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畢業論文--法治與執政黨的政治權威

　　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的至上性，即作為人民意志的憲法和具有最高的權威。但是，在家走向化的過程中，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的權威又是必不可少的。在建黨八十周年講話中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發展中大國，把十二億多人的力量凝聚起來，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前進，必須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否則，就會成為一盤散沙，四分五裂，不僅現代化實現不了，而且必然陷入混亂的深淵。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發展的歷程得出的結論，也是分析許多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如何通過制度設計或創新使執政黨既發揮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政治核心作用，又不至于蛻變為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權集團，這是包括執政黨在內的各方仁人志士共同探討，但并未很好解決的問題。本文試圖在這方面作一嘗試性的探討，以就教于各方。

　　一、 中國法治建設的道路需要執政黨的政治權威

　　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并伴隨著市場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的開始階段，政府扮演的僅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治變革發生于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的法治建設同時擔負著民主化以及發展、穩定等多重任務。其任務的艱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觀上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政府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因此，中國被迫同時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條自上而下的政府推進型的法治道路。本來，限制政府權力是法治的出發點和基本內涵，但我國的法治建設則要將限制政府權力與維護政府權威統一起來，從而增加了制度設計的難度。但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執政黨在這種政府推進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眾所周知，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黨在整個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居于最高的領導地位，它應該而且必須領導國家政權。因此，如果說中國走的是政府推進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實際上這個政府就是黨抑或說是黨領導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設中維護政府的權威本質上是維護執政黨的政治權威。

　　政治權威是一種使人們信從的政治力量，它集中體現在個人或某些集團身上。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政治權威的出現標志著人類從蒙昧到文明，從自在到自為的發展過程。近代以來，政黨取代其他傳統政治力量領導政治生活，成為政治文明發展與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據統計，在當今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除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是嚴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體制而無政黨外，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著政黨，實行政黨政治。①對于努力實現法制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特別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因為，一個國家實現法治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現代化過程本身就是利益機制的調整過程，而法制的現代化從理念來說是強調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觀念體系，在制度上則是要建構一套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的制度體系。其與中國傳統的觀念體系和權力格局的矛盾與沖突，要比經濟領域的改革來得更加激烈。而且，隨著這一進程的推進，原有的社會政治機制逐步喪失了維護政治穩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社會政治機制來維護新的政治秩序。強有力的政黨與有效的政黨制度，無疑是這種新的社會政治機制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維持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堅力量。程燎原、江山二位學者在研究了法治與政治權威的關系后，指出了政治權威在推進法治進程中的作用，即闡述或傳輸法治理念；制定法律和調適法度；循章守法和監督法律的施行。①看來中國法治建設不能沒有執政黨的政治權威。而實際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正是憑借自己的執政地位和政治權威，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法治化進程。她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并在短短二十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權威和政治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二、執政黨的權威必須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礎之上

　　我國法治建設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執政黨的政治權威。但是一個執政黨能不能徹底完成推進法治，并最終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