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世界經濟學原理
經濟學原理是反映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經濟學科學規律，由經濟學概念、范疇與范疇體系組成。今天第一范文網小編整理了世界經濟學原理的一些文章，希望對你有幫助。
世界經濟學原理篇一
經濟學這個詞源于希臘語，意為“管理一個家的人”
在一個家庭面臨許多決策時，它必需決定哪些家庭成員去做什么，以及回報每個家庭成員得到什么，誰做飯?誰洗衣服?而誰能在晚餐時多得一個甜筒?簡而言之，家庭必須考慮每個成員的能力，努力和愿望，在各個成員中配置稀缺資源。
同樣，一個社會也面臨許多厥詞，社會必須要一個人種糧，做衣……一旦社會分配人們去做各種工作，也該分配他們生產的物品與勞動量。
由于資源稀缺，社會管理就顯得尤為重要，稀缺性(scarcity)是指社會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一個社會也不能給每個人他們向往的最高水平生活。
經濟學(economics)研究社會如何管理字節的稀缺資源。多數中，資源是由成千上萬家庭和企業共同行為來配置的。
因此，經濟學家研究人們如何去做出決策，他們工作多少，購買什么，儲蓄多少，以及如何將這些儲蓄用于投資。經濟學家還研究人們互相交易。例如，經濟學家探討一種物眾多的買著與賣者如何共同決定這種物品的銷售價格與銷售量。最后經濟學家的工作就是分析影響整個經濟的力量和趨勢，包括平均收入的增長，找不到工作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以及價格上升的速度。
而以上這只是經濟學所研究的一種方面。
個人做出決策的四個原理：
1.1.1原理一：人們面臨權衡取舍
為了得到我們喜愛的一樣東西，通常不得不放棄另一件我們喜愛的東西。做出決策要我們在一個目標和另一個目標之間取舍。
社會棉鈴的另一種權衡取舍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間的。
效率(efficiency)是指實惠能從其稀缺資源中得到最多的東西。平等(equity)是指將這些資源的成功公平的分配給社會成員，換句話說，效率指經濟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配這塊蛋糕。在設計政府政策時，這兩個目標往往是不一致的。比如現在我們共同富裕這個目的在于實現更平等的分配經濟福利政策。某些此類證詞如福利制度或失業保障，是要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社會成員。而現在我國GDP數據如此好看就是塊大蛋糕，而社會在于權衡取舍的天枰上就傾向于了效率，而稍稍忽視了平等。
另一方面，另一政策，如個人所得稅，是要求經濟上成功人士對政府給予比其他人更多的支持。雖然這些證詞對于實現更大的平等有好處，但它一降低效率為代價。當政府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給需要的人時候，就減少了他們對于辛勤工作的獎勵;結果，人們的工作少了，生產的物品與勞務也少了。
換句話說，當政府要把經濟蛋糕切得更均等的小塊時，這塊蛋糕的本身也就變小了。
或許，我單純的認為，我們的社會將這兩種政策換個位置，相同的權衡取舍，也許能取到更好的效果?去另一個角度增加蛋糕的大小，而我們不應該由于幫助了窮人扭曲了工作激勵而忽視那些成功的人。
所以說，認識到生活中的取舍是重要的，因為人們只有在了解了他們所面臨的選擇才能做出良好的決策。
世界經濟學原理篇二
曼昆的《微觀經濟學分冊》告訴我們，由于對于市場產品價格的話語權存在本質上的差別，壟斷企業的產品價格要高于其邊際收益，產生了超額壟斷利潤，這種利潤是以抑制有效需求，減少社會福利、產生無謂損失為代價的，是一種市場不合意的行為。因此，一個講公平負責任的政府應對于市場壟斷進行必要的干預，維護公眾利益，增進民眾福祉。針對國內壟斷行業目前存在的權責不清、企政不分、管理成本過高、名義虧損個人流油、價格聽證走過場等種種怪象，筆者認為政府至少應在以下幾個重要方面有所作為：
