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新模式救助貧困人員經驗材料

　　1月13日，就讀于西南財經大學的籍學生唐金娥給法院寫了一封感謝信：“當聽到母親說父親因車禍喪生的案子得到司法救助時，我和在河南財經大學讀書的哥哥心里萬分感激……也許對別人來說，5000元不算什么，但對于十分拮據的我家來說，就是雪中送炭。”

　　這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市在全國率先啟動涉訴特殊困難人員執行救助機制的一個案例。近日，記者帶著“模式”是在什么背景下“破冰”、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效、是不是在為“老賴”開脫、是否會滋生法院執行不作為等疑問到實地展開調查。

　　困惑：執行難生存更難

　　現年78歲的浦周蘭是來賓鎮來賓村委會大塊田村村民，自從她患有精神病的兒子被同村村民李容高打死后，她便與在上學的孫子相依維命，靠種菜賣維持生計。**市法院雖然判決了李容高刑事附帶民事賠償1.8萬元，但李容高家僅有一間土屋，且年均收入不到600元。拿什么執行？這讓執行法官犯了難。從XX年開始，這個案子就“掛”起成了執行積案。

　　執行難問題不僅是長期困擾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突出問題，還是群眾反映強烈、社會關注的焦點、熱點問題。

　　全市140多萬人口中，有38.1萬貧困人口，貧困人口占**市總人口的26.71%，四分之一還多的貧困人口，使得法院涉訴特困人員案件也占有相當比例。截至去年底，**市法院未執結的578件積案中，申請執行人為特困人員的案件142件，占總積案的24.57%。這幾項數據表明：一是法院執行難，二是由執行難引發的涉訴特困人員生存難。涉訴特困人員打贏了官司，卻因被執行人無經濟能力執行等原因，而無法執行判決。本身就處于低保線的涉訴特困人員，身心受到傷害之后，在生產、生活等方面更加陷入困境。

　　已在**市法院執行局從事執行工作10年的孫亞東法官深有感觸地說，在執行案子的過程中，有些來申請執行的人車旅費都靠借，要求法院執行的愿望非常強烈。法官們去執行時，發現對方條件也非常差，把牲畜和家具等財產協商一個價格執行給對方，就會出現被執行人與法官發生沖突的事，每年都會遇到，有的執行法官甚至還被打傷。這不僅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且還嚴重損害司法權威，削弱了法院的執行能力，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嘗試：緩解“兩難”困境

　　大量的執行案件得不到解決，特別是涉訴特困人員，因法院窮盡了所有執行手段和執行措施后，被執行人沒有任何可供執行的財產，申請執行人得不到應有的損害賠償，不斷引發上訪、信訪等，這不僅使司法機關案件了結的功能受到削弱，而且極易引發新的社會矛盾。

　　究竟該怎樣破解法院執行難和涉訴人員生存難這座“兩難”冰山呢？

　　2011年7月，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許前飛在調研時思謀：以往，政府給筆錢，由法院發給有關案件當事人的做法解決不了實質問題。因為法院不是社會救助機構，什么樣的當事人才符合救助條件，在認定的客觀標準以及救助程序上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現在我省已有相對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什么不去依托它呢？再說，當財產權和生存權發生沖突時，生存權永遠高于財產權，司法必須關注民生。為此，他明確提出建立涉訴特殊困難人員執行救助制度的工作思路，并決定以**市作試點，探索開展這項工作。隨即，**市啟動了涉訴特殊困難人員執行救助機制。該機制在運作過程中，逐步探索出以黨委領導、政府主導、法院推動為基本思路，與民政、醫保等部門緊密溝通協調，以財政預算、社會籌集資金作保障，并與社會保障制度對接，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參與的運作模式。**市政府首撥50萬元作為該項工作的啟動資金，并從今年開始，財政每年預算安排5萬元，省高院和曲靖市中院分別注入資金30萬元和10萬元。今年1月，**市還向社會募集到救助金80多萬元，為涉訴特困人員執行救助機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去年12月2日，當浦周蘭接過執行救助金3000元時，不識字的她雙眼噙淚、百感交集：“我孫子王懷忠上高中的學費有著落了！我自己腳疼的老毛病也可以去醫院治療了！”**市民政局還給她享受了低保待遇，學校還為其孫子免除了學費和住宿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