋陽照在老人珍藏多年的泛黃的報功書上:“孫景坤同志在朝鮮守備戰斗中,創立功績,業經批準記一等功一次,這不僅是個人的光榮,全軍的光榮,也是人民的光榮,祖國的光榮……”光線明麗而柔和,為這張歷久彌新的報功書鑲上了一層金邊。
連年征戰,孫景坤身上留下20多處傷疤,“現在腿上還有一顆子彈沒取出來。”他指著腿上一塊已經變黑的皮膚說,“有一次戰斗,我中了兩槍,一槍打在手上,一槍打在腿上。子彈有毒,后來腿上、腳上的肉都爛了”。
1955年解甲歸田的孫景坤把榮譽證書塵封起來,只字不提戰爭年代的事跡。也許這就是真正的英雄吧,在硝煙炮火中以血肉之軀與敵人拼殺,一切歸于平靜后,也能夠在和平年代甘于清貧,只顧建設家鄉。
村里有條河,經常泛濫引發水災。孫景坤的倔勁上來了:“還能讓條小河欺負了?”他帶領村民開山碎石、肩扛手提,筑起一座堤壩,自此河水安瀾。
“他是軍人出身,身上有一股威嚴勁兒,從不強迫鄉親們干這干那。”86歲的村民劉振山回憶,“他在前邊干,我們在后邊學,大家心服口服。”
靠著孫景坤的帶動引領,山城村上百畝爛泥灘變良田,數百畝荒山上種滿板栗、落葉松,幾十年如一日,村子終于成為十里八鄉有名的富裕村。
20世紀90年代,抗美援朝紀念館移地改建,向社會征集文物,孫景坤這才決定將自己的立功證書等紀念物品捐獻出來,人們至此才知道他是一名戰斗英雄。
孫景坤為什么這幾十年都不愿提及那段崢嶸歲月?他從來不看戰爭片,真正的戰爭遠非影視劇所能描述,過往的經歷每每憶起,總會讓老人潸然淚下,“實在太難過了”。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7
磨難使人堅強,困苦使人堅韌,意志使人執著。苦難是一個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是砥礪人前行的力量。面對苦難,我們應該怎么做,從張桂梅校長身上我們應該能夠找到答案。她來到華坪之前的苦難,大家應該都是了解的,重要的是,她是如何以頑強的意志力對待苦難、戰勝困苦的。苦難到底是財富還是屈辱?當你戰勝了苦難,它就是你的財富;當苦難戰勝了你,它就是你的屈辱。學習張桂梅,就是通過對她苦難經歷的了解,從中感悟她身上那種不向一切困難低頭,而是戰勝苦難,頑強地從苦難中解脫出來的抗擊苦難的精神。
人要有胸襟、格局、擔當、責任、境界和情懷。人有胸襟才有格局,人有信念才有擔當,人有擔當才有責任,人有境界才有情懷。大的追求,大的愿望,就會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視野、大的格局。站在高處,才能看得遠;俯下身來,才能愛蒼生。以大視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做得更大。我們從張桂梅老師身上,看到的是大胸襟、大氣度、大境界、大格局和大慈悲。沒有大慈悲,哪有她悲天憫人的捐助、爬山涉水的家訪?沒有大格局,哪來的力量用五年的時間集資辦學而且要實現“必須讓學生全部考上大學,而且要爭取考上雙一流大學”的高遠目標?“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巔俯瞰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這是何等的氣度和豪邁!
人貴有一種拼搏精神、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張桂梅老師身患多病,行走困難,但疾病沒有給她擊倒,沒有阻止她每天早上5點就準時起床,第一個出現在校園里,每天至少3次巡校、查課的腳步;沒有摧毀她寒暑假歷盡艱辛走訪千家萬戶的信念。她累計到1550多名學生家里進行家訪,正是她的家訪和資助,讓大山里想要輟學的女孩兒重新回到學校讀書,從而改寫了她們的人生。華坪女高,以它擁有張桂梅這樣的校長而驕傲,以它令人嘆為觀止的高考成績而名揚神州。在張桂梅校長眼里,看到的不是多年辛苦操勞的成就,而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欣慰,她用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信仰譜寫了貧困山區女子教育的華章,實踐著自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莊嚴承諾。這是令人肅然起敬的拼搏精神,是令人擊節贊嘆的奉獻精神,更是令人淚目的職業操守和高尚品德。是什么力量支撐一位身體多病的老人對教育事業如此地執著?你感動了、感悟了,答案也就找到了!