一、建立明晰的現代權屬關系。針對國內的供水、供電、供氣、固話、鐵路、航空、石化等壟斷行業，由于其一次性建成成本巨大，技術門檻和綜合協調要求很高，歷史上已形成了國家自然壟斷。這些行業機構人員冗腫、管理成本居高不下、運行效率低下成為制約行業發展的一大通病，不從體制權屬改革促進市場競爭的根本上入手無法治療歷史頑疾。有效的做法是，將這些行業的固定產權和經營權進行剝離，管線、設備、鐵軌、采油井等固定產權歸國家獨有，經營權全面向社會掛牌出讓，擴大民間財富投資途徑，允許民營資本進入水電氣、電信、石油開采、鐵路運營等行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在經營權同產權剝離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分工，促進市場調節功能的完善，將經營權中的生產權和銷售權進一步剝離，兩權均交由社會化資本去公開運作。同時，制定國家緊急狀態物權征用法，在遭遇戰爭、重大天災等突發狀況下保留國家緊急征用和托管公共資源和戰略物資的權力，以保護國家重大利益和生存安全。
自然壟斷行業權屬關系的剝離，雖可以較大節約管理成本，更大地發揮市場調節機制，但缺點是由于產權歸國家所有，企業往往沒有科技發展、升級換代的更新動力，而政府也不會主動去升級設備和更新管網設施等。導致的結果是，由于設備老化，系統可靠性和運營效率降低。為解決這一矛盾，按權屬關系，應由各級政府編制相關行業的設施設備更新、升級和發展規劃，報送國家審批或備案，設備更新和設施建設嚴格按批準的規劃實施，以上規劃內容的調整和修編須立法加以規范。同時，按屬地化管理原則，由當地政府成立專門機構或單位負責國有固定資產的全天候日常維(養)護管理。
對于金融、電信(固話除外)等其他非自然壟斷行業，進一步擴大政府特許經營范圍，允許社會資本興辦私人金融、私人電信業務，逐步破除壟斷現象，最終完全實現市場化競爭，對于國有和私有企業在政策上實行同等國民待遇。
二、建立嚴格的激勵、問責和考評機制。作為一名現代自由經濟的鼓吹手，曼昆指出政府運營壟斷行業的水平低下和無效率，雖然也強調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但其偏重于依靠市場機制解決的意圖明顯。由此較易得出“國次民優”的一般結論，筆者認為，其易產生一定的誤導性。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有壟斷效率低下除了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機制外，另一關鍵是沒有建立責權明晰的激勵、問責和考評機制。
民營之所以效率較高，重要的原因是其責權明晰，管理者的責任是為董事會創造利潤，企業經營狀況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管理者的任免和收入，責權模式簡單而有效。國營之所以效率低下，是因企業責權不明晰，導致沒有嚴格科學的激勵和問責機制。首先是沒有一個很好的人才選拔制度，在現有的注重裙帶和資歷的官僚體系下，管理人才很難脫穎而出;其次是管理者只需向上級領導負責，而不需向國家負責。國內人治的特點，企業經營的好壞并不影響管理者的職務和待遇，而在于是否上層領導滿意;三是政企職責不分。管理者在決策中需頻繁向上請示，政府干擾企業經營現象嚴重，往往錯失市場良機。四是黨企職責不分。黨務干擾國營企業正常經營情況成為常態，管理者經營手腳很難施展。
針對壟斷國企責權弊端，可采取以下措施應對：(一)建立國企用人失察責任追究制度。科學制定管理者選拔標準，用人面向社會，體現公平、公正和公開，對于用人不當，造成國企損失的，從嚴追究上級用人主管部門領導的責任。(二)制定更加統一的合理科學的量化考評制度。由國務院制定壟斷國企的業績考評綱要，國家各行業部委依綱要和行業特點制定行業考評細則，量化到具體操作，考評業績同企業管理者任免和待遇直接掛鉤，任何壟斷企業和地方部門不得隨意放寬考評標準。(三)實施異地考評制度。由國務院專門機構牽頭，跨區域甚至獨立第三方進行業績考評。盡管可能會增加一定的行政成本，但可有效杜絕地方利益共生的不良考評現象;(四)規范對企業管理者的日常監管。在賦予企業管理者人、財和物管理權的同時，政府委派精通業務的技術干部負責對于企業管理者行為的日常監督，派駐人員參照公務員實施管理，其收入由財政負擔而和企業脫鉤，同時，對于企業管理者和監督人員實施個人和家庭財產公示和審計制度。
