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財稅改革“落地率”
導讀：稅制改革有序推進，營改增逐步擴大到全國范圍的交通運輸業、電信業、郵政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煤炭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推行以來，2019年全國征收煤炭資源稅333億元，同比增加 185億元，增長125%，減少涉煤收費基金366億元，總體減負181億元。以下是由第一范文網小編J.L為您整理推薦的如何提高財稅改革“落地率”，歡迎參考閱讀。
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稅體制改革備受社會關注。當前，哪些改革已經取得成效，哪些尚未落地、亟待推進?記者獨家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
深化財稅改革三大任務中，有兩項已取得實質性進展
“財稅體制安排在國家治理的總棋局中，它是一個最具‘牛鼻子’效果的要素，體現并承載著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等方面的基本關系。”高培勇表示。
2019 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為目標，提出了三大改革任務：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方案出臺一年多來，不少改革舉措開始落地，效果正在逐步顯現。特別是以新預算法正式實施為標志，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以營改增全面推進為主線索，稅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
“涉及預算和稅制領域的改革內容，既有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也包括實施路徑和具體舉措。有些內容，甚至細化到了預決算的編制方法，以及稅種構成要素等層面。”高培勇認為，正是改革總體方案“細”與“實”，在實際推進中“落地率”就比較好。
比如，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推進中期財政規劃管理，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等，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花錢不到位和“亂舉債”的問題。稅制改革有序推進，營改增逐步擴大到全國范圍的交通運輸業、電信業、郵政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煤炭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推行以來，2019年全國征收煤炭資源稅333億元，同比增加 185億元，增長125%，減少涉煤收費基金366億元，總體減負181億元。
營改增消除了重復征稅，為服務業發展帶來勃勃生機。數據顯示， 2019年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持續向好，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稅收增長23.8%，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稅收增長21.2%，互聯網及相關服務業稅收增長 19%。GDP中第三產業比重已經占到50.5%，比第二產業高了10個百分點;稅收占比達54.8%，比第二產業高9.7個百分點。服務業快速崛起，撐起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半壁江山”。
“今年將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這意味著全年減稅力度將達到幾千億元，對企業來說是真金白銀的支持。”高培勇認為，為了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中央決定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以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彰顯了政府推進改革的決心與擔當。
央地財政關系調整，亟待精確發力和精準落地
“當前，深化財稅改革最亟待精確發力和精準落地的，當屬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調整。”高培勇指出，迄今的財稅體制改革進程尚不夠均衡，有別于預算改革、稅制改革在改革實施層面取得的實際進展，作為深化財稅改革的三大任務之一，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相對滯后。
高培勇認為，央地財政關系的調整之所以相對滯后，同改革內容設計不夠詳實具體相關。就央地財政關系調整的兩個主要線索而言，無論是“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還是“合理劃分各級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其內容都是比較籠統的，基本停留在總體規劃層面。至于具體該如何去做，則沒有進一步提及。
比如，究竟哪些稅種劃為中央稅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哪些稅種劃為地方稅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哪些公共服務項目屬于區域性質、該明確為地方事權?哪些公共服務項目屬于跨區域性質、該明確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顯而易見，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這些問題都是躲不開、繞不過的，必須要搞清楚。
“還應當看到，本輪財稅體制改革的三方面內容不是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有機聯系、相互貫通的統一體。如果一個方面的改革相對滯后，不能與其他兩個方面步調一致、形成合力，則會影響改革的總體效應。”高培勇表示。
事實上，央地財政關系調整的相對滯后，已經對財稅改革的整體推進產生了“瓶頸”效應。作為稅制改革中的一條主線索，營改增直接牽涉到地方主體財源結構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和調整非權宜之計，應建立在體制性安排的基礎上。還有，作為預算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政府性基金預算等非一般公共預算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當然要牽動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尤其是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關系格局的調整。這種調整屬于重大利益分配，也要建立在體制性安排的基礎上。倘若央地財政關系調整相對滯后得不到及時扭轉，本應發揮的“牛鼻子”效應有可能變為“拖后腿”效應。
以“分稅制”為基礎，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抓住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地方稅體系等關鍵性問題加快推進。”高培勇認為，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地方稅體系，都屬于央地財政關系調整范疇，關系到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發揮，需要扎扎實實落實到位。
如何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提高改革“落地率”?日前出臺的《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和樣本，很多地方值得借鑒。
稅收征管體制改革，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次發布的方案，是在發揮國稅、地稅各自優勢的前提下，推動服務深度融合、執法適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并以此為基礎，通過理順征管職責劃分，不斷推進稅收征管體制和征管能力現代化進程。
國地稅兩家是“合作”非“合并”，意味著國地稅機構分設的格局不會變，這給廣大稅務干部吃了一顆定心丸，穩定了“軍心”;國地稅機構分設，也意味著中央與地方是“分稅”非“分錢”，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基礎不會變;國地稅機構分設，還意味著要更好地發揮“兩個積極性”非“一個積極性”，央地財政關系調整的基調不會變。將三個層面的內容相互貫通、聯系起來，可以看出，這一輪稅收征管體制改革，是基于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而進行的，是下一步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正式啟動的序曲，更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項基礎工程。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目標的實現，是建立在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基礎上的。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保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更離不開地方上你追我趕、競相迸發的創新和競爭力。”高培勇認為，突破央地財政關系調整的籓籬，應當從凝聚共識入手，不能以傷及地方積極性為代價。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有利于完善地方稅體系，改變地方財政收支管理權和收支平衡權長期“缺位”狀況，從根本上解決“打醬油財政”——給什么錢、辦什么事，或給多少錢、辦多少事的問題。
“把央地財政關系調整落實到位，已經是箭在弦上、刻不容緩。具體操作方案應取得地方政府的廣泛認同和積極配合，在中央和地方的有效互動中最終形成。毫無疑問，這項任務異常艱巨，但我們別無選擇。”高培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