張桂梅老師的事跡感動國人,感動中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以張桂梅老師為榜樣,讓“張桂梅精神”內化為自己的思想動力和工作動力,成為自己心中的一盞明燈,照亮自己前行的腳步和人生的旅程。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8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__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里——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跡。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群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著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里,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說,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著駱駝去深山里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里,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么朋友,也沒什么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采訪引發了熱搜。視頻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于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后的一個月里,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打開羽絨服,里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著一個黨徽。“紅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愿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著縣委宣傳部的人,說你怎么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說話方式,直接、干脆。
她說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后來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高考,離開這里,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著,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么新穎的表達。
“我說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著笑,“我又不好好說話了。”
那些圍繞著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并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聯系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采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頻。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著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臺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并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著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云南干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說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系,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說,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著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頻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愿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并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說,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么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銳。”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9
張桂梅,女,滿族,中共黨員,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龍江牡丹江市,1975年12月參加工作,199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華坪兒童之家)院長。
參加工作以來,她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永動機,用初心和信仰書寫著一名共產黨員一輩子對黨忠誠、一輩子為民奉獻、一輩子堅韌執著、一輩子于己克儉的大愛情懷,無怨無悔、無私無我地在平凡崗位上奉獻著自己、燃燒著自己,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先后獲得“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十大女杰”“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百名優秀母親”“云南省優秀共產黨員”“興滇人才獎”等40余項榮譽稱號。