針對社會資本進入傳統壟斷行業的民營企業，政府需要加強合同管理，實施日常行為監管，堅決維護公眾利益。(一)完善各項管理制度。由國務院牽頭，各行業部門制定企業經營行為準則、合同規范和監督規則，出臺細化到數量的考評標準，任何壟斷企業和地方部門不得隨意放寬標準;(二)實施每半年度監評制度，重點對企業是否損害公眾利益行為進行監測和評估，監評結果直接與企業特許經營權和獎罰相掛鉤，監評結果向社會定期公開;(三)對于政府監評人員實施嚴格的個人和家庭財產公示和審計制度。
三、構建科學的壟斷價格管制體系。(一)建立精干、高效、快速、客觀的壟斷行業價格測算機構。由國務院成立這一機構，直屬國務院高層管理，成員由精干的物價、統計、財會、審計等專業人員組成，分設數據采集、數據分析和數據核算三個部門，采集部下設各片區的價格調研隊，調研隊實施垂直直屬，由國庫直接撥款運作。分赴各地的調研隊第一手現場搜集當地壟斷行業的成本數據，這些數據不經地方政府和部門直接匯總至國務院采集部門，交由分析部門進行分析和評估，初步確定各地價格成本，然后初步成本送核算部進行核驗，最終確定各地成本，同時，對于信息的詳實程度實施嚴格的責任追究。(二)建立將各地成本核算數據信息定期向社會公開披露制度。由國務院專門機構直接確定的成本每月度向社會進行公示，信息實施陽光操作，接受群眾和媒體監督，發現問題，及時調查和更正。(三)本著公平、高效、規范、透明的原則，立法制定壟斷行業的價格確定、浮動和調節政策，在信息公開的基礎上完善現有的地方價格聽證程序，在法律上保障群眾的價格話語權。(四)對于金融、電信(非固化)等非自然壟斷行業的價格成本核算，在維護公眾利益的前提下，允許企業在法定的范圍內有一定的微利空間，以進一步吸納社會資金，促進行業的競爭發展。(五)《微觀經濟學分冊》表明，自然壟斷行業由于邊際成本曲線在平均成本曲線的下行，合意的價格均衡點將導致企業的負利潤。因此，為維持自然壟斷企業的正常生存，國家可以考慮將非自然壟斷行業的超額稅收用于自然壟斷零利潤狀態的財政補貼。另一種解決途徑是，自然壟斷行業的定價水平向非自然壟斷行業看齊，保持價格水平的微利狀態，微利部分的超額稅收用于中低收入困難家庭的財政補貼。(注：經濟學中的利潤是指考慮機會成本影響的利潤，而非財務專業所指的利潤)
綜上所述，國內壟斷行業的破冰之旅是一場涉及面廣、層次較深的系統改革，以上的權屬、權責和定價等重要改革內容之間是互相關聯，盤根錯節，改革的難度頗為艱巨，需要的是管理層的魄力和智慧。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只要我們的管理層心中真正放著民眾福祉，真正抱有塑造一個民富國強的大國理念，壟斷行業的改革進程是雖任重而道不遠。問題是，在現有的上層建筑框架內，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世界經濟學原理篇三
關于經濟增長率的重要性，蘇聯之外另一個例子是東歐。《經濟學：原理與政策》第9章第2節引用1999年至20xx年的三篇報道，作了一個專欄“在‘休克療法’之后波蘭的經濟穩步增長”。里面說：
“波蘭用了十年的時間與一個長期以來生產能力低下、守舊，且管理不當的經濟抗衡，這種經濟一直試圖從火柴和食鹽等物品的短缺中走出來。波蘭向西方尋求建立貨幣、預算、貿易以及合法政體等方面的幫助。波蘭是唯一經歷了快速增長的轉型經濟：實際GDP在1999年比1989年增長了28%，每年的平均增長率為5%(按：原文如此)。經濟的自由化使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得以不受限制地以任何可行的價格水平出售商品。如今，全國超過65%的GDP都來自私營部門(1989年僅為16%)，而波蘭超過半數的工人都為私營企業所雇用。”
我不禁要啞然失笑。為什么只舉波蘭作例子，不提俄羅斯、烏克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等等?東歐和原蘇聯轉向資本主義的國家共有25個，正如引文所言，其中波蘭是唯一經歷了“快速增長”的。其實，波蘭是這25國中唯一一個1997年實際GDP超過1989年水平的!以1989年為100，1998年產出最高的是波蘭，119;最低的是格魯吉亞，34.3;中間的有捷克(95.8)、俄羅斯(52.0)、阿爾巴尼亞(79.1)等(毛增余《斯蒂格利茨與轉軌經濟學--從“華盛頓共識”到“后華盛頓共識”再到“北京共識”》表4-1，資料來自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如果舉波蘭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會丟資本主義的面子，所以鮑莫爾、布林德很策略地舉了波蘭，而對其它24個國家一字不提。這種選擇性報道，是需要一點曲學阿世的精神的，--正像毛主席說的，人總是需要一點精神的呀!由此可見，雖然這兩位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態立場比曼昆溫和一些，但還是很堅定的。
