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死刑復核制度原則少殺慎殺

　　清代秋審被視為國家大典，是對依律秋決但尚未執行的對象進行死刑復核的會審制度。其程序之嚴格、審議之慎重、情法之持平，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僅見。

　　清代州縣只有審理民事案件的自治權，刑事案件必須上報。簡略而言，對于死刑案件，州縣初審后，逐級報送知府、按察使、督撫復審。地方各級提出定罪量刑意見，督撫如無異議，即向皇帝奏報，并抄送副本與刑部分管司。皇帝收到督撫奏報后，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依律擬罪。若涉死罪，則納入秋審程序。

　　秋審主要確定死刑對象的類別，分為情實、緩決、矜疑三項，乾隆前期又加入留養、承祀兩項。若斷為情實，則執行死刑;緩決者繼續監侯，于次年秋審時再行議處;矜疑是可矜可疑的略稱(乾隆三十二年改為可矜)，符合此項者可獲減刑。留養是考慮到罪囚有贍養老病雙親的責任而免其死罪，承祀則是考慮到罪囚家族香火承續而免其死罪。

　　秋審大概可分為兩個階段。前階段為一至四月，書吏起草文案，分管事務的刑部司官(主事、員外郎、郎中)對文案進行增刪并附“看語”(判案意見)，最后交由刑部堂官(尚書、左右侍郎)批閱。最初的看語稱作“司看”，第二次為“覆看”，第三次為“總看”。司看用藍筆，覆看用紫筆，總看用墨筆。三看之后，還有堂官的批語，可說慎之又慎。后階段為五至七月，刑部將地方督撫審案結論與刑部看語對照，再分兩次會議(司官為主體的“司議”與堂官為主體的 “堂議”)進行討論，從而得出刑部的最終意見。隨后，刑部準備好文案，由九卿科道會審(九卿會審主要是形式上的意義，基本都會接受刑部意見)，定議后向皇帝報告(若大臣們意見不一致，則將正反觀點一并上奏)，由皇帝作出終極鉤決：予鉤(立即執行死刑)或免勾(暫不執行死刑)。

　　姑舉兩例。

　　光緒六年(1880)六月，安徽某縣人姚紹海途遇賣布褲的侄子姚本之，因侄子常不務正業，姚紹海懷疑其售賣布褲為贓物，詰問之，遂起爭執。姚紹海伙同侄孫姚得意將姚本之捆綁，打算帶回家訓斥。路上姚本之不服，高聲辱罵姚紹海，后者心中憤慨，欲殺之除害，即同姚得意斬殺姚本之。致命傷為姚紹海所致。

　　對此案，三法司擬律意見是“依故殺之法，絞”。此意見獲得裁可，姚紹海被判絞監候(死刑延緩執行)留待秋審。

　　秋審中，司看意見很簡單，只兩個字：“擬緩”。覆看批：“謀斃卑幼，情節較慘。惟釁起管教，死者臥地辱罵，已屬理曲犯尊。該犯有心致死，系由死者不務正業，恐被連累起意。尚可原緩。”總看則批：“死者并無為匪確據……該犯輒商同族人，謀斃其命，情節極為殘忍。似難以‘釁起管教’等詞，率行擬緩。仍記候彚核。”

　　司看與覆看都贊成緩決，總看卻看重該案件屬于極殘忍謀殺，且死者并無為非作歹的確據，因此不太贊成緩決，但并未給出結論，而是慎稱需要留待日后審核。

　　那么，堂官又是如何批示的呢?當時的刑部尚書張之萬批道：“總批是。難以原緩”。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其人系晚清律學名家)則批道：“謀殺雖較故殺情節為重，惟系臨時起意，與平素仇隙不睦、蓄意殘殺究屬有間。既無另有起釁別情，似或可寬其一線。記彚核。”尚書贊同總看而擬緩，左侍郎卻以“臨時起意”而希望“寬其一線”，堂官意見并不統一。

　　接下來的司議上，意見獲得統一：“情節較慘，姑以釁起管教并無詐賴別情，尚可寬其一線。仍恭候堂定。”司議結果與薛允升的意見接近，傾向于緩決。堂議記載暫缺。此案最終以情實上報皇帝，估計在堂議環節張之萬的意見獲得更多支持。光緒九年(1883)，皇帝鉤決結果為“予勾”，姚紹海被判執行死刑，此時離其犯案已過三年。

　　同在光緒年間，29歲的貴州綏陽縣陳姓丫頭因貧窮盜竊楊氏棺內玉鐲。依照清律，“凡發掘墳，見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見尸者，絞”，陳丫頭原擬絞立決(死刑)，后改絞監候(死刑延緩執行)。部議時有兩個細節引起爭論：一是該棺木浮厝，屬停柩淺埋，不同于已壘墳，也不同于未殯埋棺木;二是棺蓋未釘，陳丫頭無鑿鋸實跡。各官員就陳丫頭盜竊時有無見尸、盜浮厝棺物和盜墳冢在量刑上的區別、拾石墊起棺蓋摸竊與鋸縫鑿孔盜墓的區別反復討論，最后方定“可寬其一線，于黃冊內聲敘辦理”。所謂“聲敘”，又叫“聲請”，即將記有斟酌是由的紙片添附在奏報皇帝的題本中，作為附加說明。

　　通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的秋審制度，在復核死刑上確實慎之又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誤殺和亂殺，正如龔鼎孳所言，“務斟酌情法之平，使無倉卒鍛煉之憾”(這里的“情”，主要指案件具體情形、情勢，而不一定指情感、人情)。據學者孫家紅研究，有清一代，不完全統計大概有3/4的死刑監候犯人，在經歷一次或若干次秋審后，被免于死刑處罰。

　　對秋審制度的一個常見誤會是，終極鉤決權在皇帝手中，因此生殺大權全操于皇帝一人，不殺是“市恩”，殺是“乾綱獨斷”。這并不公允。誠然，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皇帝都掌握了殺與不殺的決斷權，但他并不能完全一意孤行。首先，判刑依據的律例，表面上由皇帝立法，實際上卻是歷代官僚共同體集體確定的精煉規范(日人寺田浩明有詳細論述)，皇帝也不能長期、任意地凌駕于律法之上。其次，律例之外，還有傳統道德規范，諸如“天命”、“仁義”等范疇，皇帝同樣不能超越其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皇帝本人沒有審判權，只有對大臣經過層層程序、集體討論之后提交的定罪量刑結論的選擇權與決定權，從而并不能如前蘇聯體制之下的斯大林一樣擁有無限裁量權。事實上，如果我們稍微涉獵一下清代帝王的鉤決記載，就會發現，他們旺盛的精力與審慎的態度，令人吃驚。

　　當然，清代秋審制度也并非無懈可擊。太平天國興起之后，“就地正法”被大規模實施，導致最高死刑復核權下移，造成濫用死刑。到了晚清，法學名家沈家本對秋審制度展開激烈批評，倡導改革。及至清朝覆亡，立憲共和，政體大變，秋審制度也被廢止。不過到1933年，學者董康還發表《論秋審制度與歐美減刑委員會》，冀圖部分恢復秋審制度。董康青年時激烈主張廢除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包括秋審)，而用西方法律制度取而代之，但在中年之后，他卻為秋審制度鼓與呼，是他糊涂保守，還是確實不忍見到傳統法制菁華被徹底毀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