張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和兒童福利事業,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是華坪兒童之家130多個孤兒的“媽媽”。她堅持用紅色文化引領教育,培養學生不畏艱辛、吃苦耐勞的品格,引導學生銘記黨恩、回報社會。她堅持每周開展1次理論學習、重溫1次入黨誓詞的組織生活,發揮黨員在學校各項工作中的先鋒模范作用。她常年堅持家訪,行程11萬多公里,覆蓋學生1300多名,為學校留住了學生,為學生留住了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她吃穿用非常簡樸,對自己近乎“摳門”,卻把工資、獎金捐出來,用在教學和學生身上。她以堅韌執著的拼搏和無私奉獻的大愛,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初心使命。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10
他194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后參加四平戰役、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多次立功受獎;1950年,他赴朝作戰,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先后榮立一、三等功,回國后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55年他復員回鄉,深藏功名服務百姓,甘于清貧。他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就是元寶區金山鎮山城村老復員軍人孫景坤——
8月15日,在丹東光榮院里,96歲的孫景坤正在與護理員聊天,“好,這里真好,感謝黨和政府安排這么好的居住環境和細致周到的護理,我知足了。”老人的精神狀態不錯。此前,他與大女兒女婿一同居住。8月12日,孫景坤作為特護養員被送到這里,享受24小時護理服務。
老人居住的特護區房間有20多平方米,空調、電視、衛生間等設施齊全,在他睡覺的電動護理床的床尾立著一個輸液架,上面掛著老人的軍裝,一枚枚獎章、紀念章熠熠生輝。這是陪伴老人幾十年的心愛之物。
“老人對這些軍功章很珍視,不管走到哪兒都要帶在身邊。所以我們在老人床邊的右側釘上了吊鉤,軍裝和獎章就放在他觸手可及的地方。”院醫療康復科科長孫紅霞說,老人晚上的覺少,睡不多久就醒了,護理員幾次看見老人用顫抖的手輕輕撫摸著獎章。第二天早上,他們發現吊鉤壞了,便將軍裝掛到了輸液架上,讓老人一抬眼就能看見。
舍生忘死 勇立戰功
走進金山鎮山城村,拐過一條狹窄偏僻的小巷,踩著坑洼不平的土路,會看到一個不起眼的平房,這便是孫景坤大女兒孫美麗的家,孫景坤此前就居住在這里。走進屋內,墻上貼滿了老人的照片和有關資料,無聲地訴說著他清貧樸素的生活和輝煌的過去。
走近細看,有攝影家為他拍攝的胸前戴滿軍功章的照片,有記錄他在上甘嶺戰役的文字資料,也有孫景坤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英模代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一樁樁、一件件,讓人仿佛走進了那個硝煙彌漫、激情如火的歲月。
孫景坤的故事,要從72年前的1948年說起。那年1月,24歲的孫景坤懷著對共產黨的無比熱愛,告別新婚才5天的妻子,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隨40軍119師357團先后參加四平戰役、遼沈戰役、平津戰役和解放長沙、海南島等戰役,在遼沈戰役中榮立三等功、平津戰役和解放海南島戰役分別榮立二等功。戰斗中,他多次負傷,在解放四平的戰斗中,孫景坤是機槍手,是敵人火力重點打擊對象,密集的子彈像刮風一樣撲向他,他身上的傷疤就是最好的見證。
1949年,孫景坤因為在部隊表現出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剛從海南島戰場撤回來的孫景坤隨部隊集結安東(今丹東)待命。部隊駐地離他家不到五里地,步行也就20分鐘,已經兩年沒見親人的孫景坤卻只是默默地望著家的方向。抗美援朝初期,孫景坤與敵人激戰受傷后被送回國內治療。養傷期間,排長催他回家看看父母,他默不作聲,排長又說,怎么也得讓媳婦看見你還是個大活人呢,他才告假匆匆回了一趟家。隨后,孫景坤不顧腿傷沒好利索,再次過江奔赴前線。
當年打了多少仗,孫景坤已經記不清了。不過,有一場戰役,卻永遠烙刻在他的心底,那就是慘烈的上甘嶺戰役。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時分,孫景坤所在部隊堅守在上甘嶺161高地,在擊退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后,部隊傷亡慘重,161高地三面處于敵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隊很難上去。當時擔任副排長的孫景坤帶領9名戰士,帶著8箱手榴彈、2箱子彈,從敵人火力死角突上陣地。在擊退敵人瘋狂反撲中,孫景坤擊斃21名敵人,和最后剩下的3名戰友頑強地堅守在陣地上。
孫景坤的外孫子畢元發對姥爺關于這場戰役的講述至今印象深刻,“戰斗異常激烈,‘守著是死,不如拼命搏一把。’依靠多年的作戰經驗,姥爺知道敵人炮火最猛烈的地方,往往是敵人進攻的突破口。很快,他就發現了一處盲區,敵人的火力打不到那里,他主動請戰,跟戰友借著坑道掩護奮力狙擊,最終打退了敵人的進攻。”畢元發說,事后戰友們在炮彈掀起的泥土石塊和犧牲的戰士身邊,找到了昏迷的姥爺,他的腿部等多處受傷,耳朵也被震得幾天都聽不見聲音。
在抗美援朝中,孫景坤榮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1953年,孫景坤榮獲一級戰士榮譽勛章,并受到金日成將軍的接見。同年,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回國英雄報告團成員,孫景坤受到了親切接見。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11
以英雄壯舉踐行為師之格
追記重慶市大渡口區育才小學教師王紅旭
10多個人手拉著手組成二三十米長的“人鏈”,從長江的岸邊淺灘往江面延伸。江心激流中,一個人手上托著一個已經失去知覺的小男孩,頂著水流奮力游著。快要接近“人鏈”時,那人猛地將小男孩兒往前一推。小男孩兒獲救了,救他的人卻被反向力推離“人鏈”,很快從江面消失了。