波蘭的經濟增長率，在1995-1998年分別是7.0%、6.1%、6.9%和6.5%。光看這些數據，會覺得波蘭確實發展得不錯。然而 1990年和1991年是-11.6%和-7.0%，因此波蘭的“快速增長”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復性的，像中國在“三年自然災害”后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一樣。現在中國說高增長不好、尤其是以此為理由懷念毛澤東時期的人，如果穿越到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中國或者休克療法中的蘇聯東歐，不知會怎么說?
另一個例子是亞洲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1990年代初四小虎發展得比中國快：1990年四國的經濟增長率分別是 11.6%、9%、7.2%、3%(菲律賓確實是四小虎中最差的)，而中國只有3.8%(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 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一個親戚當時是很羨慕四小虎的，認為中國沒前途。那時蘇聯東歐的“民主運動”正在如火如荼之中，中國共產黨如果不采取主動行動，恐怕用不了多久也要完蛋。形勢嚴峻，以至于鄧小平南巡的時候都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么可以擔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鄧小平這是坦率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建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上。不但不增長不行，增長慢不行，而且增長得不如最快的快都不行。“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點大概許多人都能想到，但以這么直白的語言講出來(南巡講話里像這樣露底的話還有不少，例如“不爭論”、“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么平平靜靜、穩穩當當”、“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就是小平同志的獨特之處了。
南巡之后，中國經濟驟熱，增長率從1992年起就超過了四小虎，連續5年達到雙位數，然后朱鎔基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不過1992-1996 年四小虎的增長率也不低，不時達到8%以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一來，四小虎趴窩了，1998年增長率暴跌到-10.5%、-7.4%、- 13.1%、-0.6%。與此同時，中國猛吆喝人民幣不貶值掙足了面子，“保八”保在了7.8%。世界人民這才第一次發現，原來中國在經濟上也是個“負責任的大國”。
現在四小虎又起來了，--搭中國的車。我的一位同事的夫人，就在菲律賓參加中國國家電網的工程。陳經兄在《“全球競爭力報告”的全面解析》中曾經指出，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技術指標有一半來自“信息與通信技術次指數”，而滑稽的是：“這個指數算得全是人均數據，百萬人口‘手機、電腦、上網、電話’各分項數據加加總，還有什么政府上網辦公指標。這相當于中國幸幸苦苦搞通信產業有成果了，從摩洛哥納米比亞等國換原油，便宜賣給他們手機電腦上網等電信設施，讓它們十分之一的人用上了手機電話等通信產品，于是中國的‘信息與通信技術’得分反而還不如這些買產品用的國家了!”所以我們可以期望菲律賓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將大幅度上升。說不定還會超過中國，又為唱衰派、民運人士提供了彈藥。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的親戚嘛，他再也不說四小虎比中國好了。