6月1日下午,重慶市大渡口區萬發碼頭附近,一個5歲的女孩和一個6歲的男孩掉入長江,正陪3歲的兒子過兒童節的大渡口區育才小學教師王紅旭,勇救兩人后因體力不支被江水卷走失蹤。
記錄英雄壯舉的視頻瞬間刷屏,在新媒體平臺的總閱讀量接近20億次,無數人為此感動落淚。教師節前后,王紅旭的親友、同事、同學,還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不約而同來到他勇救落水兒童的江邊,用一簇簇白菊寄托無盡的緬懷。
生死關頭的百米沖刺
兒子3歲了,正是最黏人的時候。王紅旭早早就做了計劃,今年要好好陪他過兒童節。
6月1日這天,王紅旭和妻子陳璐希帶著兒子團團,一大早就和許林盛一家會合去江邊游玩兒。兩家的大人都是老師,孩子都是3歲,又在一個幼兒園。兩家人關系很好。
下午6點,王紅旭和許林盛收拾好東西準備帶孩子回家的時候,突然傳來一聲驚呼:“有小孩兒掉水里了!”循聲望去,兩個掙扎著的小孩兒正被水流卷著往外漂。
許林盛條件反射地往江邊跑,一口氣跑了100多米才到水邊。王紅旭從他身后趕上來,又飛快地跑到前面,第一個沖進湍急的江水中。許林盛往前游的時候,王紅旭已經救起一個小女孩往回游。看到許林盛,王紅旭把小女孩遞給他,馬上轉身去追那個落水的小男孩。
兩個孩子落水的江段,是一個急劇收縮的“喇叭口”,到處是陡坎的灘涂伸入江中,形成水面的漩渦和水下的亂流。水性再好,幾個來回也會耗盡體力。
王紅旭追上小男孩時,已經明顯游不動了。托著小男孩往回游時,兩人都有點往下沉。這時,很多目擊者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快要靠近水中接應的人時,王紅旭托起小男孩猛地往前一推。小男孩被接住了,他卻被卷入激流,在人們的驚呼聲中消失了。
義無反顧的水中折返
兩個落水的孩子獲救了。3歲的團團,卻在兒童節這一天失去了爸爸。
“發現兩個小孩落水后,他跑得特別快,救人時又那么拼命,我們都以為他是水中那兩個小孩的爸爸。”69歲的目擊者王顯才說。
“我一直認為自己的水性還不錯,只參與救了第二個小孩,上岸后都坐了三四十分鐘才緩過來。他先是在岸上跑了那么遠,在水里救回來一個后又去救另外一個,真的是拼了命去救那兩個孩子。”參與水中救援的重慶市民張廣榮回憶,即使在水中,當時也能聽到王紅旭沉重的喘息聲,最后關頭甚至是在吼著給自己攢勁。
王紅旭的家,離他救人的江段只有兩公里,他對這段江的水情非常熟悉,知道在這里下水救人的危險。“看到兩個孩子掉到江里,不管作為父親還是作為老師,下水救人都是他的本能反應。”王紅旭的媽媽李永蘭說。
王紅旭20__年考入重慶師范大學體育教育專業,有一年暑假在外勤工儉學時,在一個游泳館發現一個孩子發生溺水,等他把人救上來后,救生員和孩子家長才知道發生了險情。孩子被搶救過來后,王紅旭很有成就感,也意識到救生員崗位生死攸關。那以后沒多久,王紅旭就拿到了救生員證,也養成了一個習慣:只要到水邊就會注意觀察。
“給他取名‘紅旭’,是希望他能像早晨的太陽一樣給人溫暖。”李永蘭說,“他比我們期望的還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英雄壯舉的靈魂滋養
王紅旭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是鄉村教師,一家三代和和美美,都是當地“愛生如子”的熱心腸。
受濃厚家庭氛圍的熏陶,王紅旭從小就立志要當一名好老師。他曾經在一份述職報告中寫下這樣一段話:“一個合格的教師,不僅要有扎實的知識,更要有高貴的品格;不僅要向學生傳授知識,更要善于引導學生形成良好的品行。”在大渡口區育才小學,他連續10年帶領學校田徑隊獲得區運動會的前兩名,先后5次獲得優秀教練員和優秀指導教師稱號。
正就讀于重慶巴蜀中學的謝林巧,在王紅旭的田徑隊待過4年。在她的記憶中,王老師總是笑呵呵的,“一笑起來眼睛就沒了”,訓練時也總是張羅著給大家買水買零食,但在訓練標準上最較真。有一次謝林巧的50米跑一直不能達標,大家都跑完休息了,王紅旭還要求她“至少再跑6個”。謝林巧急得直哭,但哭完還得跑。等她終于達標時,王紅旭又笑得“看不到眼睛了”。得知王紅旭去世的消息,謝林巧哭了:“本來我們還約好暑假見面聊一聊。王老師從來都是說話算話的啊……”
王紅旭追悼會那天,很多與他素昧平生的市民專程趕到靈堂為他送行。“我很難過,以這樣的方式認識你。”坐了1個多小時的出租車趕來的劉女士,流著淚在靈堂前擺好一束白菊。
王紅旭勇救落水兒童犧牲后,重慶市文明委、市教委、市人社局、市總工會、市委政法委分別追授他“重慶好人”“重慶市優秀教師”“重慶五一勞動獎章”、市級“見義勇為先進個人”等榮譽稱號。教育部追授王紅旭老師“全國優秀教師”并下發《關于在教育系統深入開展向王紅旭同志學習的通知》,號召全國教師、教育工作者向王紅旭學習。
“作為一名教師,我渴望成為黨的大家庭中的一員。我愿意在黨的領導下,為各族人民的利益奮斗終身。”在王紅旭的入黨申請書中,有這樣一段話。6月24日,王紅旭被追認為中共黨員。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12
如今,王秀麗的女兒在女高讀書,生了大病,為了方便照顧女兒,她搬進了女高的教職工宿舍。12年了,建校時種下的芒果樹已經郁郁蔥蔥,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麗指了指掩在樹后的教職工宿舍,說,“她開心的時候,會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麗啊,你出來一下,秀麗啊。聽到張桂梅的聲音,王秀麗通常是穿著睡衣就往外跑。那個瞬間,小喇叭變成了張桂梅手里的一個玩具,用來呼喚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節,張桂梅給了王秀麗一張自己病例的復印件,類風濕性關節炎、支氣管炎、嚴重骨質疏松、神經鞘瘤、骨瘤、肺氣腫、小腦萎縮……她被查出來23種病,有時候太痛,也會和王秀麗訴苦,我死了算了,我把這窗戶打開,就從這里跳下去。
但更多時候,被小喇叭叫出來后,兩人只是斗一會兒嘴,閑聊。很快,張桂梅又舉起小喇叭——下課鈴聲響了,10分鐘的吃飯時間開始倒數計時。“跑快點”、“說你呢”,張桂梅又變成那個嚴厲的女高校長,學生嘴里的“大魔頭”、“周扒皮”。
張桂梅初來華坪那幾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楊老師經常通信。那時候,張桂梅的名聲漸起,楊老師寫信告訴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議論,覺得張桂梅那樣活著沒有意思。沒有家庭,不能完整地過日子,放棄了世俗的快樂,那么拼命,把老師和學生都折磨成那樣。楊老師記得,她沒有生氣,只是回信說,人活著,反正要做點事情。
每次到昆明開會,張桂梅一定要當日來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聲劃破,夜晚,再用喇叭聲結束。要是哪天聽不到喇叭聲,女孩們總會探頭探腦地問,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鑒常常聽到張桂梅說的一句話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舞臺。但女孩們進了大學,有了舞臺,張桂梅幾乎再不和她們聯系,“老惦記人家干嘛,她出去放飛,放飛就行了”。
跟著張桂梅看多了山里酗酒的父親、愚昧的母親、女孩們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鑒覺得,如今她們能過上平常的生活已經足夠珍貴。很多當年的女高學生們都成家了,他經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們曬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時候拍山里的風景。那些風景對于她們已經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貧窮、被困住的生活,“因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張桂梅急劇地衰老了。20__年,幾種病湊在一起發作,她被送進了醫院,那之后,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變得空空蕩蕩。如今起床,她會留下一床凌亂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順勢再躺進去——她已經沒有力氣扯開疊得整齊的被子。離開女高回北京后,殷鑒給她打電話,她說,前幾天差點人就沒了。他聽著揪心,后來打電話給她,都需要下半天決心。
這兩年,王秀麗感覺張桂梅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前,女孩如果在學校不聽話,她家訪時會當著父母的面罵:我們都供你讀書了,你還如何如何。但現在,她只是會說,姑娘,你要好好讀書,要不然對不起那些幫助我們的人。“當一個人開始溫柔地對待她周圍的人和事的時候,她就是老了。”
張桂梅身邊的人說,她似乎只剩一口氣撐著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讓女高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每次課間操期間,她讓高一高二的學生齊聲大喊:學姐加油!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我的學校要是能出一個清華、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說這話,沒事她就拉著王秀麗觀察她的女孩們,“你看我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著很好嘛……我的學生里到底哪一個是清華、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個都不是。”楊文華又來潑冷水了。他的班里出過云南省第一名,培養過清華、北大的學生,知道高考每個科目應該不得低于多少分,“但張老師一點概念都沒有”。
有一回,張桂梅犯心臟病,趴在柱子上動不了,一個女孩走過來拍拍她,不說送她去醫院,只是說,別著急,我給你考清華,就走了。女孩把課本背了五六遍,最終上了浙大,那是張桂梅離清華、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們都是在硬考,“累個半死”。
還有一回,張桂梅花了幾萬塊錢請了一位名師來講課,對方不帶課本,公式一個套一個,從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來,“嘩啦啦講完了,我們全部傻了”。張紅瓊教地理,女孩們高中入學了,問她們美國在哪兒,都指不出來。女孩們努力了,考了個20分,也急,也哭,老師們不敢罵,只能安慰。那個上浙大的女孩,書背到第四遍的時候,她告訴了張桂梅,張桂梅說,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許就上清華了。
每一年高考成績出來,都讓張桂梅失望。但殷鑒說,“我們又覺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當時就……因為她現在的這個身體,真的靠這個作為精神的支撐。”
早上5點15分醒來,張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干了不干了,明天就不干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著藥,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艱難,腿落地就像針刺一樣。但她又想起來她的清華北大,“六十多歲了,不想徹底治病了,這點余光我放著就行了,繼續追逐我的夢想”。
《人物》最后一次見到張桂梅,是11月的一個傍晚,她從兒童之家出來,穿著羽絨服,頭發濕漉漉地貼在頭皮上。剛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們幫她擦了藥。“擦完藥也不好使啊,難過得要死要死的。”她說,“此刻我就想找個地方好好躺著。”每天傍晚,她都會去兒童之家待一個小時再回女高。10分鐘的路程,她已經走不動了,一個兒童之家的孩子騎著電動車送她。
她拒絕了和我們再聊一次,“給我留點力吧,我還要去找學生聊。再不回去,她們估計又以為我去醫院了”。她用手撐著騎車人的肩,側著身子一點點挪上了后座,“到我明年高考完,我能活到明年高考完……到時候你再來,看我的成功與失敗。”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13
張桂梅校長又上熱搜了,但這一次不是讓全網熱淚盈眶,而是卷入觀點爭議,讓支持她的人感到心情復雜。她在一檔專訪節目中表達了對“女性當全職太太”的鮮明反對。她講道:一個學生領著丈夫和孩子回到華坪女中,準備給母校捐一筆錢,當她得知這名學生已做起全職太太,便直接轟人,“你給我滾出去。家庭那么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反而當起了全職太太?”