日本的經濟史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眾所周知，二戰后日本創造了經濟奇跡。根據CIA的介紹，日本在1960年代的平均增長率是10%，1970年代是5%，1980年代是4%。1968年，日本超過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第二大國。我上中小學的時候，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達到了歷史性的高峰。 1985年日本躍居世界最大債權國，同年美國淪為世界最大債務國。1987年，日本人均GNP超過美國，在主要發達國家中名列第一。1988年，日本匯率 GDP達到西德、英國和法國三國之和，超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當時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世界人民大概都把日本人看成了神仙，覺得他們干出什么事來都不奇怪。日本人也開始對美國說“不”，仿佛洗雪戰敗的恥辱就在眼前了。美國人又想起了珍珠港，愛國熱情被激發了出來，用精英的語言說，就是美國人在搞“狹隘民族主義”，缺乏“大國心態”。《經濟學：原理與政策》全書的最后一幅漫畫是轉引自1992年的《紐約客》的，一個人對另兩人說：“但我們并不只是討論關于購買汽車的問題，--我們正在討論的是如何面對這個國家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問題。”
1990年何新在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先生談話時提到，在西方雜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說：“如果中國的人均GNP達到日本的一半，甚至1/4，你們就會感到壓力沉重，就會擔心失去對亞太經濟的主導權。” 根據IMF的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當時日本的匯率GDP是3.031萬億美元，將近中國0.388萬億美元的8倍，人均更是中國的72倍!現在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人均GDP達到日本的1/4意味著總額超過日本的兩倍。在1990年看來，這話簡直跟白日做夢一樣。其實當時中日的差距并沒有表面上那么大，1990年日本的PPP GDP只是中國的1.44倍。考慮到這是在中國PPP GDP縮水40%前的數據，或許應該是2.40倍。不過大多數人并不知道PPP，只記得一個日本人的產出抵得上近百個中國人。
可是世界變得真快。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日本就此陷入長期蕭條，整個十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7%。現在日本匯率GDP占美國的比例又跌回一半以下，也沒有人再吹“日本第一”了。考慮到40%的修正，20xx年中國的PPP GDP超過了日本：中日PPP GDP分別是5.933和3.383萬億美元，中國乘以60%后得到3.560萬億美元。有趣的是，當時并沒有多少人注意此事，而且中國崩潰論還是非常流行的，我20xx年剛到美國在書店注意到的第一本關于中國的書就是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此書斷言：“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 年……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并開始崩潰，時間會在20xx年北京奧運會之前，而不是之后!”真是人生如夢啊!