當全職太太怎么了?為什么不能尊重別人的意愿呢?說尊重女性獨立,為什么不尊重女性成為全職太太這種獨立選擇呢?有誰比一個女性自身更知道什么對自己有利、什么能讓自己幸福、什么更適合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觀和幸福觀,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這種偏執以如此強烈排斥的方式強加到學生身上?當全職太太怎么就對不起“教育改變命運”了,貧困生出身怎么就不能當全職太太了?一個個問題像雨點一樣飛向昨天被視為“教育天使”的張桂梅,天使的“人設”似乎因為那個“滾”字而黯然失色。幸虧是張桂梅說了這段話,網民能口下留幾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毆得鼻青臉腫了。
我覺得當全職太太是一個人的自由,也并不意味著就沒有自我和缺乏獨立,但我實在不忍去批評張桂梅的觀點。當然,會有一定的道義因素,面對這樣一個“教育圣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義和力度。泰戈爾的那首詩,“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張桂梅就是這樣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來當火把,點燃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前行的路。她為了教育,為了改變那些女孩的命運,連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換了一代人的命運。說到關心、愛護、心疼、尊重那些大山里的女孩,我們這些蜷縮在都市咖啡廳里、在鍵盤上敲敲字、熱衷于談論抽象概念的人,怎么比得上她?我們談論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幾千個女孩走出大山,我們沒有理由覺得我們比她更“懂”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命題。
這么說并不是失去了一個評論員的判斷力,好像一個人成為道德典范,身上有了道義光環,就不能被批評了。不是這個意思。道德圣人也會有認知局限,張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并不意味著她每句話都是對的。我說的“不忍”更包含著“同情的理解”這個意思,不要把“支持還是反對全職太太”當成一個抽象的命題,當成吐槽大會、脫口秀、大專辯論賽供選手抖機靈的辯題,而要進入張桂梅所生活和面對的那種環境中,進入貧困山區女孩教育這個具體語境中理解“反對女性當全職太太”這個命題,看到它的條件性、矛盾性、語境性和問題針對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個“滾”字刺激了,如果進入語境,就不會把這個字當成激烈對抗中那種粗野、排斥、敵對的意思,而會看到一個教育者又愛又恨、就像父母不滿孩子某種行為時那種帶著失望意味的“滾”。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過來捐款,你何以這種態度?人家當全職太太,怎么礙著你了?這可能正是張桂梅作為校長的態度,善良是有牙齒的,學校雖然很缺錢,但對錢的接受是有原則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僅是錢,而且也有一種認同的價值觀。以后跟學生介紹這筆捐款時,怎么介紹呢?我們的畢業生、你們的師姐捐的?她靠什么給學校捐錢?張桂梅可能覺得無法向學生傳遞一種她一直傳遞的那種獨立價值觀。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學校倡導一種何種價值觀,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種堅韌的立場。她就像一只老母雞一樣,張開翅膀,護著下面的那些小雞,生怕她們被辛苦培育的價值觀受到任何一點誤導和傷害。
在抽象層面爭論“有無權利當全職太太”并沒有什么價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里泡一泡,在風中晾一晾,日曬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質感。張桂梅也許正是在這種生活質感中持那種觀點的。如果看到山區的貧困,看到很多大山里女孩的命運,她們沒讀書,一輩子就被綁在山里、綁在丈夫和家庭、綁在幾個孩子身上,重復著貧困的命運并承受著生活的重壓,也許就能理解張桂梅所說“家庭那么困難,把你供到現在”包含的失望了。讀書改變命運,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選擇:當詩人、出國讀書、追求自己的興趣,甚至就是當一個幸福的全職太太。可在經歷了極度貧困,窮怕了,因為缺乏事業缺乏獨立而在惡性循環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后,很容易對那種“本以為讀了書可以改變命運卻又被家庭綁住沒了自己”的選擇充滿警惕。
作為大山女孩的擺渡人,作為拼著命去讓女孩通過讀書獲得獨立能力從而改變命運的人,把“一個女孩讀書可以改變一家三代命運”當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來的孩子讀了書卻沒有自己的“獨立事業”,還能給學校捐錢,可想而知她的憤怒,甚至覺得是一種價值觀的挑釁。
這就是我不忍批評的原因,如果身處她的位置,我可能也會這樣做。
最新消息是,被“滾”當事人感激張桂梅。黃付燕在華坪女高同學群里看到了這則新聞鏈接,“感覺像是在說我”。當天,她把新聞鏈接轉發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配上了一句轉發語——“我們有個性的老大”。
20__年,黃付燕回到母校華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張桂梅拒絕。那時,孩子不到一歲,黃付燕沒有工作,全職帶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黃付燕考上了貴州安順某小學的特崗教師。10月27日晚,黃付燕接受采訪時回應,“張老師話丑理正,她是從我們的立場去說的”。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14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著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著三姐來到云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著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里,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家具、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里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著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后來在文工團里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發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挨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說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妝,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掛著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著孩子們圍著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里關系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這意味著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里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后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說:請您把他從冰箱里頭搬出來。她最后一次抱著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著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著,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于這個小縣城來說,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著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于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后,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里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輕松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著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臟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后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說。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初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么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著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后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干、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采煤礦,學校里的老師工資低,就干著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里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著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跡開始在小縣城里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里的幾位老師冒著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后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說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說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涂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說,找一個伴有什么用呢。王秀麗說,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說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說,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床邊,孩子就說,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著結婚嗎?你就怕以后我們養不起你嗎?
后來,就再也沒有什么北京來的作家了。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15
“堅持,再堅持一下唄”
進入女高的陳法羽很快發現:關愛的同時,是嚴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課間出操1分鐘站好隊。張老師每天拿著小喇叭,不厭其煩地喊學生起床、跑步、吃飯、睡覺,“你們遲到一秒鐘我也不干!”
張桂梅和病魔斗:“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無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貧困較勁:“挽救一個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對學校老師、學生要求嚴格:“堅持,再堅持一下唄!”這是張桂梅勸慰大家最多的話。
陳法羽說:“我們來女高讀書是來改變命運的,不拼拿什么和別人比?張老師也在拼啊!”