20xx年中國和日本的PPP GDP分別是7.043和4.417萬億美元，中國人均GDP仍然沒有達到日本的1/4。即便如此，日本的思潮也已經在轉向。著名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以前是很反華的，20xx年曾斷言：“‘一國兩制’在5年后將徹底失敗;聯合國若不承認中國臺灣，只能反映出聯合國的不合時宜，而失去這個國際組織的成立意義。” 20xx年他卻“覺悟”了，提出了如下的對日本將來的定位：
“照此發展下去，20xx年以后，日本的GDP可能將是中國的10%左右。回顧過去20xx年的歷史，日本國力的規模大概也就是中國的10%的程度，有所不同的只是明治維新以后的140年時間。也就是說，從歷史角度而言，日本回到了正確的‘相對關系’上，因此絕無悲觀的必要。所謂‘10%國家’，正如美國與加拿大、德國和瑞士、以及德國和丹麥那樣的關系。加拿大、瑞士和丹麥并沒有任何低三下四的感覺，而是帶著自豪感與比鄰大國相處，并利用相鄰的大國。日本也必須以建立與中國的這種關系為前提，制訂今后的國家戰略。此外，企業也要努力活動，以求得在這一巨大市場的活躍地位，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考察整個世界，日本的生存之路別無它途。在這一世界上，日本沒有必要宣揚‘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虛名。不要再有無謂的受害者意識，陷入狹窄的國際視野，而是要建立客觀的世界觀，制訂能夠利用這一世界來實現繁榮的戰略，這正是今天的日本所需要的。”
對此我只能說：日本人民還真是從善如流啊!中日解開歷史心結，“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原來我覺得是不可能的，現在卻覺得有可能了：日本像這樣認輸之后就行了，只有歷史的勝利者才能寬宏大量、不為已甚。元朝和清朝時民族壓迫都非常嚴重，而漢族現在卻笑著對蒙古族和滿族說：“我們是兄弟。”
讓我們在這里討論一下中國匯率GDP何時超越日本。20xx年中日匯率GDP分別是5.103和3.249萬億美元，日本是中國的1.57倍。日本經濟多年不振，20xx年增長1.9%，剛好是中國的零頭。假定中日實際增長率之差保持在10%，如果不考慮通脹和匯率變動因素，那么中國趕上日本需要 5年。不過日本的通脹遠低于中國，匯率又高于PPP水平，日元長期而言有貶值的趨勢，這兩點都有利于縮短趕超時間。更有意思的是20xx年中國會進行第二次經濟普查，可望又搜出十幾個百分點來。把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我覺得20xx年是一個中庸的估計。但是普查結果的公布時間是20xx年，也就是說，只有在趕超發生之后我們才會知道。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不過，作為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明，中國等得起。
增長率的起伏也會顯著地影響我們對美國的看法。1997年后中國經濟陷入低谷，在7-8%之間苦苦支撐。與此同時，美國在發達國家中一支獨秀，互聯網革命帶動經濟以4-5%的高速發展，許多人歡呼“新經濟”打破了傳統的經濟規律。中國只比美國快平均3個多百分點。1999年剛好是中國最慢(7.1%，第一次經濟普查后修正為7.6%)而美國最快(4.5%)的一年，差距小到只有2.6%(在當時看來)。按照“70法則”，3%的增長率差別意味著20xx年比例才能翻一番。而在當時看來連這樣慢的速度都不見得能保持，難怪唱衰的聲音甚囂塵上，許多人覺得120xx年都趕不上美國了，許憲春“美國增長一個百分點相當于我們增長9個百分點”這樣荒謬的論證方式都有人相信。所以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對于中美經濟比較是很沒興趣的。滑稽的是，后來我的興趣被提起來，還是因為美國房東多次告訴我，在美國媒體上對中國的報道越來越多。《紐約時報》幾乎是天天都有，例如Nicholas D. Kristof先生充滿歷史憂患意識的《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云》。這時我才注意到，小布什上臺后新經濟神話破滅，美國經濟回到了0-4%的增長水平;同時中國經濟迅猛提速，增長率差別再次拉大到7%以上，甚至直沖10%而去。趕超的預期時間一下子縮短了三倍，中國和世界的輿論沸騰了起來。房東的女兒曾帶來一位和她差不多同齡的玻利維亞女性朋友，她在喝了點酒后說：“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China takes over the US, to show off!”我才忽然發現，天下發展中國家人民是一家啊!民氣可用，民氣可用!希望當這一天真的到來的時候，南美人民真能配合我們，建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
經濟增長率還會影響我們向世界學習時的心態。如果近幾年中國的增長速度仍然在7-8%之間徘徊，那么想必會有很多精英建議我們向俄羅斯學習：人家自從1998年金融危機以來保持了年均7%的增長率，而且還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哪(《中國經濟為什么被俄羅斯迅速超越?》)!如果中國真的再次 “以俄為師”，那可就不得了了，也要迅速私有化、搞“休克療法”，--不知精英們是作好了自己休克的準備，還是作好了趁別人休克的時候搶劫的準備。可是現在民運人士在推銷激進改革方面，就處于很尷尬的失語狀態。讓增長10%的去向7%的學?雖然精英們臉皮很厚，但是畢竟中國人不是那么容易忽悠了。俄國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國人高?你才知道啊，蘇聯時期高得更多呢!