校辦主任張曉峰告訴記者,張桂梅老師是在拿命辦學,師生們服氣。
張桂梅的言傳身教也感染著女高老師們。韋堂蕓老師受傷左腳骨折,想到還有100多天就要高考,她拄著雙拐給學生上課;楊曉春老師悄悄給學生墊付醫藥費、生活費,卻從不往外說——這樣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還有很多。
張桂梅宿舍里有4張床鋪,1張自己睡,3張留給“不聽話”的和生病的學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張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張老師怎么關心她、開導她,她都不怎么說話。張老師疾病纏身,每天早晨5點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還和她聊天。3個月后,這名學生抱著張老師痛哭,說一定好好讀書。
“女高的許多學生家庭貧困、變故多,她們的心要好好去焐。”張桂梅說。
關于時代楷模黃詩燕的先進事跡 篇16
瘦削的身影,渾身是病的63歲女校長,把《感恩的心》當校歌,12年堅持,把1804個山里女孩送進大學殿堂,改變了上千家庭,影響了無數人。
“培養一個女孩,最少可以影響三代人!”這是張桂梅常掛在嘴邊的話。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十佳師德標兵、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等身的云南省麗江市華坪女子高級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院長張桂梅,20__年又一次次被“刷屏”,她的名字和事跡傳遍大江南北。全國婦聯授予她“三八紅旗手標兵”稱號,云南省授予她“云嶺楷模”稱號;12月3日,中共中央授予她“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我所做的一切、所得的一切,都不屬于我個人,更不屬于我的親屬,是這片土地的父老鄉親的,是黨和各級組織的。”張桂梅說。
17歲那年,張桂梅跟隨姐姐從黑龍江來到云南,后與丈夫同在大理市喜州鎮任教。1996年丈夫不幸去世,黯然神傷的她,申請從大理調出,地處金沙江腹地的麗江市華坪縣接納了她,到縣民族中學任教。
不料剛過了幾個月,她被查出子宮內有一個很大的肌瘤,生死懸于一線。由于給丈夫治病,張桂梅幾乎沒有積蓄,華坪縣各級干部、素不相識的人,甚至來縣城開會的婦女代表捐出僅有的5元回家路費,救了她。
張桂梅回憶說:“當時我在想,我沒為華坪做過一點點貢獻,卻給大家添了大麻煩。他們把我救活了,我活著要干什么?”手術后僅24天,她又站上了講臺。信仰、感恩與堅持,從此成為十來年伴隨她的關鍵詞。
不久后,張桂梅發現陸續有女生輟學,通過一次次家訪,幾乎無一例外是由于家境困難,而且重男輕女的觀念依然濃厚。“我把那些姑娘一個個往回撈,哪怕我自己出錢,也一定讓她們讀書!否則十幾歲外出打工,早早出嫁換取彩禮補貼家用,是大山里大多數女孩的共同命運。”
張桂梅想到了一個現實問題,一個有知識的母親、一個有責任感的母親,是不會讓孩子輟學的,也不會讓代代貧困下去,所以要讓山里的女孩受教育,全免費上高中,她要辦一所免費的女子中學!
從20__年起,張桂梅就為這個近乎“瘋狂”的美好愿望四處奔走,募捐籌款,她的故事“可以讓石頭流淚”。省、市、縣黨委政府領導再次站到她身旁,麗江市和華坪縣各拿出100萬元辦校,學校建設由教育局負責。
20__年8月,華坪女子高級中學建成,9月正式開學,教師工資和辦學經費均由縣財政保障,張桂梅擔任校長,吸引來16名教職員工。當年招收了100名女生,絕大多數是少數民族。
辦學之初,女高沒有食堂、沒有廁所,條件極差,堅持了一個月就相繼有9名教師離開,6個孩子轉學。“用命在拼”的張桂梅,帶著其他5名黨員在手繪的黨旗下,重溫入黨誓詞,守住屬于自己的扶貧陣地。3年后,把原本入學分數沒有門檻、基礎普遍較差的69個女娃子,撐上本科線,綜合上線率達100%。
黃付燕是華坪女高首屆畢業生,如今在貴州當小學教師。“12年前在女高,學習是唯一的事。從早上五點半到晚上十二點,軍事化管理,快節奏生活。午飯是跑著吃,從吃飯、打飯、刷碗只有10分鐘。不努力,你會覺得對不起世界。”她告訴記者,走出大山,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從20__年起,華坪女高連續10年高考綜合上線率100%,排名麗江市第一。但就在年年的喝彩和點贊聲中,張桂梅的健康每況愈下,肺氣腫、肺纖維化、骨瘤、小腦萎縮……近20種疾病纏身,數次病危搶救。
華坪女高20__屆學生陳法羽,現在是一名人民警察。“那時,每天近20個小時,張老師都和我們同步。她每天堅持出現在操場上。我們想,老師都這么拼,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用功?”她眼含淚花。
張桂梅沒有積蓄、沒有孩子,孩子叫她老媽、張媽媽;哥哥以及同她一起長大的侄兒去世,她都沒能回去看一眼,卻步行11萬公里,不報銷一分錢在金沙江兩岸的大山里家訪;在華坪,女高和福利院是她的家,而屬于她的,僅有三樓一間高二女生宿舍靠門的一個床鋪;對自己和親友“摳門”,卻把100多萬元的獎金、工資用在了學校和孩子們身上。
“這十幾年,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十幾年,也是痛苦、勞累、快樂的十幾年。是這片土地接納了我,給了我一個綻放人生異彩的舞臺。是組織支持、培養了我,讓我能夠做事、把事做成,造福山里的孩子們。”張桂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