還有造勢高手印度，在經濟實績和中國相去甚遠的情況下都能吸引到和中國差不多多的眼球。1980年代中國人經常反思，自我批評說不要老是縱比，不要一橫比就比增長率、非要比絕對值就和印度比，應該多和發達國家比絕對值。印度人民的心態卻好得驚人：既喜歡縱比，也喜歡和中國比增長率，如果增長率比不過就比增長率的增長率(我想大多數印度人應該沒學過微積分，不過這并不能阻止他們無師自通領悟求導的道理)，如果還比不過就比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排名、吸引到的眼球數量等等。總之，“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肯定是最好的。評論家們為了“客觀公正”，還總要政治正確地說：“中印兩國應該互相學習。”對于一些更加注重政治正確的人來說，印度的9%是民主的勝利，中國的11%是專制的罪惡。我完全相信他們是真誠的，絕對沒有搞雙重標準，--因為他們只有反共這一重標準。真要是印度增長率超過中國了，解放軍還不立馬倒戈啊?可是現在中國人民在罵政府之余，從來沒有把印度作為光輝榜樣，反而經常對印度冷嘲熱諷的，幾位著名的哈印人士為廣大群眾帶來了許多歡樂。老實說這樣也不厚道，中國和印度都是歷史悠久的泱泱大國，要和諧，要和諧。
以前見過這樣一個說法：當代的中國人在一生之中生活水平提高了上百倍。我當時以為是比喻，后來才發現可能是事實。2的七次方是128，人均GDP翻七番就達到了一百倍。改革開放前1952-1978年GDP平均增長率是6.0%(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增訂版)》表3.1)。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xx》中1952年的GDP和人均GDP推算出1952年的人口是5.71億。又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xx》中從1978年開始的人口數據1978年是9.63億，比1952年增加了68.6%，年均增長2.0%。由此可見1952-1978年人均GDP平均增長率是4.0%，按照這樣的速度，翻一番需要20xx年。改革開放后，1978-20xx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7%。20xx年人口13.21億，比1978年增加37.2%，人口年均增長1.1%。人均GDP年均增長8.6%，翻一番只需8年，大大快于毛澤東時代。如果繼續保持這個速度，那么對于一個出生于1962年的人來說，改革前翻一番20xx年，加上改革后翻六番48年，總共66年，確實是人的一生!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們立刻會問了：怎么能簡單外推呢，這樣的發展速度可持續嗎?
對此，我以前的回答是明確的：不可持續。原因就是我在1999年12月31日寫的：“中國的速度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是起點低，另一個是以前的體制太差，體制改革即可釋放生產力。但是以后這兩點因素的作用會越來越小，象改革之初那種高速度難以再出現了。”當時我不懂什么經濟學，這些其實都是聽汪丁丁這樣的學者們說的。當然這兩點完全符合常識，象我這樣的精英型憤青(尤其是象薩哈羅夫一樣沒學過經濟學的)，沒有理由不信啊。當時看朱鎔基搞得簡直是遍地干柴烈火，會不會內戰還不好說呢，只顧琢磨政治轉型了，哪還有心情注意經濟?
誰知干柴烈火一直沒著起來，中國經濟反而象火車一樣提速了。似乎還是輛灑水車，把干柴都澆濕了。現在我相信：不是我瘋了，而是半吊子的經濟學家們瘋了。